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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明:中国的政治改革为何难以形成稳定的共识

更新时间:2013-04-26 23:14:08
作者: 陈明明  

   最重要的是,官方主流政改理论和政策已经不能像 80 年代那样在各种“异见”中建立自己的“统于一尊”的地位。它青睐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自由主义却要把自己的政治主张打包施加于它,而它拒绝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又面临着形式逻辑上的困境(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的功能一致性)。它反对民粹主义的大民主,却无法面对民粹主义从社会主义传统(如毛泽东思想)沿袭过来并加以发挥的“群众路线”,以及以“群众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作为政改的准则和约束条件。它支持国家主义的强国家理想,但国家主义强调国家的自主性,即在社会多元集团中保持国家自身的行动逻辑,因而要求政府官员与利益集团特别是强势利益集团拉开距离,这又和它的“发展主义”所需维持的对国际资本和国内资本的亲密关系形成矛盾,而且它对国家主义的支持经常遭到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强烈反对,使得它又不得不和国家主义保持某种分离的状态,从而限制了它对国家主义的采用。反过来,自由主义、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之间的争论深深影响了它的政改政策,使得这些政策充满矛盾,它既无力使这些主义噤声(尽管它要求“不争论”),使它们从属于甚至是臣服于它,也无力或不愿为这些主义搭建沟通的平台。它或者作壁上观,对三种主义的争论不置一词,认为这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或者自说自话,以否定式的表述声明自己的态度(如“五个不搞”),且缺乏深度的论证。如果说 80 年代的“激进民主主义”和“新权威主义”是执政党主动发起政治改革导致的体制内的反思,那么 90 年代后期兴起的三种主义则是政改沉寂后伴随社会结构分化而来的社会危机引发的体制外的产物。中国的政改讨论在思想层面出现了一种过去没有的多元局面,但不是多元对话的局面,而是多元对抗的局面。

  

   三、“主义”分歧的背后:社会“破裂”

  

   如前所述,在中国 30 余年的改革开放中,曾有过一个短暂的政改共识时期,支持这种共识的是所谓“帕累托改进”,即放权让利释放出来的迅速成长的社会,给每一个群体和个人的发展和改善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空间,市场化的后果尚未显现出来,或被掩盖于群体和个人的程度不同的增益之中。90 年代以后,大幕终于完全揭开,市场化逻辑推动的社会分层结构日益呈现出鲜明的轮廓,改革本身开始日益遭遇质疑,以至于相当多的学者呼吁“重建改革的共识”。“重建改革共识”恰恰说明改革共识已经破裂,修复破裂的共识固然是思想的使命,然而不是思想本身所能实现的,因为共识的破裂根本的原因是社会的破裂。当下中国社会的政改讨论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层面的复杂对抗的态度,正是中国社会分层矛盾积累的结果,是社会危机“症候群”的反映。

   1. 社会分层结构的阶级冲突

   关于中国社会的分层,大体存在三种观点:其一是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形成了阶梯式的社会分层,根据其拥有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不等,可从上到下划出由最高层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到最底层的城乡无业、失业和半失业者等十个阶等,这十个阶等的出现是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结果[8]。其二是相信在中国的分层结构演进中,逐渐产生出了一个“中间阶层”或称“中产阶级”,这个阶级由于居于社会结构的上层和低层的缓冲地带,作为一个引导生产和消费以及代表着主流生活方式的主要群体,在政治上可以缓和社会矛盾,经济上可以平抑贫富差距,思想上可以发挥温和保守的作用,虽然它现在还比较弱小和不稳定,但代表了中国社会分层的现实趋势[9]。其三是否认目前中国社会分层已经形成了中产阶级,认为关于中国的中产阶级化仍然停留在以西方社会学理论观照中国的想象之中,作为一个后发展国家,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被纳入全球化的轨道(“与国际接轨”),在国际资本和国内政策的作用下,其社会结构变迁所呈现出来的分层趋势,与其说是“中产化”不如说是“两极化”[10]。

