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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明栋:汉学主义是被异化的知识

更新时间:2013-05-02 23:04:00
作者: 顾明栋  

  我们如何才能摆脱无所不在的知性消费主义呢?笔者已将汉学主义重新定义为汉学和知识生产的异化形式。这一定义蕴含了走出作为异化的知性商品的汉学主义以及恢复汉学和知识本来目的和功能的思考。但我们如何才能克服汉学主义的异化现象呢?一条可行的途径是脱离汉学主义思考的常规道路,并就如何从一种真正学术性的视角进行中西研究,做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思考。汉学主义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势必与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有重叠之处,但如笔者此前所述,它们之间有一些显著的不同。东方主义在批评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方面有其优势,但极少涉及被殖民者在东方主义创立中的作用。后殖民主义些许弥补了这一缺陷,但仍是一种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政治批评。在笔者看来,汉学主义理论不应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批评的理论,而应努力成为一种批判思考如何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相对较少的条件下,进行学术研究和知识生产的理论。例如,中西方从事中西研究的学者可以先批判分析自马可波罗时代以来所生产的中国知识中的问题,以及中国人自己对待中国文明的观点、态度、评价中的问题,然后他们会对其研究的指导原则、方法论、概念范式和研究成果进行自觉的反思,这样就可望找到更科学、客观、公正的中国学术研究方法,也可以就中国学术研究去殖民化、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问题得到启发和灵感。

  

  建构自觉反思的批评理论

  

  汉学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仅阻碍了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认知和表述,也阻碍了对西方的认知和表述。它反过来蒙蔽了西方和非西方人对自己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理由是,对自身文化的正确理解有赖于其他文化所提供的镜像。因此西方人和非西方人一样都亟需进行自觉反思。中国人同样需要做到这一点,才能理解自身的文化。因为汉学主义已经渗透到了中国学术界的各个层次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已然构成了威胁。197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西方思想和学术大量涌入中国,使中国学术界的思想解放成为可能,但同时强化了以知性殖民为中心的文化无意识,也强化了中国人思想中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惰性,并使其学术创造性和原创性萎缩加剧。目前中国学术的繁荣靠的是引入、模仿、复制和重复,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众多学者对中国学术界原创性和创造性的低下感到痛心疾首。但几乎所有的学术领域都满足于对西方学术成果的低层次复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在中国的人文社科领域,引入流行的西方理论已成了获取声望荣誉、走上成功之道的不二法门。中国人创造的“山寨”一词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学术现状和社会心态———无意创新,满足于搬用。十分令人不安的是,自问世以来,“山寨”一词逐渐失去其本来的贬意,似乎已成为一个中性词。这从语言角度证实了笔者所发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惰性问题,而这种惰性在自然科学和科技领域同样泛滥,在大部分科技领域,中国学者极少有原创性的研究和成就。只有在那些没有西方模式和范本可以“山寨”的领域,中国学者才做出了令世人钦佩的原创性和创造性工作。中国社会有着浓厚的诺贝尔奖情结,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汉学主义心态一日不除,中国科学技术就无望获得诺贝尔奖的桂冠,因为汉学主义的思考方式是原创性的天敌,无论“山寨”出来的东西多么优秀,没有哪个科技大奖会授予杰出的“山寨家”或山寨大师的。中国学界亟需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思想解放。汉学主义的批评理论及其思考范式将有助于实现这一解放。

