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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兴培:论刑法学与犯罪学研究的整体互动

更新时间:2013-05-30 09:27:58
作者: 杨兴培  

  

  【摘要】在中国,犯罪学与刑法学彼此分离各自为“家”,导致了中国社会过于看重严刑峻法而忽视犯罪原因,使得犯罪虽受到严惩但犯罪情势依然十分严重。如何扭转这一现象,尽快使刑法学惩罚犯罪的研究与犯罪学预防犯罪的研究相互结合,构筑刑法学与犯罪学整体相互联动的格局,是中国社会实现社会稳定的现实政治需要,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要求,更是中国社会通过历史反思对历史的经验与教训进行总结的必然趋势,从而实现使中国的刑事政策从刑事惩罚为主到刑事预防为主的战略转移,刑事法理论对犯罪构成和刑事责任的重点研究为主要转移到对犯罪原因和犯罪预防为主的研究重点上来,以此迎接一个国家繁荣昌盛但犯罪并不猖獗疯狂的时代的到来。

  【关键词】刑法学;犯罪学;整体互动;犯罪原因;犯罪控制

  

  在中国,犯罪学与刑法学彼此分离各自为“家”,导致了中国社会过于看重严刑峻法而忽视犯罪原因,使得犯罪虽受到严惩但犯罪情势依然十分严重。其实就其本质而言,犯罪学与刑法学本为一家。本为一家,何以分离?中国社会何以在实践中如此喜好严刑峻罚,在理论上如此看重刑法学,在实践中如此看重重罚,实际上有着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

  

  一、中国社会严刑峻法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分析

  

  (一)深受中国传统重刑轻民法文化浸淫、统治需要靠强力压服观念影响的历史原因

  有学者指出:“中华文明一开场,就充斥着一股肃杀阴森之气,残酷的刑法统治迎面扑来:从皋陶作刑,到禹刑、汤刑、五刑、九刑、吕刑,尽管有周礼,但出礼就得入刑,其后依然是铸刑书、铸刑鼎……乃至从秦汉律一直到《大清律例》,哪一部不是刑法典!……所谓德主刑辅,也就是一种包装,就如外儒内法,中华法系的核心其实为‘刑’。有学者经过研究后指出,中文‘法’字的本义,就是‘刑’,包含一系列令行禁止的刑罚;而西文‘法’字的涵义,却是正义、权利、契约,古希腊有关城邦的法律及古罗马法、日耳曼法的核心内容都是如此。”[1]同时在中国古代,刑法和刑法学如此繁荣昌盛是与中国历史上长期盛行的律法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有着悠久的刑法文化的传统。中国古代有法律,但中国古代有无法学?中国的法制史学界一直有争议。面对中国厚重的历史,也有学者尖锐地指出:“中国人有天文,但没有天文学;中国人有数字,但没有数学;中国人有语言,但没有语言学:中国人有物理,但没有物理学;中国人有炼丹,但没有化学;中国人有栽培,但没有植物学;中国人有驯养,但没有动物学;中国人有生物,但没有生物学;中国人有建筑,但没有建筑学;中国人有桥梁,但没有桥梁学:中国人有音乐,但没有乐理学;中国人有绘画,但没有美术学;……”[2]此话当然不无偏激之处。但我们从中是否也可获得某种启示,中国自古以来有律而无法,有律法而无法律,有法律而无法学。正因为如此,具有暴力功能的刑法一路欢歌,呼啸直前,在已有律法的基础上稍加演绎,就成了法律学。也正为如此在中国的刑法史上有一点人们不会发生怀疑,一本《唐律疏议》远远比其他所有刑法思想更能引起后人的关注,其影响源远流长。一部中国法制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刑法史。而一部中国刑法史就是一部统治阶层、统治集团以刑罚为工具进行严刑峻罚的历史。尽管各个历史朝代总有智者贤者提出刑政的最大要务在于如何防止犯罪而不在于如何惩治犯罪,古人曰:“治国之要,刑非所先”,[3]但在中国古代,这种声音不过沧海一粟,杯水车薪。并受时代的历史限制,一有风吹草动,也不问风从何来,草有何动,统治者们总是喜欢快刀斩乱麻,最终的目光还是聚焦在严刑峻法上,刑法在统治者眼里是“玩具”,但抓在手中就是“工具”,到最终却还是历史的“杯具”。于是乱世用重典就成了中国始终逃不掉的历史宿命。有学者曾经感慨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有罪恶,却无罪感意识;有悲剧,却没有悲剧意识的时代。”[4]由此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有“繁荣昌盛”的犯罪现象,但却没有繁荣昌盛的犯罪学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二)刻意强调犯罪的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不愿触及犯罪根本原因的观念影响

