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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习仲勋——深圳人永远的怀念

更新时间:2013-05-09 09:20:26
作者: 颜昌海  

  

  今年5月24日,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习仲勋逝世11周年的日子。

  习仲勋,1913年10月15日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丹村乡中和村。他1933年起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0年代起先后担任中宣部部长、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副总理等职。“文革”期间,遭诬陷被关押16年。“文革”结束后,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一手促成深圳特区的建立。晚年为看着深圳发展,他决定留在深圳养老,一直住了12年。

  在他的忌辰,深圳人特别地怀念他!

  

  习仲勋——逃港潮中迎来的省委第一书记

  

  今天的深圳繁华、时尚,但深圳也有一段不能磨灭和忘记的历史。

  深圳(原宝安县)在中英双方于1951年封锁边界后的20年里,曾出现过4次大规模偷渡逃港事件。官方数据说,历年来参加外逃的计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但本地老人却对上述数字表示怀疑,据他们估计,外逃成功者至少有30万人,参与逃港者不下100万人。那些年代,当地公安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尽管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对这个问题严防死守,但是偷渡之风却愈演愈烈。

  1977年11月11日,主管广东省经济的广东省委领导人王全国突然接到紧急电话:“速来南湖宾馆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临行时带好有关材料。”他来到宾馆会议室,见到了沉寂多年的邓小平,心中一阵阵激动。“全国,你说说——”听了其他人的汇报后,当时的广东省革委会主任韦国清韦国清点将说。王全国谈的主要是经济,他从广东是侨乡,又毗邻港澳等有利优势,谈到在粉碎“四人帮”后,全省正加紧恢复经济;但百废待兴,问题依然不少,市场供应紧张,老百姓说我们“四季长青吃菜难”,“海岸线上吃鱼难”,“边防宝安一带,偷渡外流严重”。

  “跑了多少人?说具体数字——”韦国清也许是在有意提醒。

  “据汇报上来的数字是——”王全国翻着材料“19万4千2百74人。”

  邓小平不说话,他听着,静静地抽着烟。“老百姓也有说法,”韦国清插话,“他们说,生活太苦,河那边经济发达,两地差距太大了,所以很难留住人。”

  沉默,片刻的沉默。感觉得到房间中所有的人,从邓小平到当时广东省的领导人,都在为这件事情焦心!“我们加派了部队,”韦国清说,“也没解决问题。”

  半晌,邓小平掸了一下烟灰:“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稍有半刻,他又说“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邓小平两句话很快传达到宝安。县委搞经济的李广镇看到些苗头:“从这话看,可能政策要调整呢!”但是,新的政策没有来,一位新的省委书记倒是真来了。他就是曾被打成“反党分子”,刚刚平反出山的原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

  而习仲勋就从这里开始,推动了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

  

  深圳逃港农民向习仲勋要“政策”

  

  原深圳特区报记者、著名作家陈秉安在《大逃港》中,描述了一个深圳农民如何向习仲勋要政策,如何“顶撞”当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习仲勋的轶事。

  习仲勋一上任,就让人通知宝安县委说,他要来宝安县看看。习老一来到深圳,就对围着他的一大群县委干部说,“别都围着我。你们光用耳朵哪行,得用眼睛,最主要的要靠这——”他拍拍腿杆子,“同我下农村去——”。本来,宝安县委想对这位遭受过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表示一下“特别敬重意:准备第二天去“考察”南山“荔枝”的生产,第三天去“考察”沙井“蚝”的生产……。但监狱的生活却告诉这位省委书记,那些“阳光”的东西恰恰是不用看的,会看的领导要看阳光背后的“黑暗”。

  当时的宝安县委书记方苞就领他去沙头角一带看。汽车沿着边境往前行,路过一大片一望无际的芦苇,芦苇丛中不时传出来警犬的叫声。习仲勋拉开窗帘,从车窗中望去,见芦苇地上蹲着几个衣服褴褛、象叫花子一样的农民。“你们又抓人啦?”他对这事特别敏感。“停下——我要去看他们。”

  三个农民反绑着手蹲在地上。旁边两个背枪的民兵跑过来敬礼:“报告首长,偷渡的,刚刚抓到——他妈的,看你还跑!”顺势在逃港者屁股上踢了一脚。“哎——你怎么踢人啦!”习仲勋喝道,回过头来问方苞:“你们要订个制度。不准打人。”方苞:“订了,说了好多遍了。”“好多遍,好多遍就要执行嘛!”习仲勋不高兴地说,又绕着三个农民看了一圈:“把手解了——”民兵便上前给偷渡者解了绑。习仲勋看见其中一个青年兜中有个纸片,就抽了出来看:“哈哈,小伙计,你还画逃港路线图呢。图画得挺利索的嘛,读过多少书啊?”

