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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帆 吴毅:整风与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湖北省大冶县矿山公社为例

更新时间:2013-03-24 19:58:47
作者: 吴帆   吴毅  

  

  【内容提要】在既有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急速推进的基层原因研究中,一般多强调干部对群众的强制或农民的平均主义诉求,却忽略了干部和群众作为生活在现实生活结构中的理性行动者对自己切身利益的关注。因此,无论“强制论”还是“平均主义诉求”论,都不能解释当集体化对干群利益造成了越来越大的损害时,为何人们还会拥护集体化。本文通过对湖北省大冶县矿山公社整风档案的发掘,发现对于急速推进的集体化,其实无论在干部还是群众中,都存在着一股强烈的质疑甚至是否定情绪,只是因为1957~1958年以社会主义教育为名在农村展开的整风运动对这些情绪的压制和对表达意见者的惩罚,才让人们只能选择主动或被动地跟从形势。本文认为,整风以其对干群思想的规训和强力塑造,成为集体化加速,并最终导致人民公社产生的强大助推器,成为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基层动力机制形成的关键原因。

  【关键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整风 人民公社化

  

  一、导论

  

  在当前学界,对上世纪50年代末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已有相当多的研究,对这一运动的起因,主要有以下观点:一是公社化运动是党和政府对当时建设社会主义的形势过于乐观,急于求成的结果;①二是公社化运动是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与统购统销制度相配套的必要措施;②三是公社化运动迎合了中国传统小农的平均主义心理与“大同社会”理想;③四是公社化运动是与苏联较劲,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纷争刺激的结果;④五是公社化运动与毛泽东个人的抉择和大力推动密切相关。⑤

  应该说,上述观点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于1958年迅速兴起的原因。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比较注重从大的社会结构和逻辑上去梳理原因,从中央高层抉择去寻求答案,但是对于具体促进运动的底层机理,即从基层社会的角度去探讨各种结构性因素与特定事件的互构,以及这种互构是如何具体推进公社化运动的,却注意不够,或者即使有所提及,也大多缺乏真正的“历史研究”。⑥而如果缺少了后者,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尽管可以“科学化”和结构化,但却可能会缺乏丰厚的历史感和地方感,且失之于简单。比如,如果是因为合作化发展过快,或者急于求成,就必须要回答为什么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中央的预期?又如,中国小农固然可能具有平均主义心理与“大同社会”愿景,但无人能否认他们同时更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理性人”,面对现实,无所不在的生活理性何以会促发他们心甘情愿去迎合平均主义?也就是说,学界在强调公社化与农民平均主义心理和“大同社会”理想的联系时,是否也想到现实主义的农民其实也天然会对天国理想保持距离?还有,今人的研究已经注意到在当时对合作化和集体化表现出热情的主要是农民中的贫困阶层,那么,其他阶层的想法如何?他们又是如何被卷入平均主义大潮的?诸如此类的问题,如果仅仅满足于进行结构、逻辑与上层视角的分析,都不能得到清晰的解答。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推动有关人民公社的真正的“历史研究”,即不仅是基于对中央文献和高层档案的理解,而且也基于对地方档案甚至是田野调查的发掘,就相当必要。而后一方面,目前的工作可能才刚刚开始。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让我们去关注地方,去思考在人民公社的发生阶段,农村干部和群众的认识是如何被整合进中央所需要的“农村社会主义积极性”中去的,进而这一经由整合而产生的积极性又是如何实实在在地引发一场公社化狂飙的。由此,1957年下半年在广大农村发生的以加强社会主义教育为目的的“整风反右”运动就进入了笔者的视野。