   无论哪一种观点,都承认市场化转型重新催生了中国的阶级结构。阶级与国家政治的表达,在中国先后经历两个相当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社会主义改造之后,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结构事实上被职业身份的社会学结构所替代(“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都不再具有阶级的含义,只是职业身份),但不无讽刺意味的是,50 年代后期,阶级在中国大陆消失的同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话语却空前活跃和发达起来,以至于国家政治的基本诉求明确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任何社会矛盾(包括所谓“人民内部矛盾”)都打上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烙印。在经济意义的阶级不再存在的背景下,重提阶级和阶级斗争,其政治意图是解决国家机器与人民群众的矛盾(即反官僚主义)。毛泽东把官僚与民众的矛盾说成是“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尖锐对立”[11]只是一个给现实政治需要披上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外衣的说法,第二个时期是在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体制的构建和利益关系的变化,“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意味着中国社会重新出现了阶级,社会冲突开始不同程度地具有阶级冲突的性质和特征,但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话语却小心翼翼地被规避。它的奇特在于,现在是真有阶级了———马克思意义(生产关系)和韦伯意义(市场关系)上的阶级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对诸如“阶级利益”(由所处的阶级位置而带来的物质利益,如财富收入、工作条件、安全保障)、“阶级意识”(对自身所处社会分层体系中的位置和为实现自身利益所需条件的主观感受)和“阶级斗争”(个人和集体为追求不同的阶级利益在实践中发生的冲突)等问题反而讳莫如深。

   由此而论,“十大阶层说”的最大意义就在于揭示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实际上是中国的阶级分层结构,开启了对中国社会作阶级结构理论的分析,引起人们对中国阶级问题的重新关注,它的不足则(主要)是以“职业”划分“阶层”,以“阶层”概念代替“阶级”概念,因为据说“阶级”使人易于联想到对立、冲突,而“阶层”不具有冲突的含义[12]。事实上,作为社会结构分化表征的阶层,从一开始就隐含着阶级冲突的逻辑,90 年代频发的社会冲突不过是这种新结构在国家政策发生偏差情况下的外显。按照孙立平的分析,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已经形成了“断裂”之势:(1)阶层结构边界日益清晰,如居住区域的分离(富人与穷人的区隔)、生活方式的分离(消费、社交、审美、偏好的差异);(2)阶层内部认同逐渐形成,1991年的调查结论还是“有阶层化差别尚无阶层化意识”(上海调查),但 1996 年的调查则表明绝大多数居民具有阶层认知,即多数人并不把职业而是把财富和权力作为社会分层的首要标准,且认为自己处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之中(武汉调查);(3)阶层间流动性开始减少,到 90 年代中后期,流动机会的减少不仅见之于社会劳动力市场,而且见之于社会经济组织内部劳动力市场,工人阶层成为相对凝固的社会群体;(4)阶层自身再生产显著加强,教育是阶层再生产的重要机制,90 年代以后,贫困农村地区的孩子过早在小学和中学阶段辍学,城市贫困家庭的孩子在中学择校时处于劣势地位,或被迫放弃升入大学的机会,城市外来人口的子女在接受义务教育时面临的种种障碍,都显示了阶层再生产和阶层定型化的运动[13]。孙立平的研究有相当的经验案例和数据支持。根据这种观点,中国社会十大阶层实际上可以归入“以占有大量资源为特征的强势群体和拥有大量人口为特征的弱势群体”两大部类,即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既不是线性的阶梯型,也不是和平的“橄榄型”,而是两极型的结构。李强的研究则更为严峻,他把中国社会看作是“倒丁字形社会结构”,这个结构是“直角式的,下层与其他阶层之间几乎完全没有缓冲和过渡,是非此即彼的二分式结构”[14]。“断裂说”也好,“二分说”也好,都体现了社会的“结构紧张”(李强语),本质上反映了阶级关系的紧张。

