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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伟:网络媒体与司法裁判

更新时间:2013-05-14 12:57:37
作者: 李清伟  

  

  【摘要】网络是一种新媒体,网络媒体与司法之间的关系,较传统媒体更为复杂。在网络社会中,网络作为一种新媒体,它对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影响等对司法提出了新要求,但司法回应这种要求的能力却很不足。司法与网络媒体间的紧张关系将长期存在。要消解这一紧张关系,应构建司法与网络的适度隔离制度,以使司法保持其依法独立裁判的品格。

  【关键词】网络社会;网络媒体;司法;回应;隔离

  

  一、网络社会对司法的新要求

  

  媒体与司法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复杂的关系类型。网络是一种新媒体,网络媒体与司法之间的关系,较传统媒体更为复杂。网络社会的形成,决定了网络与司法的关系将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关系。那么,什么是网络社会,网络社会有什么样的特性,这些特性对传统的媒体与司法之间的关系会产生何种影响呢?

  “网络社会”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至今仍众说纷纭。与“网络社会”意思接近并同时使用的还有其他一些术语,如“信息社会”、“数字化社会”、“赛博社会”、“虚拟社会”等。Cyber society 意义上的网络社会是在互联网架构的网络空间中产生的社会形式,是在信息通讯及网络技术发展和整合中创造出的一种新的社会,是人类生活和工作的“另类空间”。除了这个意义上的网络社会之外,还有另外一种网络社会,这就是 network society,它是一种作为社会形态的网络社会。曼纽尔·卡斯特认为:“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虽然社会组织的网络形式已经存在于其他时空中,新信息技术范式却为其渗透扩张遍及整个社会结构提供了物质基础,网络化逻辑会导致较高层级的社会决定作用甚至经由网络表现出来的特殊社会利益:流动的权力优于权力的流动。在网络中现身或缺席,以及每个网络相对于其他网络的动态关系,都是我们社会中支配与变迁的关键根源”。[1]由此可见,网络社会大体可以归为两大类,即作为现实空间一种新社会结构形态的网络社会(Network society)和基于互联网架构的电脑网络空间(cyber space)的“网络社会”(Cyber society)。[2]

  随着网络社会的发展,网络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为司法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和新期待。网络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结构,能够无限扩展。“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具有高度活力的开放系统,能够创新而不致威胁其平衡,”不仅如此,“网络形态也是一种权力关系剧烈重组的来源。连接网络的开关机制是权力的特权工具,掌握开关机制者成为权力的掌握者。由于网络是多重的,在网络之间操作的符码和开关机制,就变成塑造、指引和误导社会的基本来源。社会演变与信息技术的汇聚,创造了整个社会结构展现的新物质基础。在网络中建造的这个物质基础指示了支配性的社会过程,因而塑造了社会结构自身。”[3]这种开放的形态及其权力关系重组功能,也必然影响到司法权的运作。首先,作为第四种权力之一的网络权力,或者说是通过网络形成的社会权力,对司法的公开性提出了新要求,所以上至最高法院下到各基层法院,都在尽力把本院审理的案件在网上公开。其次,司法信息的公开使得司法在同样的案件应同样处理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一旦不同法院裁判类似案件的结果不同,法律适用的公正性就会受到质疑。

  除此之外,网络社会中形成的强大的网络舆论也彰显了社会对司法的期待。当今中国社会转型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关键阶段,这个阶段的突出矛盾引发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深入思考,如贫富差距问题引发人们对公平问题的思考,贪腐问题引发人们对正义问题的思考,这些都表明,在不断发展的法治化的中国,公民关于政治权利、人身权利等基本权利的意识和需要都在不断增长,加之网络技术的普及,这些都为公民通过网络关注法律事件提供了可能和推动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社会对司法提出了新的期待。

  但在民众的期待与要求不断增长的同时,司法回应这种期待与要求的能力却很不足,结果导致了民众对司法的不满情绪,甚至导致民众把对整个社会的不满都推向了司法机关。此外,“网络法庭”、“民意法庭”的说法到处流传,也使司法的权威性受到了冲击。可见,在网络社会中,法院和法官裁判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题。