  整风,顾名思义,可以被理解为对思想和作风的整顿,它是中共在自身的发展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以统一思想和纪律为目的的一套治党技术。它往往结合特定的形势和任务展开,通过学习党中央的文件(包括党的领袖的著作),对干部和党员进行思想教育和行为审查(包括自我审查),对不符合中央要求的思想和行为进行批评、自我批评和批判等,来达致全党思想和意志的统一,如著名的“延安整风”。随着党的力量增长,整风也逐渐由党内向党外扩散,成为中共用来统一一般社会成员思想和行为的权力技术。而在革命和后革命时期,整风也确能起到统一思想、贯彻中央意志、为其部署新一轮政治社会任务准备思想基础的作用。而1957年的整风又与反右运动相结合,宏观理解,1957年开展的整风反右是中国共产党建政后在诸如“波匈事件”等复杂的国际形势冲击下,为了应对危机而发起的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一般认为这场运动经历了从“百花齐放”(“大鸣大放”)到反击右派进攻(“思想整肃”)两个阶段。⑦城市整风在前,初始动机一般被认为是为了帮助党和政府改进工作,只是后来发生急变;农村整风开始得迟一些,目的较为明确。针对一些农民对合作化等问题的不满,毛泽东认为“这是少数富裕中农闹退社,想走资本主义道路”,⑧遂提议在农村也开展整风,即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增强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具体做法是:“也要让农民先‘鸣放’,即提意见,发议论,然后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批判之。这应当在上级派有工作组,协助当地干部主持农村整风的情况下,逐步推行。”⑨由此,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进行部署,规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中心题目是:“第一、合作社优越性问题;第二、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统购统销的问题;第三、工农关系问题;第四、肃反和遵守法制问题,等等。”⑩因此,这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实就是整风运动在农村的延续,并且是在党内已经做出了“反右”决断的基础之上开展起来的,故基层档案材料里一般统称“整风运动”,并且运动一开始就明确了社会主义教育与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关系。而事实上也正是在整风以后,广大农村迅速地掀起人民公社化及“大跃进”的高潮。由此,我们便不能简单地认为两者只是一个时间先后的关系,它们之间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

  本文以一个基层公社的档案材料来考察这种关系。笔者拟以个案的形式来揭示地方上的整风是如何整合与改造农民的思想,进而将其带入狂飙突进的理想主义大潮的。我们注意到,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农民并非如当时的文件和报刊所说的那样对于运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而是存在着多重复杂的态度,不乏怀疑甚至否定,只是由于整风,才让这种怀疑与否定被夷平,在复杂的“思想归位”中最后显现出高层所需要的积极性,因此,国家对社会的思想治理,实质上是人民公社这一“理想社会工程”得以降临的关键。本文的档案资料来自湖北省大冶市档案馆及其下属的陈贵镇档案室,系笔者于2011年3月至6月期间收集,档案总份数在2300件以上,本文所涉及的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11本文主要讨论以下问题:第一,在整风的“鸣放”阶段基层群众所反映出的对合作化和集体化的看法;第二,运动进入第二阶段后对质疑甚至否定的声音如何进行处理,即“社会主义教育”如何进行;第三,整风运动与人民公社化加速的关系。

  本文所研究的矿山公社位于当时湖北省东南部的大冶县境内,其主体为现在的陈贵镇,12属丘陵地区。虽富含煤、铁等资源,但在改革开放以前还是典型的农业社区,在1957年初拥有耕地近四万亩,主要粮食作物为水稻、红薯等。此时,80%以上的农户都已加入高级社,耕牛、农具已经实行统一管理,各生产小队也开始办大食堂。

  

  二、整风初期的“鸣放”

  

  50年代后半叶,对于迅速掀起的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农民的态度其实并非如正式的文件和报刊所示那样统一。13这一点,归档在矿山公社名下的档案中也同样有所反映。1957年5月当地的农业生产情况汇报中就有这样的记载:“少数群众怀疑农业合作化制度的优越性:‘农业合作化制度如果是好的’,就应该增加产量,增加收入,现在高级社建成了,却未见增加产量、增加收入,可见农业合作化制度没有优越性。”14按照当时所流行的阶级分析法,认为持怀疑态度者多为富农与上中农(但是从档案材料来看,也有贫农,“阶级”角色与态度认同之间并未呈现出清晰的一致),因为他们认为“懒汉占了他们的便宜”、“被贫农拖后腿”,其中有些人还“产生了单干的念头,有些刚刚建立的高级社维持不下去”。15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迎来了整风运动。从当时的整风大批判材料汇编中,笔者注意到当地最早的一次批判大会是在1957年9月25日,由此推断,其整风初期的“鸣放”应该就在此前的8~9月不及两个月时间里。

