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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宸舸:龚祥瑞宪政思想研究

更新时间:2013-04-07 18:00:00
作者: 褚宸舸  

  因为主权的连续性,议会的组成及其行使权力的方式是任何一届议会所不能改变的。二是,无论是立法程序还是立法内容,都可以由议会改变。三是,议会只可以改变议会的组成,但它行使权力的程序和方式方法,不能限制未来的议会立法。[16]对于上述三种观点,龚祥瑞认为:议会是否改变,一切以自己的意志是从。宪法标榜的是民主的原则,而实际上行使的却是专政的原则。宪法上的民主原则是以专政为前提的。取消议会的最高性,仅是一个事实问题,而不会发生法律问题。[17]

  3、平等与自由观

  法律上的平等仅指权利平等。因为要考虑到社会不同的阶级、价值观,在立法上允许差别对待。龚祥瑞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其时代局限性,因为人与人在法律上也存在着权利的区别,同时国家与个人也不可能处于同一平等的位置上。

  在比较英国和美国后,龚祥瑞认为,英国更注重程序上的权利平等,而美国则与之相反,更侧重于实质上的权利平等。英国的权利平等,其精义不在于“争人权”,而是着重于立法、司法对行政的牵制,尤其是以司法机关来防止行政的违法。[18]他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主要应从程序平等意义上来理解,这是法院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前提和保障,也是保护公民权利的前提。

  龚祥瑞还总结美国平等权保障的特点:美国人承认实质权利。首先,美国人受自然法学派的影响,将自然权利列入宪法中,这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权利法案。而且,自然权利不依宪法而存在,美国宪法修正案第9条规定“权利列在宪法上,不得作为对人民其它权利的否认”。其次,人民基本权利高于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对宪法规定的权利,立法机关不得剥夺。美国宪法是先假定权利的存在,而后禁止政府的侵害。如果法庭认为立法机关的法律违反宪法,就可以不作为法律而适用。[19]

  在平等的条件下才能实现自由。自由中最为人们所看重的是政治自由。龚祥瑞总结了资本主义国家对政治自由保障的经验:首先,自由也应当有所限制,当言论危机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时,言论自由应当受到限制,但是法律限制自由的程度不能超越其保障全体公民权利的要求。[20]其次,限制自由必须遵守法定程序:以“法律”而不是“命令”;对法律是否破坏政治自由要进行司法审查,对被告的审判进行陪审制。[21]

  4.分权观

  龚祥瑞提出,行政机关在执行法律的时候,必得根据一般立法原则而制定细则。在现代社会,制定细则的主体范围很广,因而很难和立法工作完全区别。而司法机关不论是解决行政机关的权限纠纷,还是解决公民之间的争端,实际都有立法性质。因此,国家机构由传统的三权或三类机关构成的说法,只是形式上的,和晚近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不完全符合。[22]

  他在考察美国和英国的分权制度后,首先认为,分权作为反对集权和专制的武器,在历史上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人们享有过多的自由却绝对不是分权带来的好处,而是革命、民主带来的好处。因此,只有扩大民主才能带来自由的享有。其次,他剖析了分权学说的局限性,认为分权学说是反封建反集权的武器,但是其目的只达到“阶级妥协”。统治权在本质上是不可分割的,夺取统治权只能靠革命,而不能靠分权。再次,分权学说还有时代性。二战结束后,国家的职能增加,美国出现许多独立的机构(如洲际贸易委员会,联邦商业委员会等),享有半立法权、半司法权,这种混合权力在美国称之为管理权,这是继三权后又一个权力。如何在现有的三权基础上面协调此种权力,是分权学说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最后,他认可恩格斯的观点,即分权的真正含义就是分工——国家为了处理事务而进行分工,这是完全必要的。分权的实质不过是为了监督国家机构而进行的一种日常分工。[23]

  

  (二)对中国宪政理论的探索

  

  在谈及西方理论时,龚祥瑞其实处处指向中国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宪法文本与宪政实践相背离?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政理论?这是他思考的核心问题。他对中国宪政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尤其是在1989年,他发表《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引起轩然大波,在自传中,他因此专列一节《我的反思与答辩》,指出中国宪政理论的缺失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1. 中国宪法存在的问题