  犯罪本是一种社会的副产品,犯罪的原因在任何社会形态下总是复杂多样的。没有人生来就是犯罪人,犯罪总是人后天的社会行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犯罪的根本原因总是存在于与他相辅相承的社会制度本身。根据当今世界成熟理论对犯罪原因的分析,社会环境对犯罪的发生起着重大的推动和影响作用。对犯罪原因的研究与分析,总会涉及到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统治者的管理能力,这是对犯罪原因进行研究的必然路径。然而这对于任何统治者来说又是任何犯罪研究中的大忌。历史上的统治者总以为自己是真龙天子,是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的“天使”,自己的治理是最好最得人心的。即使偶有的“罪己诏”也不过是一种骗人术而已。社会之所以有犯罪,犯罪的原因最主要的在于犯罪人本身,所以严惩不贷是必然的结局。这样犯罪学与刑法学就分野了。剩下的就是如何利用刑罚来惩罚犯罪人了。

  从世界范围来看,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以来,产生了一股刑法理论应当关注社会、关注人权的人文主义思潮。尽管这人文关怀精神在现实的世界中并非一路顺风,资本主义兴盛过程中也曾充满着腥风血雨,垄断资本主义也曾孕育出了法西斯怪胎。但我们应当承认,二次世界大战后并以此为分水岭,刑罚应有的人文关怀精神又开始复兴,并取得了普及整个世界的覆盖性。但在中国,一九四九年的那场革命,由于意识形态的根由使我们跟前苏联接近了,开始学着苏联那一套。时至今日,前苏联那一套的刑事法学理论与实践让我们中国吃足了苦头,误尽了苍生。犯罪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的观念曾支配了我们很长时间,由此犯罪原因成了不言自明的结论,何须深究和寻找。如果说在人类的早期由于相对的时空限定和落后观念的影响而不能研究犯罪原因,不能深深触摸社会的痛痒之处,总是用一块坚实的屏障挡住人们寻找和发现犯罪原因的眼光,因而总是希望借用严刑峻法来消弭犯罪还有某些合理的历史时空因果关系的话,以至于在历史的条件下即使不能予以道义上的宽容和原宥但也只能通过理性的批判作历史的了结。然而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我们虽然已经告别了蛮荒时代,告别了宗法专制制度,但我们的血脉中仍然刻意传承历史留下的野蛮文化因子,自我放逐人类文明应当共有的时代价值,不去真正改造社会从而建立起温和平缓的刑法观念和刑罚制度,则是当今社会实践中依然严刑峻法盛行,理论上刑事律法学繁荣,而真正关注犯罪原因者稀少、犯罪学式微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刑法学的研究技术过分师从德日、忽视刑事法学对社会检疫作用是一个重要的学术原因

  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前面被迫打开了国门,但在这一被动和极不情愿融入世界一体化的过程中,中国主流的上层精英仍坚持着“中体西用”顽固观念,只是希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技术学习。而在以清末沈家本为首进行的法律改革过程中,中国选择了日本作为学习榜样,而日本又是通过学习德国进行现代化法律制度移植的。于是在中国进行法律现代化运动过程中,中国只是单一的以德日为榜样。这里有文化方面的原因,但更多的是观念的阻碍作用。这样同属于西方阵营的英美法系的法律思维方法、法律价值取向、法律运用技术被我们中国忽视了。如果我们稍加考察英美法系的国家,就可以发现他们比较重视对犯罪原因的研究,犯罪学一向是作为一门最基本的社会科学,或者将犯罪学、社会学高度结合起来再与刑法学结合为一体,成为一种刑事犯罪社会学,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并以控制犯罪的发生作为刑事法学的首要任务,为社会政策的制定服务,为刑事法律运用服务。

