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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歌:鲁迅的绝望与历史

——读竹内好的《从绝望开始》

更新时间:2013-04-15 21:48:21
作者: 孙歌  

  

  日期:2012-11-06作者:孙歌 点击:469转播到腾讯微博

  摘要:鲁迅的绝望一直是鲁迅研究中的核心问题,如何理解鲁迅绝望的内涵,涉及到如何理解鲁迅特有的战斗精神。对于鲁迅而言,绝望是一种“抗战”的状态,而这“抗战”的对象,却是终于不能证实其为实有的黑暗与虚无。鲁迅强烈的沉潜欲,构成了他最具战斗性格的杂文的支撑。竹内好借助于鲁迅,提出了一个有关后发达地区自我变革的思想课题:在进行思想变革的时候必须警惕新包装之下的旧内容。它是否仅仅是作为一个外来的权威凌驾于旧秩序之上?这也正是今天重新阅读竹内好的意义。

  

  一

  

  鲁迅的绝望,是中国鲁迅研究曾经浓墨重彩处理过的问题。直到今日,它也依然是鲁迅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成果。对鲁迅式绝望的研究和分析,不仅揭示了鲁迅特有的思想品格,更把人们引向了鲁迅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所具有的孤独与坚持。无论从鲁迅个人的著述还是从他同时代人的回忆来看,无论是从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化史还是今天的同时代精神生产状况来看,鲁迅特有的抗争方式都是无法简单归类的,他似乎是那种无法模仿无法复制却又无法绕开的历史人物。而鲁迅的绝望,也是无法模仿无法复制的,尽管在某些历史场景之下,鲁迅式的绝望也无法绕开——如果试图谨慎地接近鲁迅并且力求在他的书写脉络中理解他的话。

  最直接地呈现了鲁迅式绝望的,恐怕是《野草》中两篇著名的散文:《影的告别》与《这样的战士》。

  “人睡到不知道时候的时候,就会有影来告别。”这个意味深长的开头提供了一个特定的情境:超越了普通的时间维度,在一个失掉了时间的时刻,“影”开始独立于它所产生的那个实体。然而这个独立了的虚空的影像,却无法在任何一个空间里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无论是天堂还是地狱,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于是,它决定“彷徨于无地”。而无地之地究竟还是一个虚空的存在,它仍然无法逃脱立足的困境,于是,“影”进而宣告说:它将向黑暗中沉没。而且,“再没有别的影在黑暗里。”《影的告别》是一篇把黑暗、虚无在实有与虚幻两极之间的状态勾勒到了极致的名篇,然而它最核心的内涵却是在描绘无可选择却又不得不选择的极限情境下孤独个体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状态。

  鲁迅的一生并不从容。他的个人生活经历了数次“未敢翻身已碰头”的窘境,却无法“躲进小楼成一统”。在家庭生活和感情生活中,他在很长时间内保持的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自我牺牲状态,以至于亲情同时就意味着毒药;而在他的文笔生涯中,受到的攻击绝对不比他得到的赞美来得少;不仅背叛和利用时时对他构成伤害,而且友军也往往未必真正理解他的意图,致使他在紧要关头不得不孤军奋战。1925年他写作《杂感》,极为形象地传达了这种窘境:“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①这短短几句话几乎勾勒了鲁迅的一生,而或许这也正是当“影”决定沉没于黑暗时并不打算连带其他的影的原因吧。这层深刻的绝望,形象地传达了他在1925年写作的《希望》中描绘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的特定状态——“我的面前又竟至于并且没有真的暗夜。”假如有真的暗夜,鲁迅还可以安顿。然而即使是决定沉没于其中的黑暗,也未必是真的!

  鲁迅在《希望》里对自己的描述并不准确:“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如果他可以做到,那么他倒真的是在常识意义上绝望和虚无了。然而鲁迅直到去世为止都是一个战士,他从不曾在虚妄中安顿。但是他也不曾因此走向虚妄的对立面,成为一个相信希望并为希望而战的斗士。他不是常识意义上的战士,他的战斗方式与战斗目标非常独特。正如鲁迅的绝望难以依靠常识理解一样,鲁迅的战斗方式也突破了常识的限度。或许,《这样的战士》是鲁迅最为真实的自画像,这篇短短的诗篇传神地勾勒了他一生的战斗轨迹:

  他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走,再见一式的点头,各种的旗帜,各样的外套……。

  但他举起了投枪。

  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衰老,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②

