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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圣:中国人的美国宪法观——一个初步考察

更新时间:2013-05-22 09:50:57
作者: 杨玉圣 (进入专栏)  

  她说美国宪法的特点“是保障资本家的政权和剥削阶级的利益而不让劳动者的意志获得伸展”,(第65页)并拿它生硬地和苏联1936年宪法相比较以证明其反动性。在《美国早期发展史》(1957年)中,黄绍湘又论证说,美国宪法的目的是“加强资产阶级专政和警卫资本主义制度”,三权分立是使立法权和行政形成人为的分立,建立一道完全隔绝人民与国家政权的垣墙;(第321页)不过,作者亦曾借阿普特克之口称:从美国当时处于君主专制盛行的历史条件看,它仍有一定的积极的、进步的因素。(第323页)刘祚昌在其《美国独立战争简史》(1954年)中亦写道:美国宪法“不仅在现在,就是在诞生的时代也是一部保守的、反动的宪法。它仅仅在保存共和制度这一点上,算是反映了当时的进步政治思想”。(第140页)

  再从这一时期发表的有关文章看。张尚鷟专门著文谈美国宪法的欺骗性,认为它“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用以欺骗和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它所给予的民主“也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的、虚伪的民主”。 萧文汉在一篇专门批判美国宪法的反动性和虚伪性的文章中说,根据美国宪法而实行的两院制是“反动的”,在“在现代资产阶级的议会中,美国国会是最反动的奴役人民的工具,丝毫也没有人民代表气味”,进而断言,“美国宪法已遭到深刻的危机,它已失去了国家根本法的意义,它已不是国会立法的基础,而为国会的立法、总统的命令以及专横暴力所撕毁所践踏”。 萨师炯也从1787年美国宪法及其发展来讨论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实质,作出了不少刻有当时痕迹的似是而非的断语,如认为“所谓通过‘三权分立’以保证民主、法治的说法,是十分虚伪的”。再如关于美国宪法第19条修正案,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分子玩弄的两面手法,企图通过给予妇女选举权以麻痹人民,掩饰当时紧张的阶级斗争形势”,“宪法的这一修改,并没有多大的意义”。

  这一时期所出版的鲍依钦科著《美国宪法——帝国主义时期的解释和适用》(1965年),是绝无仅有的唯一一本专门著作,不是出于中国人之手。

  十年“文革”浩劫,更谈不上有什么有份量的论著问世了。

  第二阶段:“文革”结束后特别是1978年以来,对美国宪法的介绍和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尤其在1987年前后,围绕着纪念美国宪法制订200周年,学术界发表的一批著述的学术水平已有明显提高。这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略作说明:

  第一,实事求是地分析和对待美国宪法,基本上摆脱了过去“左”的阴影。刘祚昌提出,“联邦宪法既确立了一个有利于美国繁荣发展的全国政策,又带浓厚的民主色彩,它的制定无疑地是美国第一次革命的一个伟大成就”。 黄绍湘亦改其旧说,认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模式的美国宪法“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当时也是一种创造”,对“它的历史作用也宜充分予以估计”。 聂守志对美国宪法的两种分权制作了精彩的评述,认为联邦制的建立对巩固新兴的民族国家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美国的民主制“既不是人民民主,也不是全民民主,而是资产阶级内部实行民主的一种特殊体制”。三权分立制衡制在防止专制和暴政、保障资产阶级民主、维持长时期政局稳定等方面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也是“调整资产阶级内部关系和矛盾的调节器”。 过去那种猛烈上纲的言辞基本上不见了,代之而起的是历史的分析和独立的评说。

  第二,大量论著问世。据笔者不完全统计,1978—1988年,中国学者发表的有关美国宪法的论文、译文、资料约97篇,其中不乏论证精辟、有见地之作,如罗荣渠的《略论美国联邦制度的形成和宪政体制的特点》 、李庆余的《一次成功的政治体制改革——试析美国1787年制宪改革》 、吴撷英的《论美国宪法中的表现自由权》 、李昌道的《对中美宪法的几点看法》 以及倪世雄、卢义民的《美国宪法与美国外交》 等。翻译方面有很大进展,著名学者法仑德的《美国宪法的制订》(董成美译、马清文校)已于1987年11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重印了比尔德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高秉雄译、曹绍濂校《麦迪逊1787年联邦制宪会议的讨论报告》,由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作为《美国史译丛》之一印出。武汉大学历史系美国史研究室主办的《美国历史研究资料》出版了“美国宪法专号”。1986年,法律出版社推出了复旦大学李昌道所著《美国宪法史稿》,这是大陆学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成的第一本专门著作、介绍了从殖民地时期到1976年间美国宪法的来龙去脉。当然本书也存在某些欠缺,如借鉴国内外学术成果尚差,也有一些具体史实错误。

  第三,为纪念美国宪法制订200周年,1987年初,由复旦大学法律系发起,召开了首次全国性的美国宪法研讨会。同年10月,有中美学者参加的首届中美美国学在京举行,主要是探讨了美国宪法问题。香港地区也召开过专门的有关美国宪法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大陆学者亦有人参加。

  概言之,自清朝末年到新中国诞生以前,在内忧外患、动荡频仍的历史背景下,我国还是陆续介绍、译述了不少关于美国宪法的论著。今天看来,难免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至少以下两点值得一提:其一,译名虽未统一,但渐趋统一,并保持了译注的传统。其二,不论译者或著者都自觉不自觉地抱着“洋为中用”之念。即便在翻译时,亦不忘联系那时的中国实际,这可从译序或译后记中约略看出。姑不论著译者的政治立场如何,也不论其联系中国实际是否恰当,但这种作法本身是应予肯定的。新中国成立40年来,由于人所共知的缘故,学术界对美国宪法的认识和解释是走了弯路的。

  

  [原载《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9年第5期。选自《美国历史散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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