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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晓光:中日邦交正常化40年的思考——历史反思与政治解构

更新时间:2013-04-30 12:15:57
作者: 林晓光 (进入专栏)  

  

   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日关系有了一个大约20年的稳定发展时期。但美苏争霸对抗的国际冷战格局解体和结束后,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起伏多变、摩擦频繁的对话与冲突并存的时期。经济贸易关系的发展、人文交流的广泛,与政治外交关系的时紧时缓和战略安全关系的互不信任同时存在,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与日本国内否认侵略、美化战争之思潮的甚嚣尘上互为因果,导致两国国民感情的不断恶化的循环递进,使得中日关系呈现出稳定-摩擦--恶化-缓解-发展--再稳定--再恶化的周期性波动。如果把中日关系这种周期性恶化的现状完全归结于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未能全面解决中日之间的所有战争遗留问题,恐怕也未必是准确、公允的平心之论。40年过去了,学术界应该可以有一个更加全面、科学、公允和严谨的视角,超越双边关系的局限和历史感情的恩怨,从人类历史进步和国际社会发展的大背景、大视野,把中日关系的发展放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来回顾和反思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和政治结构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乃至1949年以来的整个战后中日关系史。那么,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进程和走向,影响中国对日政策的因素近景有哪些呢?

  

   一、新中国外交的战略利益考量、外交哲学理念和思维逻辑定势。

  

   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逐渐认识国际社会,形成国际战略和外交理念,探索外交方针政策的一个重要时期。中国外交、包括对日政策的思考、制订和实施,既有探索、学习过程中的天真和不成熟,也受到国际冷战结构、国内政治环境、意识形态框架、对外经贸关系、历史遗留问题等多重因素的困扰,因而经历了一个不断调整和适应、反应的过程。

   新中国对日政策的多次调整、反复变化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对于战后日本的两元心态和两难选择:一方面在美日安保体制对中国安全构成现实而直接之威胁的情况下,希望借助苏联的力量和中苏结盟来抑制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防范美国的扩张威胁,其法律表现即为中苏同盟的“对日条款”;另一方面希望超越战争创伤和痛苦记忆,弥合历史与现实的巨大落差,“近交远攻”拉日本、分化日美同盟,改善周边安全环境,缓解西方国家对华包围、遏制所造成的困难,其政策表现即为频繁调整对日政策方针和推行民间外交。但这种两元心态的平衡以及对日外交目标能否实现,不仅取决于中国对日政策的正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更取决于国际环境和外部因素,只有在主客观条件都对中国比较有利的情况下,才有把握实现对日外交政策目标。遗憾的是,国际形势瞬息万变,随时随地挑战主观认知,使学习外交的过程缺乏准确把握外交的本质和走向的能力和素养。新中国对苏“一边倒”的外交选择从根本上改变了雅尔塔体制下的东西方力量对比格局,朝鲜战争进一步将中苏与美日对抗的远东地区冷战体制固定下来。美国为确保东亚地区的战略优势,对新中国采取了政治打压、经济封锁、外交孤立和军事包围的遏制政策,一手包办了排除中国的片面对日媾和、对日和约及日台“和约”,与日、韩、台分别缔结军事同盟条约。美苏冷战对抗的国际环境,美日同盟和美日政府的反华政策,对新中国外交构成了限制性外部空间,使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为争取中日关系正常化而做出的极大努力,终因中日关系受制于冷战思维主导下的美日政府的反华政策而未能如愿以偿。由于美日坚持敌视新中国的政策,没有回应中方在朝鲜战争之后改善彼此关系的好意,日方更把中方通过驻日内瓦总领事向日方发信,提议就中日关系正常化举行双边谈判的建议,视为离间日美同盟的“谋略运用”而恶意理解,采取了不予理会的对策。致使中方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不得不放弃缓和对日、对美关系的政策调整,重新采取坚决斗争的对抗性方针。