  正是这样的鲁迅,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他不仅属于现代中国,也属于人类。日本思想家竹内好,正是在一个绝望的时代里与鲁迅相遇,并激活了鲁迅式绝望的思想能量。在此意义上,今天借助于竹内好回到鲁迅,也许并非是一条远路,而是一条捷径。

  

  二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鲁迅绝望的内涵似乎是容易理解的,那是一个社会最为艰难的转型时代,也是一个前途最为混沌不明的时期。辛亥革命的失败和蒋介石对革命的背叛,都是导致鲁迅绝望的外在理由,中国社会的动乱,有志青年的鲜血,使鲁迅的愤怒与反抗持续一生。不过仅仅依靠这些理由,仍然不足以把握鲁迅的绝望。何以这么说呢?因为鲁迅终其一生留下的精神产品,几乎是严格地限定在不能直接还原为这些时代特征的思想层面,而他主要的论战对象也并非可以直接还原为现实中的强权政治和非人暴力。尽管这些因素始终是导致他抗争的重要理由,但是鲁迅早在1927年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的讲演中就进行了清醒的界定:“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鲁迅从来不曾幻想用文学取代炮弹,不曾幻想用手中的笔直接改变残酷现实,这使得他与现实之间保持了一种“断裂的关联”。正是这特有的关联方式,造就了鲁迅“走向绝望,并从绝望开始”的文化政治立场。

  鲁迅绝望的直接根源存在于他所从事的精神工作本身。换言之,他对于同时代的精神生产方式本身具有根深蒂固的怀疑,并无法摆脱这种怀疑。这怀疑的无法排解和不断加深导致了鲁迅的绝望,但这种绝望并未导致他的幻灭与旁观,反倒促使他倾注全部热情投入了思想行动,这思想行动最充分的表达形态是他不妥协的论战精神,而并非是他论战的具体目标和结果;包括鲁迅大部分虚构作品在内的创作,始终贯穿了这种论战的品格,竹内好之所以执著于鲁迅的“绝望”,正是为了准确地把握鲁迅思想论战的特质。

  1953年,竹内好出版了他另一部关于鲁迅的著作——《鲁迅入门》(以下简称《入门》)。与写于十年前的《鲁迅》相比,《入门》更为通俗易懂,具有明显的普及意图。然而通观《入门》,可以发现它并不具有与《鲁迅》不同的基调。尽管在很多环节上,本书弥补了《鲁迅》所一笔带过的疏漏之处,而且有些具体观点也有少许修正,但是从根本上来看,这两部著作是密切相关且高度一致的。似乎这十年间日本社会巨大的变化,并没有影响到竹内好的鲁迅解读。由于《入门》具有某种社会启蒙的性格,所以浓度较《鲁迅》降低了很多,而且对于作品的解读也比《鲁迅》细致周全,因此似乎更受到日本的鲁迅研究者青睐;不过对于笔者而言,由于《鲁迅》中特有的时代紧张感在《入门》中基本消失,后者反倒不那么易于解读。因为在前者问世的1943年前后,太平洋战争中日本以卵击石的战争格局与《鲁迅》所表达的“绝望于绝望”的分寸感之间是可以建立直接的呼应关系的,而本书(即三联版《从绝望开始》)特别是《入门》,则缺少这种直观的连接;同时,即使消除了明显的时代紧张感,1953年竹内好对于鲁迅的诠释也并没有因此变得明亮易懂,除非读者故意无视这个文本的内在理路,否则,一个无法避开的问题就将摆在面前:《鲁迅》中的重要命题“绝望于绝望”,在《入门》中延伸为“走向绝望,并从绝望开始”。那么,《入门》中的鲁迅为什么绝望,绝望的内涵是什么?他为什么要“从绝望开始”,他如何“开始”?

  《入门》是这样确认鲁迅的绝望的:

  “绝望”是意识的状态,但却是不安定的状态。安定的绝望不是真的绝望。绝望正如没有延长的点,是只有通过“有”,才能将自己表现出来的“无”。就是说,绝望不具有自身,它本身就是可疑的。③

  竹内好并非在打禅语。他紧接着引用了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一段话来说明:

  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其实这或者是年龄和经历的关系,也许未必一定的确的。因为我终于不能证实: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④

