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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孝德:生态文明视野下中国乡村文明发展命运反思

更新时间:2013-04-11 22:38:58
作者: 张孝德  

  目前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热水器生产和消费的国家,而太阳能热水器90%以上的市场在中国农村。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发展起来的中国农村沼气,也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前景。新能源在农村生活领域的使用,不仅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农村的生活方式,而且新能源经济在农村也具有极大的开发潜力。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新能源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的命运。农村将会成为引领低碳经济与绿色消费的新生力量。

  三是乡村幸福生活模式恰恰是生态文明需要的新模式

  从生态文明的消费观来看乡村生活时,恰恰是一种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另一种幸福生活模式。被GDP增长和资本增值所捆绑和刺激起来的高消费、高能耗、高成本幸福生活,是一种加剧能源和环境危机的病态生活。环保部披露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城市的人均能耗是农村的3倍。目前的乡村虽然没有城市的收入高,但农民享有城市用货币无法购买或成本很高的另一种福利,这就是人类幸福生活所需要的真情、健康、清洁空气、宁静和生态化食物等。从生态文明建设看,乡村低成本、低消费、低能耗的幸福生活模式,恰恰是需要倡导的新生活方式。

  四是生态农业革命:中国对世界文明的新贡献

  目前,威胁人类大多数人的最大危机是粮食危机,西方式的农业工业化模式,是造成当代人类粮食危机的深层根源。目前全球性的粮食危机,以报复性灾难向现代人类昭示着:粮食危机是工业化技术与工业生产方式在农业领域推广失灵的危机。把解决工业领域化合物的科学技术方式,简单地搬用到农业中的生物世界,由于违背了生命的本质和规律,结果导致了生物世界的破坏和危机。同样,将满足追求无限增长的加工化合物的生产方式,搬用到以生命为对象的农业领域,也严重违背了生命物特性和规律的生产方式。由此破坏了农业生产持续发展并造成了许多灾难性后果。

  中国五千年农牧业发展,所使用的智慧和技术,恰恰是在遵循天道和命理的生命规律中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的农耕生产方式,以互助为主的游牧生产方式,同样也是服从于生命物质财富增值的规律形成的。一个美国专家曾发问,为什么中国古代农民耕种了5千年的土地,都没有耕坏,而现代工业化农业,只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就不可持续了。就是由于中国传统农业是符合天道与命理的科学农业,而现代工业化农业是违背天道和命理的反科学农业。

  当代世界需要一次新的农业革命,发源地就在中国。中国农业革命,要在中国传统农业发展模式与现代新能源、智能化技术结合中,探索生态、低碳、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中国的农业革命,将为世界生态文明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五是乡村绿色发展新机遇:乡村新兴产业潜力巨大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兴起的新能源革命与生态经济以及目前的中国经济转型,为边缘化的中国乡村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时代契机。如果说现代信息技术和交通技术为乡村承载现代产业经济提供了可能性条件,那么在生态经济推动下回归自然的低碳消费、文化性消费等,为中国乡村生态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动力。从发展趋势看,有六类产业将会成为中国振兴乡村文明发展的新兴产业:一是生态有机农业。高附加值的农业生态产品将成为未来生态农业产业发展的新方向。二是乡村旅游业。我国广袤的农村聚集了全国大约70%的旅游资源。乡村的旅游将成为乡村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成为带动农村脱贫致富的一个亮点。三是乡村手工业。在新需求的推动下,借助现代市场经济、乡村旅游业与文化产业发展的契机,中国的乡村手工业正在悄悄复兴。四是乡村农副产品生产与加工业。五是乡村新能源产业。在中国农村发展沼气、太阳能、风力发电、微小水电、生物能源等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六是乡村养老服务业。乡村特有的低成本生活,高环境福利与浓厚的乡土人情,随着中国进入老年化社会,乡村具有的养老作用越来越明显。

