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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龙:洪秀全的权力人格缺少什么

更新时间:2013-03-26 09:30:52
作者: 王龙  

  但是他的人格及才能上的缺点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了功,他也不能为我民族造幸福。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我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族的。”

  反观西乡隆盛则是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立场始终站在下级武士一边,他代表的正是标准的武士道精神映照下的理想人格。下级武士是维新的主力,但后来被剥夺了特权,他不能接受这一点,于是起兵维护他的武士兄弟们的利益,与之交战的都是他的旧日同僚。他和参加维新的其他志士不同,对高官厚禄毫无兴趣,但可以为支持他的人舍命而不计后果。在流放岛看到流放的罪人和岛民没粮吃,西乡隆盛毫不吝惜地将发给自己的大米让给他们吃,结果自己断顿。西乡隆盛回到鹿儿岛,将自己的俸禄用于抚恤武士家属,创办“私学校”,以“尊王悯民”为校训,传授经史。最后起兵造反时,他本想息事宁人,但又不忍给义愤填膺的学生们泼冷水,才孤注一掷走上了武力反政府的道路。

  西乡的号召力自然可以想见,被围城山后,西乡以下的心腹众人,都心甘情愿追随西乡从容赴死。桐野利秋依然不改往日风度,他把长发扎在脑后,手持银饰指挥刀,着便装巡视城山,威风丝毫不减,甚至有人还闻到他身上喷洒过的古龙水的味道。西乡的另一干将村田新八则显得豪爽乐观,这个在欧美接受先进思想、曾被胜海舟称赞为“大久保以外惟有此人”的武士,在探望伤病员的时候,还乐观自嘲大笑:“刚刚我看了政府军修的工事,真是坚固啊,我们无论如何是打不动的。就算以后有洋人来,日本也不用怕被欺负啦!”

  洪秀全与西乡隆盛的差距,某种程度上是染毒的儒家文明输给了刚健的武士道精神,其间折射出各自国家传统文化,在19世纪中叶自我更新的努力和痛苦。

  甲午战败后,梁启超开始研究中国何以长期积弱的原因,鉴于当时西方和日本都认为“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他激动地说:“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于是愤而下笔,于1904年写成《中国之武士道》一书。在该书的序言里,他回顾了中国武士道精神归于瓦解湮灭的历程和原因,并指出这一精神的消失对中国民族性的戕害是中国近代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重要原因之一。那种对中华民族已消失不彰的武士精神的追怀赞叹,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悲愤令人扼腕感叹、痛彻心肺。诚如当年面对日寇的铁蹄侵略,王芸生大声疾呼:“我们要努力做一个好中国人!——中国现在需要无数的文天祥、史可法,但有一个石敬瑭、吴三桂便足以亡国!”

  

  作者系军旅作家、中校

  来源: 《同舟共进》2013年第3期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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