  所谓“鸣放”,无论是基于听取民意的动机,还是“阳谋”,其实质都是让人说话,让说话者讲出他们对时局的真实看法,这其实也是中共整风的一贯做法。鸣放的材料主要有四类:一是鸣放者写的大字报;二是鸣放者在群众集会上的发言记录;三是鸣放者的日记、文章等其他文字材料;四是形势急变后其他群众对鸣放者的揭发批判材料。经过对这些材料的整理,笔者发现,鸣放者中基层社干部和办事人员较多,也有普通农民。前者的特点,一是年纪较轻,政治上积极,其中多数人都是作为后备干部培养的党员;二是有一定的文化基础,有一定的文字与口头表达能力;三是工作在基层一线,对情况了解;四是这些人自认为政治责任感强,积极响应组织上给党和政府的工作提意见的号召。如他们认为:“这是我一个人的看法,这是我在农村的亲眼看到的实际情况,不管正不正确,这是我的真心话。”(罗光前,25岁,党员,会计助理)16“我是年轻的国家干部,对前途却觉得渺茫,我这是鸣放的知心话,我没有半点恶意攻击党。”(彭泽,23岁,党员,统计助理员)17“我是为党着想的,提了很多意见。虽说不对,我们党是否应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郑子贤,23岁,党员,财经干部)18虽然基层工作人员还不能直接被等同于普通农民,但也正是得益于他们的这些特点,才有可能让底层的声音进入历史,成为今天我们在研究时所有幸面对的最为接近农民(或一部分农民)想法的“证言”。而且,鸣放者也多认为自己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为农民说话的。因此,作为研究者,也必须正视这些农民心声的“代言”,更何况鸣放者中也多有普通农民,甚至贫农。笔者将这些鸣放材料按内容分为四类:19

  (一)合作化是否优越

  在整风之前,干部群众中其实就已经存在对合作化的不满。到了鸣放阶段,这种不满便集中爆发出来。在1957年8月底召开的鸣放大会上,石云龙(28岁,党员,转业军人,某分社支部书记)首先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合作化有优越性吗?从目前来看,所见到的是更加痛苦了。尤其是有一部分人在合作化运动下带来了贫困和痛苦。(不管贫农还是中农)他们的收入不够支出,他们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更加贫困起来……又如老者不被社会尊重,生活没有照顾,饮食没有营养,生病不能治疗,劳动被强迫参加。……合作化没有优越性,农民的灾难是合作化带来的。”20石云龙的发言得到了在场干部群众的响应。田圣和(32岁,党员,钢山分社支部书记)说:“农业合作化冒进过大,(19)52年互助组,低级社,合作化还有优越性,(19)56年后高级社就没有优越性了。”21郑子贤补充道:“我搞财经工作,搞了五、六年、现在农村搞不到饭吃。——我觉得大社很坏,小社要好些。如贷款,合作化以后很多工作不好搞了。”22何享来(27岁,群众,转业军人,富裕中农)说:“入社以后,农民生活很苦,连柴也没有烧的。”23陈锦如(27岁,党员,总支委员)认为:“土地改革,初级社搞得好,人民群众是欢迎的,但是现在不行,人民没饭吃,饿肚子,党应该下来调查调查。”24李功星(32岁,群众,富裕中农)说:“在大社里,所有人都想占便宜,自己不想干活,却又见不得别人不干活。”25黄隆启(35岁,党员,某分社支部书记)认为:“现在农民越来越没有干劲,干部都不想管,也管不了。”26

  鸣放者认为,合作化对农民的限制过死,缺乏自由,且公粮负担和倍增的干部让农民难以承受。何享来认为:“办了社加重了社员负担,大社不如小社,小社不如单干。小社好领导,又能增产;而单干户更自由,又不受限制,有钱用,有饭吃,安然自在。”27袁正顺(37岁,群众,中农)认为:“入社后,农民不自由,连走人家(串门),做点私人的事情,买卖油盐都不可以。”28总之,他们认为“今不如昔”,合作化搞糟了。罗光前表示:“说老实话,我们是新中国,……政府还要说我们的生活提高了,想起来我就有些痛心。……有些干部还说什么农村马上就要进社会主义了,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我看这些要再过880年都做不到。”29李功星说:“我家有40亩水田。国民党时只还8担谷子公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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