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华盛顿3月29日电（记者 余东晖）在美国的“中国通”中，前驻华大使芮效俭一直以温和理性着称，即便在东海、南海领土争端这样美国学界广泛批评中国“咄咄逼人”的问题上，芮效俭也经常直言不讳：紧张形势不是由中方单方面造成的。有时候芮效俭的观点有些特立独行，甚至被认为“亲华”。但芮效俭说：“美国的中国通，仍然是从美国的角度看问题，但也必须理解中国人可能从他们的角度看问题。如果做不到，我认为就不是合格的中国通。”
练中文爱看武侠小说
芮效俭最近在他威尔逊中心的办公室里接受中评社记者独家专访。当记者问他成为“中国通”（old China Hand）的秘诀时，77岁的芮效俭开玩笑：“首先必须得老。”然后正色道：“中国通”自认为是中国问题专家要很谨慎，他们的一大特点是，对自己有多了解中国方面表现谦虚，他们宁愿不断地学习和了解中国，而不是以专家自居。
芮效俭强调，“中国通”必须能够理解中国人是怎么看待问题的，要学会将心比心，换位思考。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同意中国的立场，而是意味着能够理解不同观点，这样才能找到共同地带。
中文流利的芮效俭认为，中文好对成为“中国通”是有助益的，但不是最重要的，美国有些很好的中国问题专家，中文未必很好，更重要的是良好的判断力，能从不同角度看问题。
从小在中国就学中文的芮效俭，1950年回到美国后一度疏离中文，但后来进美国国务院工作，到乔治城大学师从后来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的王冀，重新学习中文，并且到台湾进修。因为要被派往前苏联工作，芮效俭也被派去学俄语，但他说自己不喜欢学俄语，在台湾学中文的必修课是读《人民日报》，但他也不喜欢。芮效俭发现，保持中文阅读水平的妙招就是找自己喜欢看的有意思的书。在台湾时，芮效俭跑书店去买中文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看，直到现在他还有一个小小中文图书馆，到哪里任职，就把小图书馆带到哪里。平时出差旅行，经常会带上一两本有趣的中文书，在旅途中阅读。
互联网时代，让芮效俭觉得中文词汇变化太快了，有时候与中国人用中文交流时，发现他们新词百出，听不懂，会感到有些尴尬。在他当驻华大使时，根本就没有“网络攻击”这个词，而现在却成了美中两国的热门词汇。
中文熟练使得芮效俭常能从中国官方表态细微的用词变化中捕捉观点微调的蛛丝马迹，比如在南海争端中，芮效俭就从中国外交部声明首次使用“声索方”（claimant）这个词，判断中国在南海领土主权争端上并非毫无商量余地，而有可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喜欢中餐，也是芮效俭与中国文化相关的另一个爱好。芮效俭说，在中国工作时，中餐是他的主食，美式餐食反倒成了休闲点缀。回到美国后，曾一起跟他在中国生活过7年的太太，偶尔也会在家给他做中餐，他们还经常上中餐馆吃饭。芮效俭表示，自己还喜欢中国艺术，家里收藏了不少中国工艺品。
少年在华成长影响中国观
在美国外交学界，一度流行“弑龙者”与“拥抱熊猫者”的区分。芮效俭认为，这是那些喜欢走极端的人互相打标签用的，但最好都不要走极端，关键是要理解美中关系的重要性，不管中美两国谁对谁错，都要处理好这个关系，而不损害两国的根本利益。如果站在这个立场上，有些领域就容易与中国合作，有些领域则要批评中国，反之亦然。
芮效俭说，只要你站在中间立场上，就不用担心被贴标签或者受攻击。他不认为自己属于这两者中的任何一边，也乐于继续保持在中间地带。他说：“就像当年我在苏联任职4年，正处于‘冷战’高峰，美苏关系很差，但我尽力使美苏关系不要从‘冷战’恶化成‘热战’，就不会干扰我与一个有很大分歧的国家打交道。”
当记者问：童年和少年在中国的生活是否对您的中国观有影响？芮效俭给予了肯定的答覆。他认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自己从小的玩伴是父亲所在的金陵大学里中国教工的子女，父母最要好的朋友也是中国人，那时还有一些中国大学生住在自己家，有些友谊是终生的。他说，在中国成长的经历，使得他既不会神化中国人，也不会妖魔化中国人，中国人就是人类的一部分，有好人，也有坏人，有诚实的，也有不诚实的。知道了这点，就不容易走极端，不会认为“中国的月亮比外国圆”，也不会因为中国某些地方不如人意就严厉指责。
