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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勇:现代中国的自我想象——跨文化形象学的终极问题

更新时间:2013-04-14 20:42:37
作者: 李勇  

  因此,中西方的中国形象之间的复杂关系可以还原到中西方的现代性叙事中来考察。

  西方的现代性叙事与中国的现代性叙事之间的差异何在?西方现代性叙事的突出特点在两个方面,一是西方中心主义,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西方的现代性叙事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二是线性的时间观念支撑的进化论历史观。这种时间观念不仅是对西方历史的古今演变的论述,而且也是对世界格局中空间观念的论述,即将非西方定位在线性时间中的过去,将西方定位在线性时间中的现在与未来。线性时间观念进而强化了西方中心主义。

  中国已有的现代性叙事是对西方现代性叙事的回应,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先在地处于被动地位。但是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各种纷乱的学说与想象之中包含着的共同特性。首先是对民族复兴的追求与渴望。谢少波指出:“中国现代性的构想主要针对两个他者:一个是时间上的他者,即中国的过去;另一个是空间上的他者,即西方世界。中国人寻求现代性,目的在于重振古老文明,摆脱贫困落后状态,不受外国列强欺辱。”[4]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现代性叙事一直都是以中国的民族振兴为核心的,中国始终没有丧失所谓的文化主体性,也没有被西方征服——不管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征服,还是文化上的征服。各种看似矛盾对立的现代性的设计其实都是以民族振兴为目的的,不同的只是手段、途径与道路。其次,中国现代性叙事中一直没有解决好中西之间的平衡问题。在以民族振兴为目的的现代性叙事中,强调中国文化主体的独特性,从而选择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成为可能的选项。因为既然目的是民族振兴,只要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不同的途径就都可以成为选项,西化也只是多种选项中的一种。在文化主体意识始终都很强烈的背景下,西化反而是一种可疑的选择。在这样的现代性叙事中,连“西化”都蒙上了民族主义色彩。王尔敏先生论及晚清思想史时指出:“当时的推行西化,也就是中国学者所依循的近代化的道路。就晚清七十年间来说,传统思想及儒家提供了近代化的基本动力,供给知识分子以接受西方化的勇气与理论基础。……西方文物提供了启发的触媒,儒学的新内容才代表他们思想真正的转变。”[5]这种现象即使在20世纪的全盘西化论者那里也同样存在。比如陈序经在论证全盘西化的理由时指出:“质言之,西洋文化在今日,就是世界文化。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生活则已,要是要了,则除去适应这种趋势外,只有束手待毙。”[6]可见,全盘西化仍然是从本民族的利益着眼的。

  然而,中国的现代性叙事中的悖论又是至今为止的中国现代性设计中难以克服的,那就是中国的文化本位意识与现代性之间矛盾。现代性是一种西方话语,中国的本土并没有这一套话语,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中国如何可能实现现代化而又不丧失文化本位/主体性?倘若没有西方影响(不向西方学习)中国也能自发地走向现代性是一个伪命题,倘若现代性与中国传统的太平盛世是不同的概念,那么中国以民族振兴为目标的现代性如何可能实现?说到底,在中西方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中国要建立中国式的现代化(西方化)或建立另类的现代性这本身是矛盾的:现代性已有西方化(甚至是西方中心主义的)含义,其内涵是西方确定的,中国要追求现代性就必然是追求西方性。可是由于中国文化主体的强大存在,中国不可能完全变成西方。

  中国现代(时间意义上的)的自我想象之所以不同于西方对于中国的想象原因就在于中国与西方的现代性叙事的不同,而中国自我想象中所存在的各种复杂问题,根源也在于中国现代性叙事的矛盾之中。

