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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现代中国的自我想象——跨文化形象学的终极问题

更新时间:2013-04-14 20:42:37
作者: 李勇  

  跨文化形象学所触及的是第二个路径,即超越中西二元对立,构建出一套跨越于中西乃至世界其他多种文化之上的全球叙事。这个思考路径超越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当然最终是想超越西方现代性叙事与中国的现代性叙事。如果中国无论是强调西化还是强调文化本位都不能摆脱应对西方现代性叙事所带来的困境,那么超越西方现代性叙事,构建全球叙事也许就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何谓全球叙事?全球叙事是从跨文化的视角破解二元对立思维的一种文化建构策略,它首先意味着反对西方的现代性叙事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反对以西方的现代性逻辑主导世界的发展模式。其次,它也反对在二元对立思维框架中形成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抗与批判是一种自我封闭式的反抗,只是另一种中心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多少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所谓的本土叙事也是一种民族主义话语,在思维方式上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复制,并不能真正构成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抗,而只能加固这种本质主义思维。再次,全球叙事是在超越民族国家的视野中建构的跨文化交流,是全世界各民族共同参与的文化融合过程。对于中国的自我想象而言,这种跨文化交流意味着主动拆除“中国文化传统”这个虚构的壁垒,主动地接纳其他民族文化,包括西方与非西方的文化。中国文化的未来不在封闭的文化传统中,而在与世界各民族文化交融后所形成的全球文化中。因为自我封闭的文化传统并不能称为特色,也不可能在一个各民族交往日益频繁的当今世界格局中有利可图。所谓的本民族文化传统只有在与其他民族文化进行跨文化交流的场域中才有意义。在这个跨文化交流场域,积极主动地接纳他者,推介自我,才是最明智的选择。最后,全球叙事仍然具有价值取向,它是全人类各不同民族文化中价值标准的最大共识,不妨称为后普世价值。如果说现今人们常说的普世价值有过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那么在全球叙事中的后普世价值则融合了世界各民族的基本价值标准。比如从个人方面说,与家庭成员的亲情应该是各民族文化中共同的;从人与外在环境的关系方面说,对自然热爱也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态度,等等。当然,各民族文化中在价值观念方面的差异是从众多的,但在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原则下,通过沟通对话建构出一个为全人类共同认同的后普世价值仍然是可能的。许倬云先生说得好:“目前世界的各主要文明如百川汇海,将要合成一个世界性的文明。此时如果我们有意识地在这个共同的世界文化中着力,加入我们中国文化的因素,补充其不足,匡正其错误,使这个文化因为包含了中国文化的成分,而得以稍近完美,这不仅有助于全世界后世的人类,对我们祖先也有一些交代,不至于将这么一个丰富的文化遗传,自外于未来的世界文化。”[9]

  跨文化的全球叙事会不会成为本质主义思维的一个新陷阱?它在思维方式上与本质主义的区别何在?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问题。笔者认为本质主义思维是在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它的危险性时被克服的。当我们警惕本质主义思维的时候,我们就会设法避免它,化解它。那么,跨文化的全球叙事如何避免走向本质主义呢?首先,跨文化的全球叙事是对不同民族文化中业已存在的共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并不排斥各民族之间的差异,而是求同存异。这与狭隘的民族主义以本民族的特色为中心排斥异己是完全不同的。其次,跨文化全球叙事也是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人类的实践活动一刻也不会停止,各民族的文化也处在发展变化之中,全球叙事正是在这样的动态过程中逐渐形成并随着各民族的交往而变化的。各不同民族都参与建构全球叙事,同时也一起修改全球叙事。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叙事一直处于未完成状态。再次,跨文化的全球叙事是一个对话的场域,不同民族的文化都有话语权,都可以参与到共建全球叙事的事业之中。这是一个构建文化巴别塔的伟大工程,而并不是以某一种文化为主导,控制指挥其他文化的活动。因此,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只是差异之间的互补关系。跨文化的全球叙事是一个多声部的文化合唱。

  从跨文化的角度考察世界的中国形象,问题的核心不在中国形象而在跨文化。“跨文化形象学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世界观念体系以及该体系中现代国家与国民自我认同的问题。”[10]隐含在中国自我想象中的现代性叙事的内在矛盾在跨文化的全球叙事中应该被超越。一方面西方中心主义与中国的民族主义都被消解,融入更高层次的全球文化中,另一方面,西方与中国都不是不变的,它们向对方开放,在互动中融合,它们各自的文化传统都将作为历史资源,为正在形成中的全球文化共享。跨文化研究的终极目标应该是开启重构普世价值的大门。重构普世价值的道路就在我们的脚下,重要的是我们要跨出这一步,走出本民族文化的封闭文化圈,主动地寻找与其他文化的共同之处。谁先迈出这一步,谁就会在重构普世价值的过程中占得先机。

  

  注释:

  ①乌托邦形象与意识形态形象是跨文化形象学中的两个基本概念。它们是依据与现实的关系被界定的。法国学者让-马克-莫哈提出一个简单的区分方法:“乌托邦本质上是质疑现实的,而意识形态恰要维护和保存现实。”(见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页)在西方的中国形象中,乌托邦的中国形象是美化、肯定中国的形象,意识形态中国形象是丑化、否定中国的形象。西方的中国形象始终是以这两种形态存在的。本文中为了与西方的中国形象进行对比,直接将中国人对现实的负面描述称为意识形态中国形象,将对未来的美好想象称为乌托邦中国形象。实际上这两种自我想象都是对现实的质疑。至于自我想象的乌托邦形象和意识形态形象与他者想象中的乌托邦形象和意识形态形象有无区别,应另外讨论。关于西方的中国形象中乌托邦形象与意识形态形象两种类型演变转化的详尽论述,参见周宁《天朝遥远》(上),第三编第三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44-353页。

  ②对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的讨论,参见周宁《第二人类》,第六章第二节、第三节,学苑出版社 2004年版。周宁先生指出:“明恩溥可能是对中国人善意最多、也最了解中国人的来华传教士”(第123页);“明恩溥力求公允,似乎还不仅是一种态度,而是他认识到民族性格自身的多面性与复杂性”(第129页)。

  

  【参考文献】

  [1][10]周宁:《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91-292、10页。

  [2]刘禾:《跨语际实践》,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88-89页。

  [3]杨瑞松:《病夫、黄祸与睡狮——“西方”视野的中国形象与近代中国国族论述想象》,台北:政大出版社,2010年,第95页。

  [4]谢少波:《另类立场》,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4页。

  [5]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页。

  [6]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6页。

  [7]史景迁:《改变中国》,温洽溢译,台北:时报出版社,2006年,第318页。

  [8]王柯平:《走向跨文化的美学》,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01页。

  [9]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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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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