第二，从小父母总是教育自己尽量从好处去想别人，看别人有什么优点。有时候人们想做好事，却以错误的方式，也就是好心办坏事，不要因为其做事的方式是错的，就完全拒绝他的好意。芮效俭说，这对他后来的职业外交官生涯很有帮助，因为国与国的关系也是这样，要努力了解对方的真正意图，而不只是看表面的方式。
从小时候经历日本人轰炸，中国内战，到参与美中建交，见证中国改革开放，芮效俭承认，这些经历也影响他的中国观。他表示，自己一直大声说出中国的状况在持续改善之中，虽然还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也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样受益。他说：“当你看到战时的中国，内战的中国，看到中国人曾经饿死，当你看到现在的中国，你会不由自主地想，中国在很多领域取得了进步。”
作为最后一位在华担任外交官的美国传教士的儿子，芮效俭承认现在的美国外交官，没有在中国生活的经历，很多是公事公办的职业外交官，但他认为，随着到中国留学、工作和生活的美国学生越来越多，当他们最终进入国务院工作时，情况就会发生改变，有了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经历，对中国社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就不会完全是公事公办，会更多地在工作中融入生活阅历与人文情感。“中国通”的特质之一就是愿意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
他说，中国外交官也一样，现在有这么多中国学生在美国长期生活和工作，对美国社会和权力运作更加了解，将来如果他们从事外交工作，就更容易沟通。这就是为什么两国人文交流和教育交往非常重要。
最敬重邓小平坚韧不拔
两度派驻中国，从外交官职务上退休后，还经常穿梭于美中两国，并参与美中“二轨对话”，芮效俭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历任领导人都见过面，有些交情还不浅，比如邓小平就多次与芮效俭见面。
问他最崇敬哪位中国领导人，芮效俭把邓小平摆在第一位。他说，邓小平做了困难的事情，而且做得好，将中国带出“文革”，与美国建交，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胆之路，并且朝那个方向持续前进，使中国以当代前所未有的速度向现代化迈进；邓小平也率先垂范，为降低中国领导人的平均年龄和中国领导人的机制化交替做出了巨大贡献。
芮效俭最欣赏邓小平拿定主意、认准方向要做的事情，就坚韧不拔地去推进，碰见障碍时，也许会放慢脚步，但一旦时机来了，就会继续不遗余力地推动。1989年后当人们对中国的方向感到悲观时，邓小平南巡使中国重新回到了他设定的方向上。
芮效俭尊敬朱熔基，认为他是一个出色而有成效的领导人，领导中国为加入世贸组织做准备。他既强硬，又愿意随机应变，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芮效俭也喜欢江泽民，他说，江有西方领导人不具备的品质，好奇好学，爱提问题，在西方国家参观技术公司时，总是不断地询问，而不像西方领导人，不爱发问。
芮效俭还提到赵紫阳，认为没有赵，中国80年代的价格改革就无法进行，而以市场为导向的价格改革，使中国经济过去30年持续增长，而赵从中发挥了中心的作用，因为他理解价格改革对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重要性。芮效俭说，没有市场经济，中国的商品不可能像现在这般丰富，记得他1978年第一次到北京任职时，市民是不能随便买自行车的，而外国外交官买东西也要到专门的友谊商店。
45年的外交官生涯，也使得芮效俭与美国多位领导人和高官共事过。他最崇敬尼克松总统和基辛格博士，是他们表现出色的领导力，抓住机会，采取勇敢步骤，打开了美中关系大门。他说，如果当年尼克松总统没有向毛主席表达访华的意愿，而是派副总统去，美中关系正常化进程就会困难得多。因此好的领导人不仅能准确判断形势，也要勇于采取必要步骤去实现，尼克松和基辛格在这方面表现了伟大领导的品质。