  从乌托邦的自我想象看,富国强兵的想象,君主立宪国家的想象,以及现代民主国家的想象都是对于民族振兴道路的不同选择。从魏源等人开始到洋务运动的“师夷长技”的策略所建构出来的国富兵强的国家形象终究是一个泡影,因为传统的中国是不可能仅仅靠技术的引进就能变成现代国家的,甚至也不能变成强大的国家。这也正好回答了中国历史沿着自己的脉络能否发展出资本主义的问题——如此大规模地引进西方现代技术尚不能使中国现代化,遑论让它自己发展出现代文明!君主立宪国家的想象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它试图将西化的观念从经济技术领域推广到政治领域,最终将中国变成一个西方化的现代国家。这也许是中西方现代性叙事中的矛盾冲突的最后底线,也是冲突最尖锐的地方,跨越这一步中国就会变成一个西方化的现代国家。然而在中国现代性叙事中,这一步是不可跨越的,“中国性”在此变成了一道最后的护身符。中国宁愿在混乱之中摸索振兴的道路,也不愿走向西方化的现代性。史景迁在论及中国对西方的态度时说:“西方人以专业技术粉饰意识形态,企图强迫中国全盘接受。这正是中国人断难容忍的;即使在中国最孱弱的时候,也意识到依外国条件接受外来的意识形态乃是屈从。这种自尊与疑虑是反基督教的先驱沈傕、杨光先,十九世纪的政治家林则徐、曾国藩,以及蒋介石和毛泽东这对宿敌所共有。”[7]这里所说的就是中国现代性叙事中的内在悖论。至于现代民主国家的想象,其内在矛盾与君主立宪国家想象一样,仍在于当权者的权力能否得到限制,还要再加上民众是否能适应。这里所说的能否适应还不仅仅是“国民素质”问题,而是会不会有人利用现代民主政治提供的自由空间而乘机制造混乱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现代的民主政治中所带来的后果反而是出现一个集权的政府(1949年以前的国民党政权)。更何况在思想根源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不像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西化,而是与晚清的托古改制有几分相似。所以,可以说现代民主国家的想象仍然没有摆脱中国现代性叙事的内在矛盾。

  因此,我们所看到的现代中国的乌托邦式自我想象虽然以几种不同的面目现出,虽然越来越西化,但是其结果仍然是无法摆脱中国现代性叙事的内在矛盾——将中国西方化或追求西方式的现代性与中国自身传统之间的难以调和的悖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改革失败后转而寻求政治改革,君主立宪不成转而追求民主政治,但是这条以西方为样板的道路最终仍然难以成功,甚至反而是灾难性的。

  从意识形态化的自我想象来看,中国现代性叙事的内在矛盾也同样存在。“即将沉没的破船”形象是对中国这个国家、这种文化即将崩溃的一种焦虑的表征。这种危机意识对于刘鹗本人以及其他守旧派人士而言,是来自于对于中国文化传统陷入危机的忧虑,而对于康、梁等维新人士而言则是对中国的落后的体认。这种危机意识无论对于文化守成主义还是对于维新的西化派都是寻求变革的动力。可是对于如何变革,如何走出困境,如何挽救危机,中国现代性叙事并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西化派所倡导的学习西方的方法没有办法跳过中国文化传统(梁启超晚年甚至变成东方文化的提倡者),而文化守成主义者则在历史传统中找出路,结果是走向封闭。他们只能在面对中国混乱的现实时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中国的现实似乎变得越来越坏,越来越令人担忧,崩溃似乎一触即发,我们也一直处于最危险的时候。如果说“即将沉没的破船”形象表达是中国人的恐惧,那么“铁屋子”的形象所表达的则是绝望。在“铁屋子”形象中,鲁迅已经看到了中国文化传统的顽固,这意味着在现代性叙事中,鲁迅承认了中国自身的特性是难以改变的,然而,这个铁屋子里人只有从昏睡入死灭这一条路,少数觉醒者所能做的也只有几声无人回应的呐喊。更何况鲁迅也并不知道出路何在,只有靠“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是一条有待探索的路(摸着石头过河),知道应该改变,又对已有的文化守成与西化的道路都持怀疑态度,这是鲁迅的深刻之处,也是他的绝望所在。这也同样是中国现代性叙事的内在悖论所在。中国的现实只能是“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一个意识形态化的自我形象。“半封建半殖民地”形象是中国现代性叙事内在矛盾的最直观的表达。这不是一个客观的论述,而是一种抱怨。中国是一个既封建又洋化的国家,所以才有了三座大山压在中国人民身上之说。这意味着中国的现代性叙事仅仅反封建是不够的,这将无法解决殖民化问题;仅仅反殖民也不够,因为封建的因素将无法消除。但既反封建又反殖民如何可能?其后果难道不就是虚无主义?或者以反殖民的名义拒绝西方式现代性,又以反封建名义摧毁传统的伦理价值而炮制出一种功利主义的所谓现代性?

