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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建:致梁任公

更新时间:2013-04-29 17:55:36
作者: 邵建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近代思想家、文学家、学者。

  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等。广东新会人。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而且是一位退出政治舞台后仍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影响后世深远的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

  

  任师夫子大人钧鉴:

  在一个有了互联网而书信难得的时代,我居然重拾对自己来说久违了的书信,而且寄达者是您,一个长眠于另一世界已八十多年的人——梁启超梁任公先生。也许您一定会惊讶,但,事出有缘。这是一个不错杂志的不错创意:“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偶像或是喜欢的历史人物,他们的精神传承与言行风骨也许是我们这个世界最宝贵的财富。如果有机会给他(她)写一封信,或请教、或探讨、或倾述、或聊天……这是一次思想的对接和碰撞,也是一次心灵的穿越和交流……”我生平没有偶像,但却有自己喜欢或敬重的人物,比如胡适之先生,比如您。所以,当编辑朋友邀约时,便应允下来。许是编辑朋友知道我出版过胡适的书,征询我是不是准备写胡适并作这样的建议时,我说我准备选择的是梁任公。梁,还是胡,这都不是问题。不过,我已经为胡适先生写过不止一本书的文字;而且就我读胡而言,回顾起来,更多产生的是认同与欣赏。但,读梁不然,尤其是您那些表达政治思想的文字,如同箭镞,穿越世纪的隧道,直击百年后的我,并由此塑造了我个人对20世纪这一百年的看法(在此,我内心深存感戴)。何况,由于知识界经年努力,胡适业成显学,尽管胡学还有更多深入的空间。但,任公先生您,几乎还被旁落在冰冷的历史之外。尤其是您启迪了一个世纪但却无从发生作用的宪政思想,即使放在今天,依然熠熠闪光,有着直接的现实启发意义。因此,当我要给一位我所敬重的先贤写信时,我选择的是您,也只能选择您。

  任公先生,诚如您的好友徐佛苏将您的一生业绩裁为四截:一是戊戌维新阶段,二是清末立宪阶段,三是共和以后讨袁称帝和反对张勋复辟阶段,四是退出政治之后的文化学术和讲学阶段。四个阶段的梁任公各具风采,但我独慕1901-1911清末立宪阶段的您。这不是说维新时期您没有作为,很难忘湖南时务学堂那风卷云舒的日子,但那毕竟是您的老师康有为的时代。您的时代是从1901年的《立宪法议》开始,以后清政府从新政到宪政的十年间,乃是20世纪立宪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是和您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它由您推发和开启,尽管并非一人之力,但您毕竟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启动者和指导这个时代的精神领袖。

  当然,选择立宪阶段的您下笔,也有我个人的原因。这些天我自己也在琢磨,我受惠于任公的到底是什么。现在可以说,至少这样两点政治学认知,我个人不得不归功于梁。一,解构专制,靠的是宪政而不是民主,民主本身也可以通向专制,尤其是革命民主的路径。二,对于长期有着君主传统的国家来说,最合适的道路是君主立宪。骤然共和,庶几难免共和之乱。

  1901-1911是20世纪零十年,也是传统中国跨入现代的第一个十年。经由庚子事变,满清政府势如鲁缟,以待强弩。但在那个时代,满清面对的强弩有二,一是以您和您的老师康有为为代表的清末立宪派,另是以三民主义为代表的孙中山革命派。这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力量,面对清末专制,立宪派主张“宪政”解决,革命党意欲“民主”解决(抑或“共和”解决)。其区别在于,革命党力图通过革命民主主义,推翻清政府,先革命,后立宪。立宪派的主张是君主立宪,虚君而不革君,以宪政消解专制,并以宪政逐渐推进民主。1905年,这两种政治预案分别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为据点,彼此争论,互相角力。两弩争锋的结果,不独揭开了20世纪中国现代史的序幕,更由此决定了这个世纪一百年的政治走向。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历史结果,革命党赢了。辛亥革命一声枪响,结束了268年的清王朝,但随着旧王朝的倒塌,中国进入一个暴力与革命轮回的世纪。在革命暴力的裹挟中,由立宪派开启的宪政局面反而变得比前清更加维艰、路途也更加迢遥。20世纪从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为发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两次革命,一次比一次激进。但,历史结果如何?以民主为诉求的革命,不但没有解决也无以解决专制问题;相反,这个民族正是在追求民主的道路上走向新的专制,即把原本可以通过宪政解决也临近解决的皇权专制推进为现代党化型态的威权专制乃至极权专制。因此,这一段历史可以这样具结,以革命党为首倡的民主主义革命,不但错失了宪政,也错失了民主。这是民主的劫数。