芮效俭尊敬卡特总统，认为他在处理美中关系正常化有不同选择时，选了最好的一个，即正式建交。他说，当时卡特面临国内政治的重大挑战，没有卡特总统，就无法实现美中建交。“我无法想象，如果美中建交拖延到里根总统，会发生什么事？里根会否采取必要步骤让美中建交？我回答不了。”
芮效俭对他曾经的老板舒尔茨国务卿印象颇深。他说，一个聪明的国务卿知道如何让手下忠诚卖力，献言献策，并付诸实施，在舒尔茨领导下的国务院有效地执行政策。芮效俭也非常敬重老布什总统，是他与贝克国务卿在苏联崩溃的困难期，维持美俄关系，也度过了美中关系的困难期。
“中国崛起”与“中国崩溃”
在美国研究中国问题，成天萦绕耳边的不是“中国崛起”，就是“中国崩溃”。1956年从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毕业的芮效俭喜欢从历史的角度，研讨这两种论调。他认为，研究中国崛起可以透过别的大国崛起的历史来发现规律，比如美国崛起的过程也总想做好事，但当年成为大国的时候，变得更加傲慢，打了不该打的仗，对别人进行殖民统治，这些都是在民族主义的荣耀下，伴随国家快速崛起而做的。
芮效俭指出，中国提出和平崛起、和平发展的概念是明智的，但目前还没能完全理解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危险性。现在中国执政者面临的问题是，当民众要求对外更强硬时，如何处理与其它国家的外交关系？中国要保持在和平发展的轨道上会更困难。他承认，中国面临的地缘环境比美国复杂得多，有不少领土争端，如何使和平发展的概念变成实际行动，非常困难。
对于美中关系，芮效俭认为，最要紧的是避免美中两个大国走向对抗，但令人担忧的是，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衰落论甚嚣尘上，处理美中关系中的竞争性因素变得更加困难，这对两国领导人是大挑战。他说：“看历史，当新兴大国与既有大国走向对抗或战争时，两败俱伤，双方要尽量避免这种状况发生，但知易行难。”
芮效俭表示，他对美中关系的前景是悲观与乐观交加，悲观的是美中关系没有得到应有的处理，乐观的是相信两国领导人能妥善处理关系，重点应在乐观的一面。
对于“中国崩溃论”，芮效俭不愿简单抽象地判断。他说，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人能永远站在巅峰上，国家兴衰取决于领导人能否及时改变，应对出现的困难，管理好内部事务。
芮效俭以台湾为例，当年台湾开始放松政治管制时，政府是由20%的外省人掌控的，而台湾80%的人口是本省人，如何从20%到80%和平地转移权力，开放政治体系，又不会导致政局不稳？蒋经国做到了。他说，现在台湾由主要的两大政党轮流执政，其受欢迎程度也取决于其行为与政策，就像民进党执政时试图从中国分离出去，他们会发现没有内部的支持，也没有国际的支持，现在国民党执政，也会考虑内部民意是否支持他们与大陆进行政治谈判。作为领导人，就应当面对困难，做好准备，和平处理。
芮效俭强调，中国大陆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不是中国会不会崩溃的问题，而是领导人能否在不产生社会动荡的情况下，主动适应形势去改革的问题。他说，中国30年经济快速发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提高了人民的愿望，他们希望有更多的自由；中国的民主本身就有台、港、大陆的多种模式，中国人是聪明的，未必要照搬西方的模式，要根据中国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道路，但如果以老方式处理快速变化和不断开放的社会出现的新问题，就是危险的思维。
芮效俭说：“习近平说的那句话绝对是正确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你们就是要采取实际步骤，来适应中国变化的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