  六是乡村就地文明化:创造城乡两元共生城镇化新模式

  今天的中国需要城镇化,但绝不能走西方式的让乡村消亡的城镇化。以城市替代乡村两元归一的、以乡村终结为代价的城市化,是西方文明演化的必然规律,并不是中国的必然规律。

  生态文明需要乡村与城市两元共生的新人口居住模式。中国特色生态文明,是在生态文明的时空中,实现人类与自然、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东方与西方、物质与建设、创新与传承、生活与生产等一系列的系统整合,而承担这个系统整合的载体,只能是携带着不同信息和基因的城市与乡村两元共生的载体。按照这个目标,中国城市化目标,就不是城市化率越高越好,而是两元制衡、均衡、互动程度越高越好。

  

  四、呼吁:共同建设乡村文明的五个行动

  

  1.守住三条底线,给乡村文明留下复生的根

  目前迫在眉睫的是,让乡村消亡的步伐放慢下来,最好是停下来。面对轰轰烈烈的城市化寒流的冲击,如果我们守护好以下三条底线,乡村文明就有自我修复和复生的希望。

  一是要保护乡村文明的守护者。我们要关注留守在乡村三类20%的群体,守望在家中的20%的老人,乡村中20%的贫困家庭,仍默默从事农业的20%的农民。从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来看,这三类20%的弱势群体是这个时代的落伍者、淘汰者。但是选择在生态文明导向下走乡村文明发展的道路,这20%的弱势群体,不仅是乡村历史、文化、传统农业的守护者和载体,也是对乡村乡土情结最重的群体。因此,要从保护乡村20%的弱势群体开始。他们是乡村文明复生的希望和底线。

  二是要保护空心化村落,为乡民、游子留下回归的巢

  要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待目前萧条的村庄。人类感情变化是有周期性的,城市化发展也是有周期性的。发展到一定周期后人们开始厌倦城市生活,希望回到乡下去。目前在中国大城市,已经出现了逆城市化的苗头,在未来5到10之内,中国将会出现一个回乡的高潮。在逆城市化中出现的回乡高潮,将是一个社会资源从城市向乡村回流的过程,这也将是中国乡村文明复生的高潮期。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萧条的村庄拆掉了,让城市周边乡村社区化、城镇化,在未来逆城市化中和大量农民工怀着乡愁想回家时,他们将找不到回家的路,找不到回归的巢。为未来告老回乡的游子留下回家的巢,这是保护乡村文明不能突破的另一条底线。

  三是要保护传统生产方式,为乡村文明留下复生的根。

  集智慧、文化与传统技术为一体的中国传统农业,是人类文明的财富,也是中国智慧与文化生成的根。守住了传统生产方式,就为乡村文明复兴留下复活的根。

  总之,守住了乡村中20%的文明守护者,也守住了乡村文明复兴的魂;守住了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也就守住了乡村文明发展的根;守住了乡土文明,就守住了中华文明永续发展的底线。

  2.重新认识与定位乡村价值,给乡村以生的希望

  目前乡村文明建设最需要的是,让判处死刑的乡村获得生的希望。在理论上,要走出主体缺失的西方之风,立足中国本土,进行理论创新,形成符合中国乡村文明的新理论体系。在社会舆论和国家意识形态中,要重新认识与定位中国乡村文明在当代中国的价值和功能,提升中国乡村文明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建议启动制定“中国乡村文明保护法”,真正使乡村承担起中国五千年文明成长之根,确立民族自信之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本,生态文明建设精神之源的时代功能。

