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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大力: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与国家认同

更新时间:2013-04-30 15:16:45
作者: 姚大力  

  到汉代终于变成“天下归于一家。”我们不敢说,从诸侯继起到七国争雄的这段时期,中国历史是否还存在着出现另外一种结局的可能,那就是在今天中国的这块土地上,演变出一种均衡的多国体系来。但至少在秦汉统一帝国建立后,这种可能性似乎就再也不存在了。天下中国观形成一个中心投影的图像。中国在投影的中心部位,从一个中心点向外辐射。统一国家的边界可以随国力的盛衰而伸缩。非汉族的部落被压缩在边缘地区。边缘的放大必然引起中心部位以更大的比例增长。梁启超说中国“数千年来处独立之势”,应当就是这个意思。

  现在应该赶紧补充说,除了元朝和清朝,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王朝从来没有把今天中国的全部疆域括入自己的版图;即使汉族所在的地区,也很多次出现多国并存的局面。但是出现在汉族社会周边的非汉族政权,哪怕它们的控制地区实际上非常大,例如吐蕃、南诏,更大的如突厥、回鹘这些游牧国家,因为都被类似中心投影法所绘制出来的图像压缩在“天下”边缘的狭隘地带里,所以它们的存在并不干扰天下中国观的成立。与周边的情况相比,天下中心地区的多次分裂则是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在实际的操作层面上,分裂时期的国与国之间甚至还发展出一套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但是从观念的层面,这种分裂被顽固地看作只是统一国家衰败时的不正常局面和下一次统一的孕育期。中国的古话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为什么不是倒过来讲“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因为前一种说法更加能够突现统一不断生长的过程,它从分裂的局面中孕育产生,经历全盛时代而后走向衰弊,而这种衰弊又正是实现下一轮统一的预备期。只有统一的王朝才可以被视为正统,也就是具有充分的合法性。正统以外有各种“变统”,指的是合法性发生变异。而处于分裂时期的各国自身,往往都自称正统、自称“中国”,把对方看作自己实现统一的对象,称作“北虏”或者“南蛮”。朱元璋称杨维桢为“老蛮子”,正是继承的金、元对南宋国民的称呼。分裂时期也有一些小国家不敢有统一天下的野心,那就得承认自己的臣属地位。五代时期的一个吴越国王临死叮嘱部下“子孙善事中国”。弱小国家与自以为强大的国家一样,都没有想维持一个均衡的多国体系的观念。

  天下中国观既然排除了均衡多国体系观念的生长,历史上分裂时期国家对国家的征服和统治关系,也就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被转换为实现“中国”内部统一的征服和统治关系。也可以说,恰恰是天下中国观抑制了对中国内部更小单元的那种国家认同的产生和巩固。把一个汉族政权征服和统治其他国家的历史看作是中国内部实现统一的过程,这对历史上的和今天的汉族都是比较容易达成的认识。但当一个少数民族的集团或政权征服并统治了汉族社会的时候,情况又会怎么样呢?如果族类差异的障碍能够得到妥善安置,那么从天下中国观的立场出发,这个事实也就是可以接受的。而我们已经知道,“夷夏之辨”在中国人看来根本上是一种可能加以改变的文化差异。因此,结论自然是“能行中国之道,则为中国之主”。如果再回到一开头提到的钱穆心中的那个问题:历史上的汉族为什么会接受来自汉地社会以外的非汉族政权的征服和统治?也许我们应当说,文化至上主义只是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它的背后,还有一种来源于天下中国观的更深层、更基本的思想影响。

  秦汉时代的天下中国观本来包含着一层汉族王朝国家的内涵。汉民族对非汉族王朝的认同,需要对原先的天下中国观作出重要的调整。这个调整的过程,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很多建立在汉地社会的区域性的或全国性的非汉族政权。学术界往往称它们为“异民族王朝”或“征服王朝”。建立这些政权的少数民族都来自中国北方,因此把它们叫做“北族王朝”也许最合适。这些北族王朝包括:十六国时期的很多国家,北魏及其继承国家即东魏、西魏、北齐、北周,五代时候的后唐、后晋、后汉(都是沙陀族政权),辽、金、元,还有清。