  中国的现代性叙事这些矛盾之所以形成,原因就在于中国既无法拒绝西方的现代性,也无法追求西方的现代性;既无法固守中国的文化传统,也无法找到变革传统的方向。在这个矛盾的背后,则是中国/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国和西方都成为本质主义概念,中国无法变成西方,因为那将使中国消失,中国也不能固守传统不变,因为西方将毁灭中国,中国甚至也不能靠学习西方而自保,因为这样的中国已不是纯正的中国(本质主义意义上的中国)。无论从乌托邦形象还是意识形态形象看,中国现代性叙事中所形成的中国形象都隐含着中国现代性叙事中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可以简略地表述为中国无法建成西方式的现代性,但是中国也不可能再退回到传统之中。

  

  三、建构跨文化的全球叙事

  

  对这个悖论的反思既需要回顾历史也需要质疑思维模式。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都处在所谓的现代转型过程中。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正走向现代化。中国的强国梦来自西方冲击,中国的自我想象也来自于西方的现代性叙事的挑战。中国人对于自己国家未来的想象甚至也是以自我东方化为前提的,并且把民族复兴这种自我东方化色彩浓重的目标作为追求的对象。我们首先承认了自己的落后,然后要奋起直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现代化则是完成民族复兴的方式与途径。然而,如同俄罗斯、印度和日本这些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一样,中国的自我想象中也面临着文化困境。当我们用现代化/西化的方式来完成民族复兴的时候,这样的现代化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还与中国的民族传统具有一致性?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在什么意义上可以完成“民族”复兴?

  如何解决这样的困境?一个半世纪以来,当中国面对西方的冲击而不得不做出选择的时候,中国人已经进行了各种思考。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一种立足中国、学习西方、为我所用的思考路径;全盘西化是一种极端的路径,中国文化本位论则是另一种极端的路径,甚至近二三十年来的中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也是一种路径。但无论是哪一种路径似乎都没有摆脱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全盘西化是以中西二分为前提不必细说,它不过是一种在岌岌可危状态下的过激之言,其他的各个路径其实也都以中西二分为前提。与全盘西化不同的是这些路径骨子里都以中国文化为本位,试图在对中国文化不做实质性改变的条件下完成赶超西方的任务。但是这种美妙的设计却又受制于西方现代性叙事模式:中国的目标仍然是赶上西方,富强的标准仍然是西方现代性的标准,我们仍然是用西方的话语与西方对抗。即使我们不学西方,彻底坚守文化本位,我们也是在封闭中孤立,彻底东方化,证实西方对文化他者的想象。因此,中国的现代性叙事在回应西方的挑战时接受了西方的现代性影响,学习西方的目的却是使民族振兴以对抗西方。问题的症结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在西方侵略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中西方对立的历史记忆,这导致中国文化主体意识与民族主义的极度发达,一是中国与西方互不相融的本质主义思维,这使得我们并不愿意真正学习西方,甚至不愿意改变自己。

  如何才能跳出这个令人生畏的结构?这当然是一个复杂得难以回答的问题。我们无法给出最终的答案,但是从跨文化的角度也许可以做出自己的回答。“跨文化”研究有两种不同的路径。一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际、沟通,当然也包括误解冲突时对不同文化背景的分析判断,这是cross-cultural studies或inter-cultural的基本含义。二是超越于不同文化之上的会通融合,这是trans-cultural studies的基本含义。王柯平先生指出:“从‘trans-cultural’的终极意义上讲,最重要的是追求‘创造性的会通,转换和超越’。特别在文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积极倡导‘多元文化’与‘可持续发展’的当今时代,追求创新与超越的跨文化研究(trans-cultural studies)更具有提升的空间,发展的活力以及长远的历史意义。”[8]师夷制夷说、中体西用说、全盘西化说、文化本位说和创造转化说都是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际沟通的路径上讨论问题的。中国对于西方文化或学习或排斥或边学习边排斥,总之还是在中西方二元对立的框架中运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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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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