  然而,任公的精彩在于,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结果,当它尚未发生时,任公与革命党的辩论,便有了清晰的预期。还是在1905年,任公在《开明专制论》中指出“近世国家之分类,大率分为专制君主国,立宪君主国,立宪民主国,吾以为此分类甚不正确。何以故,专制者不独君主国,而民主国亦有非立宪者。”那么非立宪的民主国在政体上是什么性质呢,即民主专制也。自1903年,任公在日本汲取了伯伦知理(瑞士学者)和波伦哈克(德国学者)的政治思想后,对专制有了新的体认,凡是权力都可以形成专制,无论君主与民主。君主不论,民主体制亦有两种可能,它可以是宪政的,也可以是专制的。这是一百年来我们非常陌生的政治学语言,原来专制的对应范畴不是民主,而是宪政(此之谓“专制与非专制,一以宪法之有无为断”)。换言之,如果受到宪法的控制,该政权就是宪政的,哪怕它是君主制。同样,如果不受宪法的控制,这个政权注定是专制的,尽管它可以是民主制。宪政的要义就是控制权力,专制的要害则在于它不受任何对象包括宪法的制约。

  明乎此,君主与民主,只是就权力来源而言,无关宪政与专制。君主的权力来自世袭,正如民主的权力来自选举。但,如果用革命的方式推翻君主,必然获得专制。辛亥以后,革命党人纷纷指责袁世凯专制,然而在梁任公看来,这是共和革命的必然结果。1903年任公有《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其中指出“夫既以革命之力,一扫古来相传之国宪,……而承此大暴动之后,以激烈之党争,四分五裂之人民,而欲使之保持社会势力之平衡,……终觉其主权微弱,不足以拯沉痼疮痍之社会也,于是乎,民主专制政体,应运生焉。”“民主专制政体之所由起,必其始焉有一非常之豪杰。先假军队之力,以揽收一国实权。……彼篡夺者,既已于实际掌握国权,必尽全力以求得选,而当此全社会渴望救济之顷,万众之视线,咸集于彼之一身。故常以可惊之大多数,欢迎此篡夺者,而芸芸亿众,不惜举其所血泪易得之自由,一旦而委诸其手。……此篡夺者之名,无论为大统领、为帝王,而其实必出于专制。”这是任公关于“民主的专制”或“共和的专制”的经典表述(来自波伦哈克),试看辛亥之后、20世纪之史,无不应验。

  梁任公的政治学来自范属政治保守主义的伯伦知理和波伦哈克,孙氏革命党的政治学主要来自激进主义的卢梭。因为立宪派的介入,激进的辛亥革命并没有产生多大暴力,其弊害在于,它打开了一个世纪激进与暴力的潘多拉的盒子。踵接孙氏而起的是另一场民主主义革命,其领军杂志《新青年》除了在政治学亦标举卢梭和法国大革命外,致命之处更在于它以它的错舛颠覆了梁氏政治学,并造成一个世纪的政治误导。比如比五四还年长的李锐老先生纪念五四时,著文《又谈德先生》,其立论便是“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李锐老的认知来自《新青年》。1919年陈独秀在专论民主的文章中,声称“民治主义(Democracy),欧洲古代单是做‘自由民’(对奴隶而言)参与政治的意思,和‘专制政治’(Autocracy)相反。”“凡是反对专制的,……几乎没有一处不竖起民治主义的旗帜。”(《实行民治的基础》)

