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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补充交代我在1962年的反动思想——包括我在家信中所暴露的反动思想

——1969.3.20

更新时间:2013-05-03 08:54:33
作者: 李慎之 (进入专栏)  

  

  1962年是我的反动思想在刘邓黑司令部翻案风的影响下,又一次恶性泛滥的一年。我过去曾几次交代过我在这一段时期内的反动的言论思想,但是并未完全挖清。我的一些反动思想在我这一时期所写的家信中也有所反映,但是我现在无论如何回忆已无法记得起,我到底写了些什么话。我回想那段时期的情况,认为我有几次可能在家信中暴露我的反动思想。一是1962年春天。那年春节,我因为在1961年底摘掉了右派帽子,曾乘外训班放寒假的时候回了一趟家,在那里听到了中央召开“五级干部会议”(即现在听说的“七千人大会”)的消息,到北京以后,听到了一点风声,自己以为党的政策要改变了,自己的问题有重新考虑的余地了,因而很可能向家里写信,作这种暗示,甚至“明示”,以向家里人表示我有“翻身出头”的可能。二是1962年七八月间,我当时认为对右派分子,包括我自己的甄别平反已“指日可待”,因此也必然会在家信中暴露自己许多狂妄的想法,也必然会在家信中美化自己,同时也就必然会丑化党。三是1962年冬天听了八届十中全会的传达以后,认为翻案无望,但是又不死心,也必然会在家信中打一个招呼,一方面认为无可奈何,一方面还要有所表白。至于以后,眼见许多提出翻案的右派分子都受到批判斗争,也就断了翻案的念头,可能还有一些牢骚悲观的情绪曾流露过。不过,我经过很长一段时期的苦苦思索,除了上述这一个大致轮廓以外,甚至已无法回忆我在什么场合写过什么家信(我写家信历来极其随便,只是信手写去,连第二遍都不看,我历来对文字比较注意,但是写家信的时候,却错别脱漏,文句不通之处,在在皆是,漫不经心。因此虽然在家信中最足以表达我的真实思想,但是我自己的具体印象却最为淡薄模糊),我认为我还是应当继续回忆深挖我在那一段时期的反动思想,让组织上审查,由革命群众批判,至于我的罪行,那是“用笔写下来的,用斧也砍不掉”,我一定承认,并且作为自己永远的教训。

  在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并遭到批判斗争以后,我大体是有一种服罪的心情。所谓“服”是指的“我的全部右派思想有一个基础,即认为三大改造完成以后,阶级已经消灭,阶级斗争已经熄灭,人民内部矛盾突出,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斯大林那套办法而要用资产阶级民主的办法。反右斗争把一切提到阶级斗争的纲上来认识,我的那一套失去基础,自然就土崩瓦解、落花流水。马列主义的全部理论都离不开阶级斗争,在我那一套谬论否认阶级斗争的实质被揭穿以后,也就剥掉了我自命为马列主义者的画皮,暴露了自己反马列主义的本质。另外一方面,我也看到当时国际国内的整个形势也需要有这么一个大的政治斗争来扭转局面。不过我在内心深处总觉得我只是水平低,受了外界影响,而不是在主观上有意与党为敌,我当时作了被认为算是诚恳深刻的检查,自己认为既然已经低头认罪,矛盾也就应该转化了,但是结果仍然受到开除党籍,戴上帽子,无限期劳动改造(正式的提法是“劳动锻炼”)的处分,心中是有委屈的。不过,一方面从整个形势出发;一方面内心还保留着许多幻想,自己还可以排解得开。到1958年以后,大跃进开始了,全国上下,超英赶美,热气腾腾,我也懂得解决了上层建筑的问题,生产关系的问题,可以大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道理,因此虽然对个人的遭遇感到悲痛,但是却认为对自己的批判斗争和处理是有代价的。“秤锤虽小压千斤”,打击了这样一批人,得到的是“吃饭不要钱”,“农村公社化”,“钢铁翻一番”……这是很值得的,是我心甘情愿的。而且我认为,只要生产果真那么猛烈地发展,几年以后,国家面貌大改变,我个人的前途也不会是暗淡的。看到这些方面,我的思想大体上可以说是“服”的。1958年的时候,陆定一在报上发表文章,说“没有反右派就没有大跃进”。1959年的时候,柏各庄农场负责管理我们的张增起(公安局长)在训话时常常说:“你们也该明白,没有反右派就没有大跃进”。这些话给我的印象很深,构成了我解决服罪问题的一大部分思想基础。