   2. 阶级矛盾中的官民矛盾

   由于主流意识形态赋予阶级与政权性质根本关联的理论结构,由于文化大革命把国家机器与人民群众的矛盾置于阶级矛盾之中而导致国家权威重创的深刻教训,传媒和官方将伴随着社会阶级结构分化而来的众多的社会冲突名之为“群体性事件”或“社会抗争事件”,而不称为“阶级抗争事件”,除了治理策略方面的原因,也反映了目前中国“阶级图谱”的不清晰状态。在理论上,阶级结构分化包含着冲突的逻辑,但冲突是否具有阶级意义以及阶级冲突是否必然发生,取决于阶级意识与阶级动员。阶级理论研究指出,在阶级阶层结构已经形成的条件下,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显示出阶级冲突的形态,也不是所有涉身于社会冲突的人都能持有阶级意识来行动。这里有“客观阶级”、“主观阶级”(或“认同阶级”)与“行动阶级”之分,客观阶级指按客观的社会经济指标(财产与生产资料状况、收入来源、教育程度、职业声望、社会出身等)划分的阶级,不论一个人主观意识如何,都可以根据这些指标对一个人的阶级位置进行分层划分;主观阶级(认同阶级)指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主观感受对自己所处阶级位置的心理认同与评价;行动阶级则是通过群体行动表现出来的阶级[15]。中国已经有了实实在在的阶级(客观阶级),只是阶级结构仍在分化和发展中,国家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化的方式来处理阶级矛盾,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引入仲裁部门和法律体系的正规领域,以加速社会结构的多元化,使阶级处于多个相互重叠的社会集团之中,从而阻止个人对阶级的认同,这是主观阶级的阶级意识仍是分散的甚至是分割的主要原因。然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90 年代以来的社会抗争运动虽然被弱化了阶级矛盾的色彩,却凸显了官民矛盾的特征。的确,几乎所有的“群体性事件”都不是由具有共同阶级地位的阶级(客观阶级)“制造”的,而是由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群,通过具体的利益诉求以及形成相近的社会态度所采取的社会行动推动的,这些反抗实际上具有阶级矛盾的意涵(如“通钢事件”中工人针对资本拥有者和管理者的极端行为),却一般不表现为阶级行动(没有行动阶级),而是表现为跨阶级的若干阶层的“庶民”与代表公共权力的“官府”的冲突。和阶级矛盾有内在关联却以官民矛盾集中表现出来的社会冲突,已经被指出是当下中国社会最大的隐患[16]。

   王俊秀等人 2006 年所做的一项调查,在群际关系方面,把社会分为“穷人与富人”、“干部与群众”、“城里人与乡下人”、“雇主与雇员”、“管理者与被管理者”、“高学历者与低学历者”、“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等 7 个群体类型,借以了解城乡居民对不同群体之间发生矛盾和冲突可能性的判断,调查统计结果显示,民众认为最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的是干部与群众关系,其次是穷人与富人关系,排在第三和第四位的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雇主和雇员。有趣的是,公众认为穷人与富人之间差距最大(50.7%),干部与群众差距次之(17.5%),但认为干部与群众之间最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的人最多。调查还显示,有71.4%的人认为近 10 年来,国家干部是获利最多的群体,另有 49%的人选择了国有、集体企业的管理者,按民众一般理解习惯,这些人都算是“干部”。在中国“,干部”与官员没有明晰的边界。王俊秀说:“这一结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公众认为干群之间最容易产生矛盾和冲突,公众认为干部更多享受到了改革的成果,拉大了与群众的距离,再考虑到公众对于部分干部腐败行为的痛恨,公众认为干群之间最容易出现矛盾和冲突就不难理解了。”[17]

关于阶级矛盾与官民矛盾,需要指出三点:第一,官民矛盾未必是阶级矛盾,官僚机构作为国家的代理人和管理者,本身就是和民众相对而立的有自己利益偏好和行动逻辑的组织,在非民主条件下,官僚机构的利益偏好和行动逻辑直接与民众发生冲突,在民主条件下,则受制于民众的监督和控制,与民众保持着体制性的张力,但无论如何,它都是一个从社会中产生,又高居社会之上,并且日益与社会相脱离的公共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官民矛盾实际上体现了国家与社会的矛盾的基本面,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矛盾形式。第二,官民矛盾可以是阶级矛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lihong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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