  龚祥瑞首先建议,宪法的制定应当重新开始。我国宪法学通说认为有了民主果实后,为了巩固革命的成果,才制定宪法。龚祥瑞认为,宪法最终目的在于保障公民权利不受专横权力的侵犯,以保持政权与民权的平衡,权力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大众民意上。1787年美国宪法,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1948年法国宪法等,虽然制定的历史背景不同,但都体现了要同过去决裂重新开始的决心,各国的历史经验彰显出这一规律。因此,我国宪法的制定应当重新开始。我国当时宪法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以此来代替各门学科本身的理论。不能把它停留在以往年代的面貌上。宪法重新开始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宪政理论的补充和修正,而不是否定,更不是以资产阶级的理论取而代之。[24]

  其次,龚祥瑞批评从我国四篇宪法中,未看到重新开始的理论,找不到“宪政”思想。翻开四篇宪法序言,都是一个党派取得成果和记录的展示,千篇一律都是歌功颂德,给人感觉有权就有一切,权力高于一切。而权大于法是和限制公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宪政原理相抵触的。他提出,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应从群众的疾苦出发去探求救济方法。即使是政治宣言或政治目标,若是调子定的太高,就容易使人失望。把自己说的太好,把调子定的太高,是社会主义国家受挫折的一个原因。政府的权力不能无限,有权不能拥有一切,权力必然要受到限制,这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不能说是资产阶级提出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一味抛弃,不应将普遍真理当做资本主义的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更应当强调对权力的约束,否则的话就会成为斯大林式的垄断,形成专制。[25]斯大林式宪法的问题在于,权力没有约束,对生产资料、历史考察、社会科学等都由权力来垄断。绝对的权力不应该存在,权力平衡应当保持。[26]因为权力的先定性与腐化性、侵略性,要用宪法与行政法来约束管制,使权力分别由不同主体行使,并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这才是我们重新开始要做的”。[27]

  再次,他认为宪法缺乏前瞻性和权威性。改革更多的是依靠政策和行政措施,立法过分强调对已经取得的成绩和社会关系的确认,而忽视宪法应当具有的前瞻性,忽略了法律对于改革的指导作用。因为宪法的滞后性,缺乏指导性,也导致宪法缺乏权威,被束之高阁。宪法的条文由于具有抽象性,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我们国家又没有违宪审查制度,所以对宪法的违反比比皆是,宪法缺乏权威性。

  2. 完善中国宪政的目标与途径

  龚祥瑞对中国未来宪法的基本定位是:宪法是政治法,是治国之法,治官之法,是从崇尚个性解放,保护私有财产,保护人身、言论出版等自由,遏止暴政、苛政,保障公民利益出发的。[28]

  他生前最后一篇论文,是1996年2月在美国旧金山“二十一世纪基金会”主办的“中国形势叙谈会”上的发言稿,他认为民主并不仅意味着“人民当家作主”。作为意识形态的民主,在中国往往是极左派或极右派占主导地位。宪政主义强调政府要在宪法的范围内行事,宪法具有最高性。宪政的道路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宪政主义从人类共同的人性论出发,其主要理念是理性相对主义、民主多元主义以及界定政府的权力和责任。宪政体制下的政府根据宪法的授权和设定的规则与标准来规范社会行为,政府权力和市场运行都限制在法治范围,不同的政治和思想派别都遵守游戏规则,尤其是政府及其官员能率先遵守自己所立之法。只有在政府与公民中树立起宪法权威,宪法得到了普遍的遵守,纸上的宪法才能成为活的宪法。只有真正按照宪法条文来实施,宪法才能具有生命力,才能具有权威性。也只有随着时代的变迁,按照事先规定的程序,不断修改、更新宪法,才能保持宪法权威的连续性和政府的合法性。宪政道路就是法治的道路,法治是走向民主的第一步。[29]

  他特别重视通过脚踏实地的制度建设,来逐步完善中国宪政:

  首先,他特别重视行政法对宪法的补强作用。作为中国较早从事行政法研究的学者,在《比较宪法与行政法》中,他详细阐述了行政法与宪法之间的关系:宪法是行政法的基础,而行政法则是宪法的实施。行政法是宪法的一部分,并且是宪法的动态部分。没有行政法,宪法每每是一些空洞、僵死的纲领和原则,至少不能全部地见诸于实践。反之,没有宪法作为基础,则行政法无从产生,或至多不过是一大堆零乱的细则,而缺乏指导思想。[30]

  其次,他致力于在中国引进文官制度,重视行政制度改革。文官制度就是我国后来的公务员制度。早在民国时期,在出任青年政治学校副教务处长的时候,龚祥瑞就坚持录取学生时“公开竞争考试,”唯才是举,不徇私情。在资源委员会工作时,他提倡考试公平竞争、政治中立、职工会自治等原则。但是龚祥瑞也深知,在当时中国,建立西方式的文官制度,是不合时务的。所以他明确提出,两类公务员制度(政务官与事务官、选任官与委任官)只有在民主与法治的条件下才能建立,在传统乡土社会也是根本行不通的。

  再次,他治学重视调查研究。在做理论研究的同时,他未忽视对中国实践的实证研究。1987年,行政审判庭开始试点,《行政裁判暂行规程》也在深圳实施,学术界纷纷著书立说,以促成《行政诉讼法》在全国人大通过。龚祥瑞深感在我国行政诉讼司法实践知识和人才匮乏,他带领研究生南下深圳做实地调查,在往返途中又先后调查了南京、上海、杭州、武汉等地法院行政审判庭试点情况,及时研究行政诉讼中出现的疑难点。根据调查结果,他主持撰写《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1991年,耄耋之年他又带领六名研究生到天津、河南调查行政诉讼现状,向高级法官班做问卷调查,指导九名研究生对全国32个城市各类人群做行政诉讼问卷调查,最后形成《宪政的理想与现实》(中国人事出版社1995年版)和《法治的理想与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现状与发展方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等专著。

  

  三、龚祥瑞宪政思想的价值

  

  有学者曾指出,老一代宪法学家群体开创的“政治教义宪法学”传统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科学性,将宪法现象理解为一种社会现象(而非规范),偏向于从社会科学(而非法学)的立场去加以把握;二是解说性,主要任务是对宪法条文进行解说性的诠释,力图说明其立法原意及立法背景,并予以正当化,作为补强现体制正当性的一种根据;三是政治性,具有一定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色彩和功能。[31]

  龚祥瑞无疑是20世纪后期这种主流宪法学传统中的异类。首先,他的学术渊源来自民国公法学和英国政治学、宪法学传统,不属于“根正苗红”。所以1949年以来,他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组织和群众“交心”。其次,他长期从事《外国宪法》和《比较宪法》这种在改革开放初期比较敏感且边缘的研究领域。因此,《自传》中他自嘲“墙内开花墙外红”。1993年由他主持的上海宪政史研讨班、各国宪政史研究工作被歪曲和叫停。[32]1989年他因为一篇《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遭受了学界同行的大批判,“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被斥为“赤裸裸的反动的资产阶级谬论”。[33]甚至,他生前写就的《自传》的出版也历经曲折,在其去世十五年后才向世人公开。

  对中国宪法存在的问题,他直言不讳,虽然受到指责批评,仍然矢志不渝,始终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传统知识分子精神,孜孜不倦的传播宪政精义,成为中国宪法学说史上的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他则自称奥里翁——古希腊追逐太阳的盲人,一个永不停歇追求真理的人。

  龚祥瑞宪政思想的现实意义是将西方自由主义崇尚个人权利、自由和东方集体观念融为一体,贯穿了“中庸”之道,试图融汇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时,他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认为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实现宪政,要将社会主义和宪政相结合。

  第一,他在引介西方宪法理论时,保持客观、公允的立场,既反对排斥普世价值,更反对全盘西化。他不仅对法治、民主、平等、自由、分权等表示认同,而且也强调要看到这些普世价值在西方现实政治实践中的变化,提出要重视其存在的问题。

  第二,论及中国现实问题时,他充分考虑到社会主义原理的要求和我国现实政治体制的客观情形,主张充分发挥宪法的规范性,按照宪政的要求改革、完善现有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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