   进入1957年以后,中美、中日关系均趋向紧张。中美大使级会谈因美国企图单方面降低谈判级别而中断。国务卿杜勒斯声称美国将继续执行对华政策三原则(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新中国进入联合国,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日本岸信介政府追随美国、敌视中国:访问台湾时公然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1958年4月宣布不承认中国驻日商务机构悬挂国旗的权利;5月纵容右翼分子侮辱中国国旗。中国政府因此认识到岸信介政府阻挠和破坏中日关系的本质。周恩来在会见浅沼稻次郎为首的日本社会党第二次访华团时指出:“我们知道,通过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推动日本政府这一条路已经走不通了。至少在岸信介的政策下是不可能的。”对于中日关系现状的这一认识以及民间外交的一时受挫,使中方不得不中止了包括贸易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双方交流,改变了推进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政策方针。日方的错误政策使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摩擦频发、情感恶化的新阶段。

   无庸讳言,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泛滥的“左”倾思潮和反右斗争后国内政局走向和各项政策变化,不会不影响到中国领导人对于国际环境的分析和判断,对国际力量对比估计过于乐观的判断,也难免渗透于对外政策的思考和外交行为的实施。国际形势的变化,中苏关系的裂痕,国内政治的发展,对毛泽东关于整个国际形势的判断有着不可否认的影响,使他在国际战略思维方面倾向于考虑:“怕我们怕得多一点”的资本主义能否心甘情愿与社会主义和平共处?正处于上升态势的社会主义究竟有无必要主动缓和对西方的政策?反复深入思考的结果是,一生为“与人斗”“与天斗”而感到“其乐无穷”的毛泽东更加强调开展国际斗争的重要性。他在1957年冬至1958年秋形成以下三点结论:(1)把国际形势概括为“东风压倒西风”,认为“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在人心向背、人口众多、幅员广阔和重要科技等方面已经“占了压倒优势”,西方世界被“永远地抛下去了”。(2)就东西方关系提出“西方国家怕我们怕得多一点”;紧张局势“比较对于西方国家不利”,“对我们并不是纯害无利”;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也有防御性,除非社会主义“摇摇欲倒,那个时候他们会进攻”。(3)对于共产主义、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三者的关系,认为“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比较接近”。美国现在是“霸占中间地带为主”,其侵略锋芒“是向民族主义进攻”。虽然这些形像而夸张的结论所依据的资料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况,就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所占优势的估计明显过高,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作了相对而言过于简单的图解,但这并不妨碍毛泽东增强了以斗争来争取世界和平、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信心,使他在思考和决定对外政策时越来越倾向于、坚信于革命力量此时不应向帝国主义势力妥协的结论,主张“我们的外交政策原则”,“对西方主要国家,现在主要是和他们斗争”,要求外交工作应克服保守思想、开展“大跃进”。

   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和指示,1958年6月,外交部召开国际形势讨论会。陈毅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对外交工作的一些批评:1955年在中美大使级会谈前一次释放11名美国人是替美国说话;1958年2月同日本签订的钢铁长期易货协议是方针性错误;中国外交要坚持对美斗争,不和美国发展关系。这表明毛泽东已经放弃了朝鲜战争后一度认可和赞同的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对外政策。这次会议虽然肯定了1949年以来外交路线和政策的正确,但认为在一些具体工作中存在右倾保守偏向。会议最后把中国当时和以后一个时期的外交政策方针归纳为:“搞臭南斯拉夫,巩固社会主义;打击美国,搞垮帝国主义;孤立日本,争取民族主义。” 这一次外交政策方针的调整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在战略思维、外交理念和策略手法上的一个特点,即对外政策的示强而非示弱可能是达到同西方缓和关系的更有效手段,毛泽东很自信地认为:示强,迫使西方国家正视中国的存在,更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要求。这一时期探索和尝试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中国外交包括对日、对美政策的基本走向。中国外交奉行意识形态主导下的革命外交原则,因此联合苏联、对抗美国、反对美日反动派,支持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革命斗争,就合乎逻辑地成为新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和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