  有学者指出“虽然法律对于中西方社会都可以在解释为一种专门的社会控制手段,或者关于人的行为规范的一种特别规章,但是西方古典社会国家的法律主要起源于人们的协议或公约,……”在这方面英美法系的国家继承这一观念所获得的社会效果已经明显地显现出来了。[5]今天,就某些特定的区域和极端的例子而言,西方的犯罪也是很严重的。但就整体而言犯罪情势总体比东方国家要来的平缓。所以我们再也不能也不应作自我陶醉。因此在这些国家,刑法学的优势地位必然让位于犯罪学。而犯罪学昌盛所带来的积极效果远远比刑法学昌盛所带来得积极效果要明显得多。而在大陆法系的国家,既由于犯罪相对处于低谷,也由于受传统刑法文化的影响,所以刑事法学一般以技术应用为主,以此通过严格依法办事,实现罪刑法定原则的既定意义。两个法系刑法学与犯罪学的不同起源和形成,就成了今天大陆法系的刑法学特别昌盛,而英美法系的犯罪学相对于昌盛的两种不同结果走向的重要原因。但在我们中国特别是近几年来,向德日学习简直是成了一种时髦,在学习过程中,对刑法的法律思维观念、刑法的法律价值取向的学习还未得到重视,而对刑法的法律运用技术却情有独钟,甚至是一些基本名词概念的使用都处处打上德日本刑法学的烙印。在这方面一些留日或信日的刑法学者又起了很明显的搬运工、复印机的作用,在思想观念方面没有新思想。于是在中国对刑事法的研究使得将刑法学与犯罪学又更加明显地分离了。日本刑法学在技术方面可说有特色,比较细腻。但其刑法观念了无新意。而当今中国急需的是价值观念的更新,而非纯粹技术知识的引进与技术人员的培训。

  

  二、国家过于看重刑法会导致严刑峻法并产生社会负效应

  

  刑事法学研究过分看重对刑事律法的关照,已经给中国社会与法学界带来了负面的效果。

  (一)过分看重刑事律法的作用,使得严刑峻法必然成为一种社会的优先选择

  在今天的中国,说严刑峻法是一种社会的常见现象并不为过。长达三十多年的刑事立法的不断扩张和同样长达三十多年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奉行的“从重、从快、从严”的刑事政策应当说是一个很有力的注脚。但一味的严刑峻法,也会产生疲劳现象,从而使刑法的效用明显失灵。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6]最近中央综治委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在接受《了望周刊》采访时透露:“从去年的数据看,2010年1至11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534万起,同比上升7.5%: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职务犯罪案件32039件,同比上升3.1%;法院受理各类案件975万起,群体性事件仍在高位运行。”[7]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披露,2010年全年共立案侦查各类职务犯罪案件32909件44085人,同比分别增加1.4%和6.1%,其中立案侦查贪污贿赂大案18224件,同比分别增加0.2%,查办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2723人(含厅局级188人省部级6人),同比分别增加2%。2010年全年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人916209人,同比分别减少2.6%,提起公诉1148409人,同比增加1.2%。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披露,各级法院全年审结一审刑事案件776941件,判处罪犯1006420人,同比分别上升1.68%和0.98%。

  面对这样汹涌而来的犯罪情势,传统的观念总是喜欢依靠严刑峻法高压治理的方法。之所以如此,从大的方面来看,我们的刑法在接受历史文化的过程中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就是重刑轻民,甚至是严刑峻法,我们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依然把刑法看成是治国安邦的重要工具,是镇压之法。这种历史传承也许不是说改就改的,但问题更主要是我们想不想改。严刑峻法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很大的影响,这实际上是历史的悲哀,也是现实的悲哀。但我们今天一旦站在横向比较的层面,在民主与法治建设比较成熟的国家,是不会把刑法看成治国安邦的一个重要手段,他们奉行的是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8]能够将犯罪预防在萌芽阶段,既是社会政策的出发点,也是刑法最好的社会功能。当然,由于我国目前犯罪正处于高发时期,我们给予高强的刑事政策予以一定的理解的话,那么当犯罪一直处于高发状态时,那就不是刑法适用好坏的问题了。但即使这样,我们依然不能高估刑法的作用,我们应当要确认刑法属于第二次违法的规范形式,因而犯罪具有两次性的违法特征,在我们解决社会矛盾过程中应当要看到刑法前面的前置性法律具有的这种平缓作用。由于我们太过分看重刑法的作用,发生社会矛盾,发生违法行为,动辄就是刑法。甚至警察千里迢迢到北京抓记者、抓作家,都倚仗着刑法为“依据”;稍有对上不公的言语冲突,就动用司法手段加以严惩。这些事实表明在某些人的思想深处不是想通过说理的方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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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犯罪研究》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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