  3.启动乡村文明建设,让乡村走向永续发展的道路

  为适应十八大后中国进入生态文明发展新时代的要求,需要把新农村建设上升为中国乡村文明建设的高度来对待。

  第一,乡村文明建设目标,就是要“把乡村建设得更像乡村”。按照乡村文明本质内涵,乡村文明建设应当是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长李昌平所主张的“五我乡村:即我村我素,我村有我村的元素和独特性。我村我品,我村能够建设成品位、品格、品质、品牌等四品的村庄。我村我业,在新历史条件下乡村完全能够形成自我发展的产业。我村我家,使建设好乡村成为自己的精神家园、生活的乐园。我村我根,这是一个能够吸引认祖归根、告老回乡、祖代相传的永续发展的乡村。

  第二,乡村文明建设的原则,一定要尊重农民的需要进行。中国乡村文明有很强的自我复生的能力。政府应按照乡村的五个需要进行建设。即乡村文明建设最需要的精神是希望;最需要的帮助是信任,政府不要越位干预;最需要的投资是公共投资;最需要的服务是病有医保,灾有互助、老有所养的服务;最需要的组织是自治管理。

  第三,乡村文明建设的动力,是内求式的自主创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建设依靠的是外求式创新,其实是缺乏主体性,跟风、模仿的外求式创新,使中国城市成为千城一面的城市、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失语的城市。我们的村庄应该建成什么样,不需要去美国学习、向国外城市看齐,而是要我们智慧地与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进行对话,从而找到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那里去。依靠这样一种“内求式创新”才能真正实现“五个我”的乡村文明。

  4.拯救中国的乡村文明,从拯救我们的心开始

  中国乡村文明的复生,是人类文明中心在轮回中再次回到东方之后的一次新涅槃。十八大之后,生态文明的曙光已经出现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时代需要我们的顿悟,需要我们从惯性思维的迷途中觉醒,来迎接新时代的曙光。

  5.我们有一个梦:共建诗意乡村与田园城市的美丽中国

  中国拥有世界历史上最悠久、最具有多样性的乡村文明,她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最稀缺的文化遗产。

  从文化与历史看:我们有中华民族历史活化石的少数民族的村寨文明,我们有承担着中国民族兴盛衰微、源远流长、继往开来的农耕乡村文明,我们还有负载着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的游牧乡村文明。

  从产业类型看:我们有农耕乡村、渔业乡村、游牧乡村、手工业乡村、商贸乡村等。我们还相信,在生态文明新时代,中国乡村还会成为现代新兴产业乡村,如画家乡村、禅修乡村、总部乡村、太阳能乡村、学者乡村、高校乡村、科学家乡村、养老乡村等。无论我们有怎样的想象力,面对中国高度多元化的乡村,都相形见绌。

  从自然环境看:我们的美丽乡村更是缤纷多彩,在丘陵地带的有“诗意乡村”,在濒海、滨江的有“渔歌乡村”,坐落在平原上的有“田园乡村”,位于高原的是“天堂乡村”,隐藏在深山中的是“桃园乡村”。即使人走房空的废墟乡村,也魅力十足,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立在自然博物馆中的“古老乡村”,因为她的历史一定会比美国悠久,可能与法国同龄。

  我们之所以对中国的乡村文明充满了希望,不仅因为中国的乡村文明接到了时代太阳之阳气而复生,还因为今天中国乡村文明建设是站在西方文明的肩膀上前行。当代中国走向生态文明,一开始就是在“三高一新”的高位上进行。即中国有自有技术的高铁,正在酝酿中的移动多媒体高集中信息技术以及已经遍布中国的高速公路,再加上高度机动性、低排放的新能源。这种集工业文明遗产与生态文明新资源为一体的集成技术,将把中国带入突破空间限制和地域限制的人类文明贡献的地球村时代。这个新时代技术,不仅为诗意乡村建设提供了技术支撑,而且也是在18世纪英国的霍华德所追求的在西方没有实现的、也无法实现的田园城市建设将成为可能。

  在生态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构成的新天地时空中,在诗意乡村与田园城市提供的多元世界中,不是让我们与西方比谁飞的更高,而是谁飞的更自由、更幸福,这才是我们的梦,中国梦。

  来源:《行政管理改革》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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