  在中西研究领域,汉学主义对中西之间富有成效的对话构成障碍。从中西研究以外的角度来看,汉学主义则对不同文化间的文化交流设置了障碍。汉学主义化对第三世界文化具有更大的毁灭性,因为它会导致非西方国家和民族的认识论惰性和原创性萎缩。在全球的语境中,汉学主义的批评理论有助于全球知性和精神的去殖民化事业。它会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认识到“精神殖民”和“自我殖民”的严重后果、克服知性和学术惰性,并带来学术和文化领域中的原创性和创造性成果。最重要的是,它有助于消除汉学、中国知识和跨文化研究中的异化现象。中西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中汉学主义的核心问题是文化无意识,这是由对族群、民族、国家之间和文化之间差异的错误认识以及意识形态干预所引起的。詹明信在对政治无意识的研究中说:“新弗洛伊德主义者怀念一种治愈的最终时刻,在这一刻,无意识本身的动态运行进入了光天化日和有意识境地,并被进一步以某种方式整合成为关于我们自身的清晰认识,并决定我们的欲望和行为。这种想法是一种神话。”他又说:“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分析,即预见有这样的时刻,个人主体通过某种方式会完全意识到自己是由阶级所决定的,并能通过纯粹而又清晰的思辨完成意识形态决定所不能做的事”,这也是一种幻觉。笔者认同政治在所有话语中无处不在的观点,但无法认同纯粹的知识和学术生产无路可走的看法。在此,笔者将做一例个案分析以说明原因。斯皮瓦克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属下能说话吗?》,文中作者对“知识分子本身可能参与共谋将他者塑造成自我的阴影”的问题表示关切。斯皮瓦克以大英帝国在统治印度时宣布“萨地”(Sati,印度寡妇殉夫的习俗)为非法的案例来说明这一问题。英国人的干预确有值得称道的人道主义目的,但这样做也强化了对英国“文明”和印度“野蛮”之间差异对比的认识,从而为英国人的殖民统治和吉卜林那声名远播或臭名昭著的说法,即白种人有教化被殖民民族的负担,找到了借口。因为在殖民史中,印度文化被视为非法,并因英国人的干涉而走向地下。斯皮瓦克担心当今的知识分子在为被压迫者代言的时候会犯类似的错误,即居高临下地俯视那些殖民者。在此,笔者要联系中国一个类似的历史事件。裹脚是前现代时期男性主宰的父权社会强加在中国女性身上的一种摧残性习俗。由于中国人和西方传教士的共同努力,这一习俗最终被废除。反对裹脚的运动是中国人发起的,但是受到了西方思想的启示,西方传教士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西方传教士支持这一运动,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裹脚不符合基督教信仰。虽然他们的立场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信仰的特点,但因为传教士们没有将这一行为视为显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和东方文化的拙劣性的事例,人们很少用看待英国人取缔“萨地”的方式看待他们的干预。英国人的人道主义干预引发了负面效应,恰恰是因为他们借人道主义手段强化对印度的政治统治。如果英国人取缔“萨地”的行为没有政治动机的玷污,那将是非常值得称颂的人道主义。

  最近,笔者的一位朋友在读过本人发表在国内一些学术刊物上的有关汉学主义的文章之后,跟笔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笔者对汉学主义的分析没有问题,但质疑笔者对学术和知识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的倡导。他向笔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一种学术研究的本质和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的,你如何才能进行纯学术研究?他还举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例。笔者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确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统治意识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法从非政治、非意识形态的角度研究马克思主义学术。笔者承认,没有绝对不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学术研究,但有相对纯粹的学术研究。萨义德在反驳对他的东方主义的质疑时,否认了伯纳德·路易斯认为他“违背了纯粹学术研究这一概念本身”的指责。虽然他们两人争论中所持的政治立场截然相反,但有一点他们事实上是认同的:纯粹学术研究是存在的。他们基本认同古希腊文化研究就是纯粹学术的典范。因此,笔者坚定地认为有纯学术的研究,有相对中立、客观和无偏见的知识生产方式。

  笔者的研究表明,汉学主义是一种以文化无意识为逻辑的无意识文化。因为文化无意识深深隐藏于中西研究之中,汉学主义不会是一种短期的现象。认识汉学主义的逻辑和原理是跨越汉学主义的第一步,而要使其彻底消失则需创造一种真正人本主义的而非族群中心主义的心态,这一心态应根据我们的共同人性,建立在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对事实、真理、平等和知性的无偏见崇敬之上。一旦摆脱了汉学主义的无意识逻辑,跨文化研究将不再依赖西方理论作为普世范式,但它们仍可被用为参考框架来研究非西方文化和社会的历史情况,我们将会有真正科学的方法来研究非西方材料,我们将会拥有无偏见的非西方文化知识。在中西研究领域,只要我们充分认识汉学主义的逻辑,并提防其在知识和学术中的出现,我们终将迎来一个“黄金时代”,那个时候,中国和其他文化的研究将是为了知识本身而研究;将不再受到殖民主义、西方中心主义、族群中心主义和其他任何政治意识形态使命的影响。人们将真正理解欣赏其他文化和传统,这将促进世界和平与和谐,以及全球化的健康发展。汉学主义的理论是如此构思并以此作为追求的最终目标,因而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批判理论,而应该成为一种自觉反思的批评理论。

本文责编:ban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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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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