  但是,到三年困难时期,特别到1962年的时候,我一看,我原来估计的形势“并不是那么一回事”。不但物质生活艰难,是我亲身可以受到见到的,而且领导上正式传达“工农业生产要十年才能达到57年的水平”。“57年”这三个字在我脑子里成了一个转折点。我本来想把它看成新的大好形势的起点,现在却似乎成了形势逆转的起点。在这种反动观点的支配之下,我原来压了下去的右派思想很快就重又恶性泛滥起来。我觉得,我个人遭到一番打击,并没有得到什么代价,很不值得。看来反右派斗争消极的意义不亚于积极的意义。我当时既然认定“大跃进成了大跃退”(这是我在65年交代过的反动言论),那么陆定一的命题也就可以反过来说成是“没有反右派就没有大跃退”。我的思想一转到这条极端反动的道路上来,就像水坝决了口,心里想的全是反右斗争的“阴暗面”了。当时我也听到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曾恶毒攻击毛主席搞大跃进,公社化是“头脑发热”的反动言论(我1960年到外训班后曾看到总社印发的批判刘修学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言论的材料),但是我比他们更反动,我认为毛主席头脑发热不是在58年,而是在57年。我记得57年的时候,熊复就曾说过“我们不要头脑发热,搞什么大鸣大放!”(因此,我长期认为熊复此人较“左”)。我认为毛主席号召鸣放于前,又反击右派于后,是“即有今日,何必当初”。我认为反右派斗争是我党历史上空前严峻的一次运动,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是“一刀齐(切)”。毛主席自己违反了他老人家一贯主张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常规,把文章做死了,没有留下余地。在新华社前领导给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受批判的人“百分之百”平反以后,我不但当然地认为反右倾运动反到彭德怀集团以外是“扩大化”了,而且也肯定地认为反右派运动反到章、罗、陈铭枢、黄绍竑、李康年、葛佩琦这类人以外也是“扩大化”了。我认为反右倾运动是反右派运动的继续。虽然打击面限制在党内一定级别以上的干部,而且最后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一律保留党籍,要比反右派运动“温和”一些,但是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揪出与定案,采取的是与划右派分子一样的原则。连续两次反右,没有进行纠偏,造成了损害党内民主、人民内部民主的结果。我认为在1958年提出“驯服工具论”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在逻辑上必然的结果(一直到1966年年底以前,我根本不知道驯服工具论是刘少奇提出的,一直以为这就是党中央的思想,毛主席的思想)。而正是驯服工具论,使得人民不敢讲话,形成了产生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等五风的原因,也成为大跃进“失败”的原因。

  我的这一系列严重的反动思想,使我一直到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时候还坚定不移的对毛主席的信仰发生了严重的动摇。1961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领导上号召我们学习,我也从头至尾看了一遍。其中所涉及的事情,都是我亲身经历过的,读起来十分亲切,我觉得毛主席的思想没有我不能理解的(当然,现在回头看,这种说法是粗浅的),没有我不能信仰的,但是同时也觉得,自从1957年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以来,毛主席的思想和做法我就不能理解了。我印象特别深的一点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对一切都估计得十分稳健,甚至到1948年还估计战争要进行三年左右才能取得最后胜利,但是结果第二年就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的一切计划没有不是超额提前完成任务的。而1957年以后,却总是估计很快可以完成的事情,结果反而推迟。我在1956年一年内,至少三次听到传达毛主席的讲话,说我们是“似慢实快”,这是我过去认为毛主席最伟大的地方之一。但是到1962年的时候,我却认为毛主席在1957年以后办的事都成了“似快实慢”。我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看不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异常艰巨性,看不到我自己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身上的革命性已经丧失,由站在革命派一面转到反革命派一面,反而认为毛主席在1957年以后变了,变得跟过去不一样了。我甚至认为毛主席在1957年以后办的许多事情都是“事与愿违”。毛主席从1956年作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到1957年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其中心思想都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结果却把我这样的“积极因素”都搞成了消极因素。当时,大家都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对马列主义

