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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永烈:他影响了中国

更新时间:2013-05-24 20:18:51
作者: 叶永烈  

  

  他是中共的“红色掌柜”,他的一生同党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他每每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发挥重要作用,他不居功,不自恃,淡泊名利,低调得近乎神秘。“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十五个字,是他一生经验的高度概括。“摸着石头过河”是他的名言。

  

  陈云手稿弄清遵义会议之迷

  

  长征途中,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1935年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共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博古、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成为中共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史称“遵义会议”。

  红军占领遵义期间,刘伯承任遵义警备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

  陈云化名“廉臣”所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中,有这么一段记述遵义的情景:

  我以驻军有暇,曾步游遵义全城。遵义地处黔北要冲,有汽车路北通川边之松坎场。自遵义向南,越乌江而直达贵阳。遵义为黔省通川重庆之要埠,因地处川边,故风俗习惯及商业情形,均与川省有密切关系。遵义城有新旧两城,新城为商业集中之区,旧城为官暑与住宅区域。两城之间有小河,中贯以石桥。城中官署庙宇,当时悉被赤军驻满。据闻黔军柏辉章师长之公馆(在旧城)驻有赤军总司令部,毛泽东、朱德即驻于此。遵义全城有男女中学校五六所,赤军对于学校机关不驻兵,以示维护教育,但各校均未上课。惟赤军对于青年学生曾特殊注意,派人组织抗日救国会及赤军之友社,等等。所以赤军进城之第一日即有几十男女学生,大部为中等学校学生社执旗上街演讲,为赤军演说。当我步至县立三中时,见操场上有该校学生之篮球队与赤军篮球队正在比赛。赤军球艺甚精,因平日提倡体育甚力。赤军想尽方法鼓动青年学子,由此亦可见赤军对于青年学子之注意焉。

  尤有一事可记者,当赤军在遵义成立革命委员会时,有一女学生名叫李小侠者,年约20,同情赤军,在大会上演讲,后被举为革命委员之一,为当地学生中之长于交际者。

  当赤军退出遵义时,李小侠亦随赤军而去。

  当我步行遵义全城时,只见三种店铺门庭若市:一为洋货铺,套鞋、面巾莫不售卖一空;二为书店,遵义城有书店三家,间有上海、南京之杂志出售,此三家书店之新旧书籍、铅笔、抄簿,均售卖一空;三为酒肆,全城面馆、酒楼,莫不利市三倍。遵义城酒肆中颇饶川菜滋味,我亦同;三人去过一次,回锅肉、辣子鸡及各种泡菜,均饶川味,且价极廉。

  陈云提及的中学生李小侠,笔者曾于1991年5月26日在遵义采访她,当时她已是一白发苍苍的老妪了……

  随着毛泽东的影响日益扩大,政治地位日益提高,对于长征途中所召开的遵义会议的研究也就日益深入。然而,由于在档案中没有找到遵义会议的记录,关于遵义会议的许多问题得不到解决。例如,遵义会议究竟何时开始,何时结束,出席者有谁……

  一份关于遵义会议的手稿的发现,一下子解决了许多历史难题,引起广泛注意。

  这份手稿,是1956年中共“八大”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前往莫斯科,从苏联运回的一批中共档案中的一件。手稿用蓝墨水直行书写,标题便是“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共8页4000余字。一看内容,便可知是当年传达遵义会议情况的提纲,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其中记载了许多关于遵义会议的重要而前所未闻的史实。

  可是,这份手稿显得不完整,首页上标明(乙),显然还有(甲)。(甲)是什么?不得而知。再则,这份手稿是谁写的,没有署名,也不得而知。因此,这份手稿在未得到正式确认之前,无法公开发表。

  笔者在查阅有关档案时,只在1959年5月28日中共中央档案部的一份公函中,见到引用过这份手稿中部分内容,注明那是“一件未署名的文件”。

  那份公函表明,早在1959年,当时的中共中央档案部已经注意到这份未署名的手稿。

  岁月飞逝,1985年1月,遵义会议50周年纪念日快到了。为了使遵义会议研究深入一步,确定这份手稿的“身份”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于是,中共中央档案馆派人把手稿送到遵义会议出席者手中辨认,以弄清是谁写的。

  手稿送到了在北京的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那里,都认不出是谁的笔迹。

  陈云是遵义会议的出席者,而且当年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不过,此次辨认手稿时,他正在杭州。所以,当在北京的邓小平、聂荣臻、杨尚昆认不出是谁的笔迹之后,这份手稿被送往杭州。

  笔者访问了当时担任陈云秘书的朱佳木。

  朱佳木回忆道:

  “我收到手稿原件,交给了陈云同志。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叫我,我进了他的办公室。

  “他说:‘这是我写的!’