  被“领导”松了绑,又被叫他“小伙计”,这青年显然胆子大了:“报告首长,初中毕业——”习仲勋看着他厚厚的胸脯:“小伙计,你读了这么多书,身体又这么壮,留着建设家乡不好吗?怎么还要跑啊?”

  “小伙计”没回答。方苞便向秘书周焕东使了个眼色。“书记让你说话啦——”周焕东给“小伙计”打气。

  “你是大官吧?”小伙计突然问。他听出习仲勋说的是北方话。习仲勋笑了一笑:“大又怎么样?小又怎么样?”

  “官大我就说,官小我不说,没用。”他又看了一眼方苞:“我认识你,你是方书记,跟你说就没用啦。”方苞脾气好,“嘿嘿”地笑了笑,没呵斥。

  “这是省委习书记来啦!”周焕东在一旁提醒小伙子,又在他耳边加重声音:“还不大呀!”这话等于说“还等啥呀!”

  “啊,那我就说吧——”小伙子说。“你们共产党天天开会说社会主义好,好在哪里呀?别人资本主义不好吗?逃过去的,每月都是几百几百的寄回来。共产党有钱给吗?我们村那些逃港的家属,家家都盖新房子。”蹲在地上的另一个逃港青年性头也来了:“我们在家不跑的,跟你们走的,倒遭了罪——替那些跑过去的交公粮、养老婆孩子!……你是大官,你给我们搞个政策吧。”小伙子要求说。“政策——”习仲勋有点惊愕。“什么政策?”

  “就是你放我们过去一个人,到了香港后,我们每年给政府交两百块港币。”

  “真是乱弹琴——”习仲勋坐上车后摇着头,“你们这里思想很混乱啊,老方——”他有些不满意。“不瞒你说,习书记。我们思想工作也做了,阶级斗争也抓了,就是没把这股歪风扭过来。”方苞说,“30年了,还这样,只能怪我们工作没做好。”习仲勋点点头:“关键还是要抓这呀——”省委书记指了指脑袋,“要加强思想教育呀,老方。让他们同旧社会比比,旧社会吃什么?现在吃什么?新社会好了,还跑吗?一比,就清楚了嘛。”

  “书记呀,可不能比呀——”在车后排插话的是周焕东。“——吃不过人家呀,他们说香港人天天上茶楼、吃海鲜。社会主义天天吃番薯根根哟。”

  这话很有说服力,习仲勋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深圳农民支书“顶撞”习仲勋

  

  “不对——”习仲勋突然想起来了,偏过头来,“那是什么?那是资产阶级糜烂的生活方式嘛!”他激动地说:“地主阶级剥削农民,天天大鱼大肉啦,我们能去吃吗?能这样比吗?”方苞马上转移说:“书记说得不错,不能那样比,还是思想教育重要。所以,我已经把那些逃港较严重的大队的支书都召集起来了,加强学习。现在正在办学习班呢,就在党校。已经集中三天了,习书记要不要去看看?”心细的方苞又在盘算着。听说办了大队支书思想教育学习班,习仲勋转过了语气:“这就对了嘛,那我去看看,给他们讲讲当年打日本的艰苦生活。当年干革命,比现在艰苦得多呀,为什么还能坚持?为什么不往日本人那边跑?”但“老革命”很开通:“当然,他们有意见,也可以提,我也听,调查嘛——。”

  一进“教室”,习仲勋就感觉情况有些异样:这批支书,对把他们集中“开学习班”,看来心有意见:昏暗的灯光下,东一团、西一堆。省委书记来了,没有掌声,一些人连身子都不转过来。但习仲勋看见随来的保安人员还带着枪,挥挥手:“你们都出去——”气氛轻松多了。

  习仲勋把凳子朝那一堆“逃港大队”的支部书记移了移,更近了。

  方苞介绍说:“这位就是省委新来的习书记。习书记来,不是来为难大家的,是来看望大家的。大家心里有话,也可以抓住机会说。你们知道吗?习书记本人就是受过四人帮迫害,坐过牢的。”方苞特意把后面几句话加重了语气。方苞又说:“大家放心,习书记说了的,一不打棍子、二不扣帽子、三不抓辫子!”