  这委实是华夏政治学的一幕悲剧,面对专制,不是世纪初梁任公的“立宪政治学”影响了这一百年,而是《新青年》的“民主政治学”左右了一代代心智未齐的青年学生。然而,以陈独秀为主导的《新青年》并不懂政治学,陈本人即一介文人,并未深研政治学之理。只是以热情呼唤民主,并轻视宪政与法治。然而,偏偏是《新青年》的政治热情对年轻人有强大的裹挟力,加上对现实的不满,一代代青年遂走上革命民主主义的道路。然而他们知道《新青年》,却无知于梁任公。记得我曾经询问一位1925年出生的老人,他是当年上海交大的学生,地下党。我请老人家用词汇回答当年是什么鼓动学生走上这条道路,他的回答是要民主、反独裁、反腐败。我又问当时影响学生的有没有宪政这个词,老人家想了一会儿,迟缓地摇了摇头。只知民主,不知宪政,还是政治上的幼齿,却投身于他未曾明白的政治运动。我虽然非常尊敬这位今天反思已十分透彻的老者,但,心中一片苍凉。当《新青年》取代了梁任公,当民主政治学取代了立宪政治学,于是,历史就注定了20世纪的走向,也注定了60多年前我们的昨天和今天。

  这里并非非难民主,而是任公之后的国人陷入了民主的迷思,以为只要通过革命,实现民主,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事实不是这样。民主本身就是一种权力,任何权力都有走向专制的本能。不是有了民主就必然宪政,相反,民主反而会遮蔽人们对宪政的认知。正是根据法国大革命的实例,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谈法治国的章节中说“既然所有的权力最终已被置于人民之手,故一切用来制止滥用这种权力的保障措施,也就变得不再必要了。”对此,哈耶克的中国弟子周德伟指出:这是“人民主权的理想与法治理想有潜在的冲突”。然而,还是一百多年前,任公就对民主与专制的内在肌理作过深入的剖析。所以,在民主与宪政的价值排序中,任公您坚主宪政优先而非民主优先。并且在任公的立宪政治学里,宪政本身即为一种渐进民主。立宪法,开议会,除了用宪法限制君权,把立法权从君主那里转移到民选的议会那里,这就是民主初步。它不是从全民开始,而是从绅民开始,这委实是一条由宪政带民主的稳健之路。

  “宪政之母,厥惟英国”,任公先生,这是您在《政治学学理摭言》中的表述。在您看来,英伦,是君主中国走立宪道路的取法对象。但,孙氏革命党取法的是美国,因为美国是共和国。一百年来国人常骄傲于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这是国人好名的表现,用胡适之先生的话,是“名教”之一种。所谓名教,“是崇拜名词的宗教,是崇拜名词所代表的概念的宗教。”其实,对人作为个体以及个体的权利来讲,宪政远比共和重要。只有宪政,才能保障你的权利;共和哪怕是真正的,却未必能做到宪政所能做到的这一点。因此,当年,共和还是立宪,转换在国家体制的学习对象上,就是英还是美。这是20世纪零十年摆在国人面前的第一次选择,正如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面临的第二次制度选择是英美、还是苏俄。百年过去,历史给我们留下很深刻的遗憾,为什么我们两次选择都那么错谱,历史并不是没有给我们选择的机会。

  英美还是苏俄,这个问题放在今天,已不难理解。但,英、还是美,这两者间的差异,时人乃至今人,未必看得清楚。英是君主立宪,美是共和立宪,在立宪相同之外,差异便是君主与共和(即民主)。那么,选择前者,还是后者,一个基本考量,便是中国自己的国情。任公所以主英不主美,盖在于中国国情近于英而别于美。因为中英两国都是君主体制,而且中国比英国有着更为漫长的君主历史,且无有一日北美那种殖民自治的传统,故立宪之路,理当走英,让宪政在自己的传统里诞生。设若一意走本土传统中没有的美式共和之路,方枘圆凿,非但共和不得,反添无穷混乱。但,学英还是学美,1905年,孙中山对梁任公有过这样的讽刺:“中国可以一蹴而至共和,不必由君主立宪以进于共和。如铁路之汽车始极粗恶,继渐改良。中国而修铁路也,将用其最初粗恶之汽车乎,抑用其最近改良之汽车乎。”呜呼,孙氏中山,就政治体制言,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本无优劣好坏之别,北美又何以凌越英伦。再,北美殖民者正是来自英伦的清教徒,他们带去了英伦的传统,又因地制宜,这才创建了自己的国家。没有英伦,何来北美。即以北美论,当年汉密尔顿等人担心共和体制易发混乱,曾主张宪政框架下的君主制而非民主制,只是最后未通过。但,北美既可君主,亦可民主,只是它能做到的中国却未必能,如果缺乏相应的历史条件的话。美国共和来自各殖民地一百多年的自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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