   从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阶段性及其继续革命”理论的内在发展逻辑来看,新中国建国以后历次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运动,也是“示强”而不“示弱”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在国内政治方面的体现。1958年的大跃进对于中国对外政策的革命性转变,不仅有领导人心血来潮的革命浪漫主义想像,也是不能不以持续不断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来推高中国革命之高歌猛进,以维系政权合法性的题中应有之意。从毛泽东试图以急风暴雨式的革命性群众性手段来改造中国国家与社会并重建中国在世界上的中心地位,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勃勃雄心来看,大跃进的发生以及中国外交的“革命性”转变,其实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历史发展之逻辑的必然。当然,基于内政与外交互为因果、相得益彰的国际关系理论,毛泽东并非仅仅出于发动大跃进的需要才“刻意制造”了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冲突。但中国外交的革命性转变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却不能不同国内政治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由大跃进及其以后的“四清”运动而带来的国内政治与社会的高度紧张,以及由对外政策革命化而导致的国际关系紧张及其随之而来的外部压力、国际孤立,恰恰是互为因果、互相影响和促进的。后者的存在不仅使得前者显得更有必要性、更加合理化了,也使得前者获得了更大的合法性、权威性和说服力。这一内政与外交的互动推进中国外交的调门螺旋上升,到“文革”时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国内的“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相继发生,对外的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和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紧张,说明“示强”未能达到维护国家安全和改善周边环境的目的,现实环境的强大压力和“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传统文化,要求中国领导人改变外交方针,谋求对美、对日关系的改善。中美关系解冻、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张大牌因此连续打出,国际格局为之一变。这也说明,为什么中方在处理中日邦交正常化诸问题时,现实主义的考量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共中央《关于接待日本田中首相访华的内部宣传提纲》强调指出:侵华罪行要由日本军国主义负责,更重要的是时代变了、世界变了,当前对我国威胁最大的是美帝、苏修,而且特别是苏修,中日邦交正常化有利于牵制美帝和打击苏修,我们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出于这种现实主义的政治判断和政策依据,中方必须就侵略战争的受害问题严词批评日本,以正视国民要求索赔的正义呼声,稳定国内局势;日方也必须私下承认战争罪行、表示反省并感谢中国放弃索赔要求。但在中日联合声明里,既没有日本对侵略战争的责任表示“谢罪”的内容,也没有日方对中方放弃赔偿要求的感谢,使得因发动侵略战争而必须谢罪和赔偿的国际法意义几近于无。而没有实际赔偿行为的口头“反省”和关于“麻烦”的争执,又因为日方以词义解释替代责任意识而使侵华战争责任的法律问题转化成了对历史事实的认识问题。

到了21世纪,中日之间的战争遗留问题又进一步以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形式被压缩进学术研究的框架,最终使中方占据政治、外交、历史、法律和道义高地的中日之间的战争处理问题,变成了以学术的名义对史实的再考证、对史观的再争论、对史识的再确认。中国是否具有对日索赔的国际行为主体资格,中国人民是否享有对日索赔的国际法权利,反而要取决于战败国日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程度;以至于日方承认铁证如山的历史事实,如:南京大屠杀等多地多个血案,以及细菌战、毒气战、日军性暴力等早已众所周知的侵华罪行,竟被中方学者视为重大研究成果而沾沾自喜、自矜自得。如此共同历史研究的结果,似乎无论中方怎样义正词严,无论中国民众怎样义愤填膺,中日之间的战争处理问题的最终解决,都只能等待日本人对侵略战争责任的自觉意识的回归和复苏,从而使作为战胜国的中方,几乎失去了在历史问题上掌握正义、公理和人道的道义制高点和法律主动权,导致后冷战时代的中日关系也不能不随着日方的历史认识偏好的变化而不可避免地反复发生周期性的恶化。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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