  

  二、媒体与司法的复杂关系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就有利用公共舆论影响案件裁判结果的案例。其倾向大体是利用公共舆论把事情闹大,以引发上层的关注,从而使问题得到有利于自己的解决。在帝国时代,小事闹大,即是耸动官府的一种技巧。将小事闹大的手段有二:一是慌状,二是聚众。”[4]事实上,这是一种运用公共舆论影响裁判过程的策略。不过总体而言,在传媒不发达的时代,把事情闹大的案件比较少。偶尔有案件能够引发人们普遍关注,也主要依赖于某种形式的传播媒介。像杨乃武与小白菜这样的案件,之所以能够家喻户晓,主要是因为当时有《申报》作为媒介传播给了民众,促动了清廷的重视。[5]可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事件的发酵、传播也可能直接影响案件的裁判结果,而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媒体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在当代中国社会中,公众对法律事件的关注度居高不下,法律事件成为媒体的卖点,给司法过程带来了更广泛的影响。早在 2001 年,有人做过这样的调查,至今仍有意义。调查者设定的问题是:“中国公众对法庭新闻的关注度如何?”调查结果显示,对法庭新闻“很关注”或“一般关注”的人,占答问总人数的 92. 7%。表明在中国社会中,人们对法庭新闻的关注度极高,换句话说,人们对法院裁判案件非常关心。

  表一:中国公众对法庭新闻的关注度如何?(选一项)[6]

  另一问题是“应否允许大众传媒对案件发表评论?”,表二显示,记者们对“在任何诉讼阶段都应允许评论”的认同指数高达 58. 7%,但法官们却普遍就传媒发表对案件的评论持反对或保留的态度,23. 6% 的法官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传媒对案件“只能报道而不应发表评论”,60% 以上的法官认为可以允许在一审(21. 5%)或终审(43%)宣判后发表评论。对此,18. 3% 的律师持反对态度,41. 29% 持保留态度,两项相加接近 60%。如果将法官与律师这两个群体在这一问题上的指数相加,主张“只能报道不应评论”的占21%,主张“一审宣判后评论”的占15. 5%,主张“终审宣判后评论”的占37. 7%,对评论案件持反对或保留态度的占答问者总数的74. 4%。[7]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之所以出现如此分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法律对媒体与司法的关系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另一方面,行业利益也是导致这一分歧的重要原因。

  表二:应否允许大众传媒对案件发表评论?(选一项)[8]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孕育了非理性的媒体与司法关系现状。有媒体称:“今天中国最有权威的法庭不是在最高人民法院,而是在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目前是中国最有权威的‘审判庭’。”[9]在知网数据库中,以“媒体审判”作为关键词,搜索 1994 年至今的人文社会科学库,最早出现“媒体审判”一词的是一篇题为《警惕“媒体审判”》[10]的短文,其中所涉及的“媒体审判”的案例是河南的张金柱交通肇事案。1997 年 8 月 24 日,河南郑州某公安分局政委张金柱酒后驾车撞人后逃逸。在法院尚未对该案做出判决之前,新闻媒体即围绕此事做了声势浩大的宣传,对张金柱进行声讨,在新闻媒体的推动下,社会形成了“张金柱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舆论。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法院最终以故意伤害罪对张金柱判处了死刑,而按照他的犯罪事实,只能按照交通肇事罪处理,最多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在临死之前,张金柱说:“我是被媒体整死的”。张金柱被执行死刑后,媒体的狂热渐趋理性,有的人在反思:张金柱受到的究竟是法律的审判还是媒体的审判。