  “他的话,使我又惊又喜。

  “他的夫人于若木同志看了手稿,也说是陈云同志写的字。

  “据陈云同志说,这是遵义会议结束不久,他向部队传达遵义会议决议时写的传达提纲……”

  这下子,手稿的来历查清了:又是出自陈云笔下!

  这份手稿,是在遵义会议后,陈云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各军团干部会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的传达提纲。这份手稿,成了关于遵义会议的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经胡乔木对这份手稿进行考证,认为这份手稿是在遵义会议后不久从云南省威信县到贵州省仁怀县鸭溪镇的行军途中写成的,因此写作时间应为1935年2月11日至3月11日之内。

  陈云看了胡乔木就这一问题写给他的信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了,但我同意你们考证的时间。”

  这样,这份提及许多前所未知的关键性史实的手稿,署名陈云,先在《中共党史资料》第6辑上发表,接着,在遵义会议50周年纪念日——1985年1月17日——又全文公开发表于《人民日报》。

  陈云手稿的发表,一下子澄清了许多关于遵义会议争执不休的疑案……

  陈云手稿指出:遵义会议“经过三天,完成了自己的决议”。由于从周恩来的一份电报中已查明遵义会议是1935年1月15日开始的,“经过三天”,也就是1月17日结束。这样,遵义会议的日期查明了。

  陈云手稿指出:

  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外,一、3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5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了。

  这一段话,给历史学家们帮了大忙。历史学家们把那些当时不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排除在外,一下子就确定了遵义会议出席者名单: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即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博古。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即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

  陈云提及的“林、聂、彭、杨”,即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

  再加上陈云提及的李卓然,“李总政主任”(李富春),“刘参谋长”(刘伯承)。

  此外,再加上李德和翻译伍修权,还有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总共20位出席者。

  陈云手稿如实地记录了遵义会议的主要精神,指出:

  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

  A,也就是李德;博,即博古;周,是周恩来。长征时,他们三人组成“三人团”,是中共最高领导机构。

  陈云在会上和周恩来、张闻天等一起支持毛泽东,批判博古、李德。会议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原为政治局委员),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地位。

  陈云曾经回忆说,他是在1933年进入江西中央苏区才认识毛泽东的,最初对毛泽东并不了解。到了遵义会议时,陈云对毛泽东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陈云称毛泽东“非但聪敏,且有才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才”。正因为这样,陈云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

  

  “收账先生”的艰险历程

  

  从长征途中前往上海,颇为危险,也颇为艰难。当年,陈云从上海通过秘密交通线进入江西“苏区”,差一点落入敌军包围圈;现在,又要冒一次很大的风险。陈云对四川人生地不熟,而且他有浓重的上海口音,在四川只要一开口,就会被知道是外地人……

  此行必须轻装。临行前,陈云把有关的文件整理后,装在一个箱子里,交给组织。他的那份关于遵义会议的传达提纲,很可能是此时放入箱子的。后来这些文件被作为重要档案,转运到了苏联。

  据陈云秘书朱佳木告诉笔者,陈云是由一位名叫席懋昭的中共地下党员护送的。朱佳木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在整理陈云的文件时,发现一份席懋昭写的自传。席懋昭在四川天全县当过小学校长,他在自传中写及护送陈云出川。

  席懋昭又名席哲明、席克进,是朱德的同乡,1912年出生于四川仪陇县观音乡。1930年在仪陇中学读书时,席懋昭因领导学生运动被捕,在押解途中脱险。1931年席懋昭入保宁高中,次年秋在成都天府中学读书,1933年春在成都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0月党组织遭到破坏,叛徒出卖了席懋昭,他按上级指示转移到了荥经县,后来又转到天全县,依靠他在川军24军5旅28团1营任营长的长兄席伦的关系,被天全县长委派到灵关殿小学任校长,他的妻子贺伯琼(也是中共地下党员)则担任教导主任。有了这样的公开身份做掩护,席懋昭在天全县与二音院(观音寺)主任教员、中共地下党员魏守端取得了联系,开展地下工作。