  就这一系列北族王朝的历史特征而言,公元十世纪上半叶是非常重要的时代界限。在这之前(也包括十世纪上半叶)的北族王朝建立者,在入主中原之前,多经历过一个在汉族社会周边地区长期活动,以雇佣军身份介入汉地社会的政治斗争、逐渐演变为支配汉族政治-军事局面的重要势力、最后在那里建立自己政权的漫长过程。在这样的过程中,他们有机会对汉文化取得相当深入的了解,同时却逐渐疏远、甚至完全断绝了与自己的位于或者靠近内陆亚洲的原居地之间的联系。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北魏。建立北魏的是从大兴安岭北段跑出来的鲜卑部落。从表面上看,他们立国中原后,还不忘记派官员去祭奠在家乡时所崇拜的祖先居住的“石室”。关于这个石室和北魏派人前去祭拜的史料记载,由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呼伦贝尔地区“嘎仙洞”的发现而获得证实。但北魏统治者在保留与故地的象征性联系的同时,却在实际上中断了他们与大兴安岭北端同族部落之间的真正的、活生生的联系。证据便是居住在他们祖居地的鲜卑人,恰恰是在北魏时期被改用另一个汉语译名来称呼,这就是室韦。鲜卑和室韦其实是同一个民族名称(*sirbi)的两个不同形式的汉语译名。不论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他们与故地血亲部落的联系总之是断绝了。这种断绝,意味着他们失去了维持自己的种族和文化认同的一种至关紧要的资源。这同时也就意味着,这些王朝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被征服地的本土资源,也就是汉文化的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在有些时候,甚至他们与汉族之间的族类界限也变得有点模糊了。五代时的沙陀政权视契丹为“夷”,言下之意,他们自己当然就属于“华夏”的范围。而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果然也称沙陀统治者为“恶汉儿”。无论可恶不可恶,他们总之已被认作为汉人。当时有一个沙陀将领被人怀疑要自立为皇帝,但也有人不相信,理由是:“自古岂有秃头天子、跛脚皇后耶?”可见在当日人们衡量君主身份的合法性时,对沙陀人种族身份的权量甚至还不如“秃头”、“跛脚”一类仪表缺陷来得重要。以上讲到的这些北族王朝,它们的建立者事先都有一段被魏特夫在《辽代社会史》里称作向汉地社会“渗透”的漫长经历。它们可以看作是“渗透型”的北族王朝。

  与它们大不相同,十世纪上半叶以后建立的辽、金、元、清等王朝,都是真正“征服”型的王朝。它们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里将一大部分汉地社会纳入自己的版图;同时始终把位于内陆亚洲或其伸延地区的“祖宗根本之地”视为领土构成中的重要部分,把它当作自己种族和文化认同的珍贵资源。中原王朝的首都从黄河以南被搬迁到今北京,应该说就是征服型北族王朝领土结构变迁所留下的重大历史影响之一。征服型王朝的种族本位主义的意识和表现比渗透型王朝更为深刻和显著。元代在地方行政长官设置上蒙古人、色目人、汉人相牵制的做法,清朝的满汉双员制,便是最著名的例证。

  汉地社会较先面临的是渗透型北族王朝的征服与统治。天下中国观也由此面临第一次不得不加以调整的历史局面。对北方汉族最初的反应,可以通过下面这段话获得简明扼要的了解:“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对此,北族统治者的态度也可以用一句话切中要害地表达出来:“奈何以华夷之异,有怀介然。且大禹出于西羌,文王生于东夷。但问志略何如耳。”两种立场的冲突激发许多出惨烈的个人悲剧。北方汉人态度的关键转折,川本芳昭以为,大概发生在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的时代。这就是天下中国观第一次调整的简单情况。

  第二次的调整,或许并不如同一般可能想像的那样,发生在最初的征服性王朝亦即辽王朝建立的时候。它发生在元灭宋进而统一中国的前后几十年里。很多新的因素,似乎使得这次调整应当显得异常艰苦。首先是对国家忠诚观念的进展。从北宋开始大力提倡的对改仕新朝的明确否定,经过近三百年鼓吹,给士大夫在宋元之际的政治选择架设了一道前所未有的道德限制。其次,南宋长期面对占据着华北汉地的金政权所造成的“夷夏大防”的心理紧张,在紧接着发生的蒙古威胁面前被进一步地扩大了。再次,当元朝的水陆大军浮汉入江、顺流而东的时候,汉族文明所面临的,乃是它从未经受过的、可能会在它业已退守的南部中国被完全摧毁的严峻命运。所以,尽管征服与抵抗是历史上常见的主题,南宋人们在国家灭亡前所表现出来的忠诚观念和忠诚行为,仍然在中国历史上显得非常突出。但是,总的说来,这次的调整,所用的时间,比前一次却要短。从留下来的大量史料来看,大多数人对元的抵制,还是出于忠诚于旧王朝的动机;对他们从种族观念出发的民族主义意识,不应当想当然地予以过高的估价。至于个中原因,我们已经在前面简单地讨论过了。有些学者现在说,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原民族主义”的萌发时期。在我看来,这种“原民族主义”如果真的存在,那么它也是带有国家主义性质、而不是种族性质的“原民族主义”。