  网络媒体的影响力比传统媒体更加广泛而深入。如果说张金柱案是传统媒体审判的一个缩影的话,许霆案则是网络媒体审判的典型及开端。2006 年 4 月 21 日,许霆和郭安山利用 ATM 机的故障取款,许取出 17. 5 万元,郭取出 1. 8 万元。事发后,郭主动自首被判一年有期徒刑;而许霆逃亡一年后落网。2007 年 12 月,许霆被广州中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判决一出,舆论一片哗然。网民在网上声讨法院的量刑过重、司法不公。许多法学专家学者则写文章论证许霆无罪或法院量刑过重。2008 年 12 月底,广东一名律师向全国人大寄去一份建议书,建议对利用 ATM 机错误恶意取款的行为进行立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一副院长甚至公开发表言论声称法院一审量刑过重。2008 年 1 月,许霆案被广东省高院发回重审。3 月 31 日,许霆被改判五年有期徒刑。此判决一出,网络舆论一片叫好声,认为是“民意的胜利”。而发生在 2001 年 3 月 2 日的“云南许霆案”中的当事人何鹏,由于没有受到媒体的“聚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因 ATM 机失控,连续取款 42. 97 万元,于 2002 年 7 月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无期徒刑,至今仍在监狱服刑。

  可见,在当代中国的司法过程中,一个案件如果得到了媒体,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的关注,法院和法官在裁判过程中,都会受到影响,以至于出现了“记者比法官管用”的现象。[11]这种乱象导致了媒体与司法关系的一种模式,即媒体影响公众,公众影响领导,领导影响法院。在“媒体司法”的氛围中,司法权威、司法独立被消解了,这导致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司法应当回应网络舆论或者网络民意吗?

  

  三、司法应对网络舆论的基本立场

  

  媒体与司法的复杂关系很容易导致一种认识上的误区,即混淆司法回应社会与司法回应媒体之间的区别。法律是一种回应性的装置,它要回应社会需求。司法也是一个回应性的装置,它要回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12]一般说来,法院裁判案件的过程,是一个三段论式的逻辑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无论在制定法传统国家,还是在普通法传统国家,现在的法律或现存的先例恰好能够与手头的案件相合,又不出现荒谬的结果,都并非是始终能够实现的。现存的法律规则与现实不相合的情形时有发生,对“活着的法律宣誓者”——法官而言,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格雷认为“法律就是法官所宣布的东西;制定法、先例、博学专家的意见、习惯和道德都只是法律的渊源”。[13]法官根据内心的道德、公平正义的理念和社会的基本价值裁判案件,这时,法官回应的是社会需求与社会变迁。

  法官应当回应社会需求和社会变迁,但不应回应公众舆论,包括网络舆论。社会需求、社会变化与公共舆论或者民意不是一回事儿。一般而言,公共舆论可以反映社会需求和社会变化,但这种反映并不是必然的。公共舆论中所反映的只是众意,而不是公意。而司法应当是公意而不是众意的体现。卢梭认为,公意即国家全体成员的经常意志,也即公共意志。他说:“众意与公意之间经常总有很大的差别;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14]

  网络舆论是一种社会舆论,是一种倾向一致的集合意识。社会舆论是众人议论、意见表达、交流、碰撞和整合的结果。网络舆论或者网络民意不是公意,因为舆论主体虽然是多数人,但多数人是一个相对概念,在不同的群体范围内,它所指的绝对数量是不同的。“多数”不是超过半数以上的简单数学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心理概念,是人基于生活经验的一种直觉反应、模糊感觉。一般来说,当在整体“1”中达到 0. 618,就能够产生对整体的决定性的、全面的影响;达到临界点的另一半 0. 382 时,就可以使整体感觉到一种重要的影响存在。换句话说,在一定范围内持某种意见的人数达到总数的约三分之一,就可以成为社会舆论;达到约三分之二,就成为主导性社会舆论。假如这个整体是社会或整个世界,那么“多数人”就是公众,主导性舆论就是显性形态的“民意”或“公意”。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0 年 6 月 30 日,中国网民规模达到 4. 2 亿人。与中国 13 亿多的总人口相比,网民所占的比例远远达不到这里所讲的三分之二,甚至还不到三分之一。何况并不是所有网民都关注相关案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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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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