  “三不”下去后,下面似乎有人想说话,但随即又冷下去了。习仲勋忽然想起在路上看到的年轻人:“是嫌我官还不够大?”他问。但还是没反应。习仲勋说:“大家放松,刚才方书记说了,我也是受过迫害的。我很清楚,平时大家讲的很多话都是虚的、假的、吹的!那是逼出来的嘛,哪能怪你们呀?我这次来,就是想听你们说实话,说错了不怪你们。”

  也许是省委书记后面这番话掏了“心肝”,这时屋角上传来个闷声闷气的声音:“我看,不要治——”

  习仲勋有点奇怪,仰起头往后面看,“什么?不要治?不治,那人不是都跑光了吗。”

  说话这人约莫四五十岁年纪,一脸的“老农皱”,报纸卷着烟叶的“喇叭筒”,在黑暗中缓缓地一闪一闪。“让老百姓自由去不就行了,抓别人做什么呀?”

  习仲勋奇怪了:怎么这样说话?但他还是忍下了。“香港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去呢?”习仲勋很和蔼,“政策也不允许的嘛!”

  “宪法不是说居住自由的吗?”这位深圳农民支书突然蹦出一句,“是我们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呀——”

  应该说,大队支书的这句话,很有“杀伤力”。习仲勋显然没想到农民书记会这样说,他有点激动了:“你……怎么这样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是啊。20年党龄。”硬梆梆的顶回来一句。

  “你……你什么成分?”习仲勋火了。

  “我三代贫农,土改根子——”

  “你……征购任务完成了吗?”习仲勋再问。

  “完成啦,我年年超产——”

  方苞赶忙贴在省委书记耳朵边说:“习书记,他们大队生产上是个先进呢。”

  “什么先进?”习仲勋再也忍不住了:“这种书记还先进?你……你叫什么名字?”习仲勋问。“文富祥——”屋角上传来的声音坚定而平静。半天,再冷冷地顶了一句:“宝安县福永公社凤凰大队,共产党员文富祥——”。

  这时,这位监牢中出来的省委书记反而没有发火了。文富祥把“喇叭筒”从嘴上摘下来,在脚下踩灭:“习书记,你也是吃过苦的,所以,我才对你讲了这些真话——咱们共产党政策要还这样下去,还不改,人都会跑光啦!”习仲勋没再说话。这些话已经深深地打中了他。

  

  离开深圳后,习仲勋向中央要“政策”

  

  两天后,习仲勋离开宝安,他没有说太多,只是若有所思地对宝安县委的人说:“香港九龙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就冷冷清清,很荒凉。你们要下决心改变这个面貌。”思想有了微妙的变化:“我们自己的生活条件差,问题解决不了,怎么能把他们叫偷渡犯呢?犯,就是罪犯了。这些人是外流嘛,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要把我们自己建设好。经济搞好了,逃过去的人又会跑回到我们这边来。”他强调的不再是抓“思想革命”而是抓“经济”。

  方苞最关心的还是给经济政策的问题,希望省委书记能“开口子”。习仲勋说,“我同意你们提的办法,过去文革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

  方苞等的就是这句话。有了这句话,就可以把以前被错误批判的政策都恢复过来,包括1962年搞的“三个五”。

  回想后来,共产党人中,改革开放要求最强烈,“杀出血路”走在最前面的,不正是这批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最大、与群众接触最直接的共产党人吗?

  1979年的1月,广东省委准备召开扩大会议。根据习书记来宝安县所表明的态度,宝安县委向省委呈递了一份报告,要求省委在经济开放上给予更多的“权”。恢复和扩大“三个五”政策,以治理群众外逃问题。

  方苞回忆:“省委扩大会议一开,我就在小组上发言。要求省委放权。散会后,我又守在习仲勋的房间的门口等答复。”听见脚步声方苞就迎上去:“习书记——”习仲勋看了看方苞,很热情,“老方——你还在这啊。都散会啦。你是在等批示吧。”这样催领导,方苞感到有点不好意思。但他没办法,沙井、松岗几个公社来的“情报”说,又有好几个村有群众在准备“行动”,要“跑”了。如果早点有“政策”出台,就能稳定民心。“田夫——”习仲勋回头来对跟着来的省长刘田夫交代说,“宝安的问题,你们先研究一下吧,尽快给他们一个答复,他们这是急事。还有静波——”他又把主管这方面工作的黄静波拉过来,“你们一起研究一下,尽快解决宝安县的问题。”

  方苞回忆:“当天晚上,黄静波就来找我了。说你们再写个报告来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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