  所谓“认同”,是指自我在情感上或者信念上与他人或其他对象联接为一体的心理过程。也可以说,认同就是一种归属感。如果说国家观念所讨论的是人们心目中的国家应该是何种形态的问题,那么国家认同所讨论的,则是人们对于国家的归属感的状态、性质和表达方式等问题。在近代以前的中国,国家认同主要发生在参与王朝国家统治体系运作的官僚群和作为国家候补官员的读书人中间。但是,由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向其他社会群体的渗透,也由于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权力至少是部分地直接伸向民间,这种认同在一般民众中间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西欧在公元1000年左右可以说根本不存在国家这种政治组织。在此后的几百年里,欧洲的近代民族国家从它们的“中世纪起源”当中逐渐产生、发育。从那时候起,西欧的国家认同基本上是以民族国家认同的形式发育、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情况与之完全不一样。中国历史上的国家认同,在民族国家产生以前很久就已经生成,而且一直持续地存在于中国的政治文化中间。现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混乱,所以需要在这里稍稍加以强调。

  近代以前,中国历史上的国家认同由三个层面构成。它的第一个层面集中体现于对在位专制君主的忠诚。皇帝就是国家。直到西汉后期,“国家”仍然还可以被用来指称皇室的近亲成员。汉以后,个人而被称为“国家”,变成皇帝一个人的特权。忠君与报国差不多是可以互相等同的概念。国家认同的第二个层面,被聚焦于维持着属于某一姓的君主统系的王朝。王朝在则国家在;王朝亡则国家亡。当人们说“自古无不亡之国”时,他们心目中的国家当然只能是指一个又一个的王朝。宋朝皇室投降蒙古后,一直代替小皇帝决定朝廷军国大政的老寡妇太皇太后写信给还在抵抗的将领说:“如今我和小皇帝都已向蒙古称臣。你还能为谁守城呢”?对皇帝个人和对本王朝的归属与忠诚,在大多数场合是相一致的。但是二者有时也会发生互相冲突。蒙古俘虏了南宋小皇帝以后,逃到南方的官僚们为组织流亡朝廷,又先后拥立过两个年幼的皇帝。效忠于流亡朝廷的文天祥被俘后,元朝将领问他:你不追随投降的天子而“别立二王”,“如何是忠臣”?文天祥的回答是,被俘的皇帝虽是我的君主,但不幸不能再执掌国政。他接着说:“当此之时,社稷为重,君为轻。吾别立君,为宗庙社稷计,所以为忠臣也。”这个例子生动地表面,“宗庙社稷”,也就是一姓王朝,是前近代的中国人国家认同观念最基本的核心。前面已经提到过,在改朝换代时前政权的参与者不应再为新王朝服务的观念,自宋代开始得到大力的强调。王朝认同的增强,使得遗民行为和遗民心态在宋和宋以后每一个王朝的覆灭时期都成为一种十分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支撑着元初的宋遗民和清初明遗民的精神世界的,主要是王朝认同,而不是种族认同。

  然而古代中国人的国家认同并没有完全局限于王朝这个层面。王朝总是有兴有灭。但它们在时间上前后相连续,于是出现了超越这个或那个具体王朝而始终存在的一个政治上共同体的观念。这个历时性的政治共同体就叫作“中国”。王朝可能结束,中国却没有结束。它的生命会以下一个王朝为形式而生存下去。分裂时期的各王朝往往都自称“中国”,把与它并存的其他国家政权称为“北虏”或者“南夷”,也就是把它们看作处于“中国”边缘的附属地区。而从追溯分裂时期中国历史的后来人的立场看来,由于这些分裂王朝都自称中国,也由于建立这些王朝的皇室出于不同的民族集团,因此他们对其中的哪个王朝或哪几个王朝可以代表中国,会产生不同的、有时还是针锋相对的看法。因此也就引发了所谓“正统”问题的争论。争论的各方根据各自认定的“正统”王朝排列出各不相同的中国历史的正统序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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