  从字面上下文看,这是鲁迅为了鼓励年轻一代“不平而不悲观”而作的说辞,但是却精炼地提供了理解鲁迅式“绝望”的线索——对于鲁迅而言,绝望是一种“抗战”的状态,而这“抗战”的对象,却是终于不能证实其为实有的黑暗与虚无。它存在,但是却随时幻化,并且不确定地显现为具体的形态,或者显现为与其实质正相反的假象,并因了这假象而获得舆论多数的认同。正因为如此,黑暗与虚无无处不在,却又因为其往往包装了“各种好名称”而难以辨认:当战士举起投枪时,它将变换形状并且反过来把战士变成罪人。“绝望”正是《野草》中的《这样的战士》所描写的抗战姿态:在无物之阵中举起投枪,在无物之阵中“衰老,寿终”,且“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

  鲁迅是一个真正的战士,至死不曾放下他的投枪,但同时他并非通俗易懂的战士,他充满政治智慧的现实洞察力使他拒绝子路式的有勇无谋,决不随便去践无须必践的荆棘。这似乎使他不止一次得到“油滑”、“胆怯”的恶名,大概也是他自称“终于不是战士”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鲁迅超乎寻常的洞察力使得他不会对“无物之阵”产生“实有”的幻觉,并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战斗精神对无物之物进行宣战。这也是他所说的“绝望的抗战”的内涵吧。

  竹内好以另外一种方式关注到了鲁迅这种独特的抵抗姿态。他说:

  绝望是在行为之场中显现的,它并非在观念之场中显现。他是绝望者,这就意味着他是行为者。意味着他是生活者。……对他来说,可以确认的是在黑暗中摸索的自己。他想从中逃脱,虽然无法逃脱,却又必须逃脱。被他命名为“挣扎”的这一伴随身体感觉的行为,向他确证了黑暗的现实存在。⑤

  竹内好曾经在《鲁迅的祭日》⑥中谈到:日本的鲁迅观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大致有两类:一类视其为东洋的虚无主义者;一类视其为战斗的人道主义者。而他则试图在反对这两种说法的基础上使其统一起来。显然,这种统一无法用简单相加的方式进行,竹内好的《鲁迅》因此强调了鲁迅“绝望”的特殊品格:只有通过绝望这一战斗姿态,鲁迅才能破除所谓“战斗的人道主义者”的浮浅,同时摒弃虚无主义者的犬儒。竹内好说:

  如果绝望也是虚妄,那么人该做什么才好呢?对绝望感到绝望的人,只能成为文学者。不靠天不靠地,不以任何东西来支撑自己,因此也就不得不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于是,文学者鲁迅在现时性的意义上诞生了。⑦

  显然,竹内好对于“文学者”的界定是特定的,这正如鲁迅对于绝望的感觉是特定的一样。在竹内好那里,成为文学者首先是拒绝成为“学问家”,也就是拒绝采用以观念为依托的思想方式:竹内好一生不懈地批判那种“把思想从人那里抽离出来,在静止体中看待”⑧的工作方式,这是他强调“不靠天不靠地”的原因所在,同时,因为成为了不以任何外物(具体而言,不以任何外在观念)为支撑的文学者,鲁迅才为语言赋予了自由,他不受语言的支配,而是反过来支配语言,这时他作为启蒙家、学者和政治家的功能,就不可能被观念所包揽,更不可能被观念层面所回收;继而,成为文学者还意味着要具有思想层面的“现时性意义”,并与其共同摇摆。这正是竹内好所说的“把一切归于自己一身”的内涵,也是鲁迅称“阿Q就是我”的内涵。假如鲁迅仅仅是个先驱者,那么他或许简明易懂,少受到很多曲解和批判,因为他可以避开那些“无物之物”,高屋建瓴地占据道德优势;然而他直到生命的尽头,还挣扎于未必有多少胜算的论战之中,并为此付出极多的心血。竹内好正是在此意义上,强调鲁迅直到去世都是现役文学者,而他的“现役”,是以不作为先驱者为前提的。鲁迅文学,是论战的产物,支撑其论战精神的,则是这一特定的“文学者”态度。

  鲁迅绝望的战斗精神,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野草》、《呐喊》和《彷徨》之中。他的大量杂文则是这种特定的“绝望的抗战”的样本。即使借用竹内好“对绝望感到绝望”的说法,也很难准确传达鲁迅的“绝望”,因为人们惯常对于“绝望”的感觉会形成巨大的干扰。鲁迅的“绝望”,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决绝,而非失掉了希望的坚持。但是考虑到上面所说的“文学者”的特有精神状态,还必须进一步加以审慎的界定,那就是这种决绝并非先驱者的决绝,它带有历史本身的强烈色彩,换言之,它不会脱离历史过程的摇摆,不会站在历史的前列。这意味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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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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