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市场经济改革，结束了此前许多人的半饥饿状态，基本解决的十三亿人的吃饭问题，这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还是首次。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巨大成绩使得许多人患上了市场经济崇拜症，其实，透视市场经济的本质，我们会发现，它天生是有毒的，要它在一个社会中发生建设性作用并不是无条件的。

对于中华文明而言，市场经济是地道的舶来品，三千年的中国文明以农耕为本而以商业为末，一直奉行重农抑商的国策，对于商业和商人深怀芥蒂，因为古人对于市场中的人性抱着一种深深的怀疑，无商不奸的古语道出了其中的秘密。所以，既使象胡雪岩那样富可敌国，并对收复新疆做出巨大贡献的红顶商人，也只不过被慈禧封个荣誉性的二品頂戴，賞穿黃馬褂，象征性地在紫禁城骑马走一圈就算皇恩浩荡，要想真正由商入官，没门。显然， 传统中国的政商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界限。

重农抑商政策无疑有其偏颇之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古人对于市场的提防一无是处。他们本能地认识到，市场经济是需要为它划出一道边界的，有些东西是不能市场化的。

这到底是愚昧，还是洞见？

进化论的流行使现代国人自以为天生就比古人进步加聪明，改革开放人们以来一下子扑到市场经济上，就像饥恶的人扑倒面包上。市场经济给我们带了面包和牛奶，我们这些从饥肠辘辘中走来的一代怎能不衷心地歌唱它？

可是，就在我们的市场赞美诗响彻云霄之际，却突然感到有些不对劲了，不仅一日三餐的馒头、食用油、肉、蛋、牛奶、蔬菜变得让人胆战心惊，就连上帝造的空气都开始令人窒息，连地下水都让人生畏，更不用说道德底线的失守和人性的沉沦所带来的巨大心理震荡了。

怎么，市场经济有毒吗？

是的，市场经济从来就是有毒的，不仅我们的先人认识到了，西方市场经济的精神教父亚当•斯密也认识到了。他说，市场经济中的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但他们却通过看不见的手无形中促进了大众利益。人们为斯密发现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所吸引，却忽略了他思想的重要前提：市场是以人性中的恶作为动力的，每个市场经济中的主体都是自私自利的。自私有意插花，利他则是无意插柳。一个人牺牲全人类来保全他的一根汗毛，并不违背市场本身的法则，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

正是由于对于人性恶以及市场毒性的清醒认识，西方人才努力市场经济戴上了两个笼头：信仰和法治。代表前者的是基督教，代表后者的是宪政与法治。

通过宗教确立来世的终极关怀，在金钱这个世俗的上帝之外找到了一个超越性的上帝，通过法治和权力制衡在市场和权力之间划出了一道鸿沟。宗教与宪政，犹如两道有力的绳索，最终划定了市场经济的边界，斩断了权力与商业的连环套。宗教、法治和市场经济这三驾马车，形成了现代西方文明的基本架构，实现了文明几大子系统之间的彼此约束。

反观当代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基础则是在十年文革的废墟。文革在政治上全面否定和践踏法治，就是所谓的无法无天；在文化上则实行打倒一切的文化虚无主义，也是所谓的批判封资修，要知道，这三个字其实代表了人类文明的全部历史成果。

文化上的自掘祖坟和政治上的无法无天，使得文革彻底破坏了传统中国数千间建立起来礼义廉耻，摧毁了中国社会曾经拥有的对于拜金主义本来就不强的免疫力，构成了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先天缺陷。于是，市场经济如同决堤的洪水，很快就淹没了一切，文化、教育、宗教、司法、慈善等一切本来属于非经济性的领域，也都遭到市场经济的入侵，成了市场法则恣意妄为的领域，我们本来要建立一个市场经济，却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市场社会，于是，连少林寺都难以抑制上市的冲动，连出世性的佛教都难以幸免。

痛定思痛，当代国人必须重新反思和认识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无疑是一个好东西，但它天生是有毒的，此种毒性只能靠宪政法治和信仰来中和并消解。既然身处全球化时代的我们不可能摆脱市场经济，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构建人生信仰并建立宪政与法治，为市场建起坚固的防洪堤。一个正常的文明需要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的相互制约和彼此耦合，而一个失去了宪政法治基础和道德约束的市场经济，不但必然是有毒的，而且注定是一场灾难；一个大国如果陷入此种市场经济的陷阱，则不但祸害自己，更会殃及全人类。

就连这种病态扩张的市场经济自身也是没有前途的。它就如同科学家所研究的艾滋病毒，此种病毒因具有疯狂的自我复制扩张能力，但它最终的胜利之日也就是它的灭亡之时，它将和它的战利品一起被送入坟墓。

重建信仰和宪政转型是驯服市场经济这条苍龙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