  1935年6月6日晚,席懋昭带领游击队在天全县城附近迎接红军,并带领红军先遣队1军2师4团避开敌人重兵把守的大路,抄小路经十八道水、苦蒿坪直抵灵关殿镇。从此一连6天,红军源源不断从灵关殿镇经过,向宝兴进发。席懋昭和魏守端带领红军战士打开了地主的粮仓,把粮食分给乡亲。

  6月12日,红军先遣部队胜利翻越了夹金山。就在红军的中央纵队即将从灵关殿镇启程赶往夹金山时,席懋昭接到中央纵队两名红军指挥员交给的重要任务,要他护送陈云出川。

  当时,陈云就住在灵关殿小学。当席懋昭来到陈云住处,一位名叫陈梁的中共地下党员也来到这里。陈梁是四川冕宁县中共沙坝党支部负责人,红军经过冕宁时,他随红军北上,来到了天全县灵关殿镇,奉命与席懋昭一起护送陈云出川。

  为了对付沿途的盘查,当时席懋昭、陈梁与陈云一起商量,陈云的“身份”有两种:通常说成“小学教员”,因为席懋昭是小学校长,容易掩护陈云:有时也可以把陈云说成是到川西的做药材生意的“收账先生”,化名“廖家骏”。陈云的算盘打得飞快,熟悉“收账先生”的“业务”。考虑到大批国民党军队正在追击红军,他们商定避开大路,走山路,绕道荥经,再折回雅安,到达成都,再从成都前往重庆。席懋昭在荥经县工作过,对那一带很熟悉。

  为了确保陈云能够顺利“过关’,中央纵队红军的指挥员根据席懋昭的建议略施妙计,以给陈云一道“护身符”。

  当天,陈云一行在细雨中离开灵关殿小学,踏上征途。就在他们走出灵关殿镇不远的地方,忽然有一个满身是泥水的30多岁的男子急急忙忙从后面追了上来。

  席懋昭认得此人,大声喊道:“局座,怎么落得这个样子?”

  此人正是席懋昭的顶头上司、天全县教育局长熊某人。他作为国民党官员,在红军攻下天全县城时被抓。这天,他从县城被押解到灵关殿镇,红军“一不小心”,被他逃脱——逃脱的时间,恰恰是在席懋昭等刚刚离开灵关殿镇的时候。熊某人的家在荥经县,他是荥经县的地主,红军料定他会从灵关殿镇逃往荥经县,在山路上与席懋昭等“不期而遇”。

  席懋昭向熊局长介绍陈梁说,是他冕宁的远房亲戚。接着又介绍了“收账先生”,说是做药材生意的商人(席懋昭随机应变,由于熊某人是天全县教育局长,倘若把陈云说成小学教员,容易“露馅”),他们都是为了躲避“梅老二”(当地国民党方面对红军的代称),结伙从山路逃往荥经县的。

  那位熊局长信以为真,也就跟他们三人同行。一路上遇见民团设置的哨卡,见到熊局长,民团一边点头哈腰,一边连查都不查就放行了。

  翌日,陈云一行顺利到达荥经县城,这天恰巧是陈云30岁生日。陈云出生于1905年6月13日,当天正是他的“而立之年”。

  毕竟是“患难之交”,熊局长热情地邀请陈云一行到他家做客。盛情难却,陈云等在他家住了一晚,毕竟重任在身,不敢久留,第二天一早就朝雅安进发。

  就这样,走了五六天,顺利地过了一关又一关,陈云一行来到了成都。

  成都风声甚紧,这是因为蒋介石正坐镇成都,亲自指挥围剿红军。蒋介石从1935年3月2日入川,在四川坐镇150多天,发誓要全歼红军于四川。就在陈云到达成都的前几天——1935年6月14日——蒋介石还在成都发布命令,在四川正式实行保甲制,提出“编组保甲,清查户口”,以“追堵”红军于长征途中。

  进入成都时,陈云为了减小目标,与席懋昭、陈粱分头活动。

  陈云单独前往联络点——美丰银行——找到董事胡公著先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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