  的划时代的贡献,我自己在1957年的时候,也是如此看。但是到1962年的时候,反倒认为毛主席过去并没有提什么“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的关系倒处理得很好,现在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敌我矛盾却越来越尖锐。我当时完全看不到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完全没有意识到党内存在着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反而认为毛主席的领导出了他自己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偏差,我的思想真是反动透顶,罪恶已极。

  1962年七八月间,领导上正式传达中央文件,号召全民警惕防范蒋介石反攻大陆。根据我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对敌我力量的估计,我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是不可能的事,顶多也只会在沿海作些骚扰,给我们制造一点紧张空气(我记得对这一点,我倒曾在家信中提到过,要家里安心)。但是我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屹立世界,威震东方十多年之后还会产生这种哪怕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危险,也足以证明1957年以来,国内形势确实不好,是遭到了很大的挫折。我这种对形势的看法,加上1959年起在柏各庄改造期间,因为对右派的批判较严,提法甚高而在内心滋生的委屈情绪(即我以前交代过的,“我不是对党有阶级仇恨的‘典型’右派”),使自己越来越不服罪,把自己看成是“好人”,把党看成是“搞错了”。这就是在1962年内支配我的思想。

  我在1962年对毛主席的信仰产生了如此严重的动摇,但是也应该说,我从少年时期就树立起来的对毛主席的信仰也不可能很容易就完全改变的。我在内心深处始终认为,只有毛主席才能扭转当时的困难局面,始终相信毛主席一定会发现存在的问题。1961年底农业十二条的紧急下达,和中央万名干部下放基层,“三同一通”(同吃、同住、同劳动、上下通气),就被我认为是毛主席已经开始“紧急纠偏”了。1962年我听到毛主席引用的“文王拘于羑里……”那一段话,真是使我感动之极。当时领导上号召畅所欲言,实行三不”方针,甚至“不作记录”,我都认为是在执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正因为如此,我才曾引用陆放翁的诗,表达我的心情:“……山深四月始闻莺。近传下诏通言路,已卜余年见太平。圣主无改初政美,小儒唯有泪纵横”。在这里,我是感到了毛主席的伟大,但是我仍然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民主革命时期的观点来看待毛主席的方针政策。我仍然看不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特别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我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完全觉察不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我心里打下了不少的黑钉子(如我以前所交代过的,对1961年7·1刘少奇关于党成立四十周年的报告,和1962年8·1,刘少奇重新发表其黑修养都加深了我对反右派斗争的正确性的怀疑)。从根本上说,我仍然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

  不过,这是现在的认识,我当时的气焰却是嚣张已极。诚然,我没有正式提出翻案,我自己直接为翻案而进行的活动也有相当的限制,但是我内心里是十分狂妄的。我认为1957年的反右斗争是“扩大化”了。我的问题只是认识问题。我对党是有感情的。党把我划为右派是越过了思想和政治的界限,党对我的处理是太重了。一切是非都有一个界限,纵然我有错误,但是对待我的错误如果越过了界限,错的就是党不是我了。我老爱想反右派斗争的当时和以后一些人对我的同情(如最近解放的李剑秋就曾在1958年的交心大字报中表示对我和其他一些“老同志”划为右派感到想不通,以至“害怕”),在内心积累反右斗争有不良影响的根据。我之所以没有正式提出翻案,固然也是因为我认为我自己的问题比别人要严重,然而却并不是主要的原因。因为我当时认为我的问题说严重确也严重(因为我集中了当时国内外的修正主义言论),说轻也很轻,无非是吴冷西在1957年说过我的“活跃思想,头脑发热”。我曾着手给吴冷西写信,结果没有写成,很主要的原因是“自高身份”。我当时并不认为吴冷西包庇了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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