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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杨:孙中山“联俄”:不得已的权宜之计?

更新时间:2013-03-06 20:20:34
作者: 李杨  

  

  【内容提要】孙中山晚年作出的“联俄容共”决定,并非如传统史学观点所言,孙从此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道路。本文的问题是,孙中山的“联俄”主张,是认同苏俄的共产主义理论,是对列宁的俄国革命经验的继承,还是出于现实需要的一种灵活(甚至是机会主义的)策略?如果不是前者,孙的“联俄”是不得已的选择吗?笔者认为,孙中山“联俄”,主要是出于现实紧迫的一种策略手段,非深思熟虑的理论思考和战略蓝图。孙中山晚年革命策略的多次转变,体现出后现代国家急于摆脱落后困境而求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特质,即在外部压迫下,为有效地广为吸纳各种可利用因素,其手段方法表现出趋利“漂移”式的特点,也可说是一种权宜之计,同时它也留下种种后遗症。

  

  【关键词】孙中山  “联俄”  共产国际  国民党改组

  

  1922年夏季,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做出“联俄”的重大决定。对孙的这一转变,学界主流大致说是孙中山在新旧民主革命转变时期,顺应时代潮流,重新做出的重大决策。确立“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后的孙中山,从此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道路。[1]当年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达林的看法也有一定代表性,达林认为“孙中山就这样完成了世界观的伟大转变”。[2]笔者认为以上说法虽不无道理,但较空泛。

  

  如何评定孙中山晚年的这一政策呢?学界已有不少最新成果。[3]不容置疑,孙中山的“联俄”决策,随着孙的逝世成为国民党的重要政治遗产,它对国民党的日后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本文的问题是,孙中山的“联俄”主张,是认同苏俄的共产主义理论,是对列宁的俄国革命经验的继承,还是出于现实需要的一种灵活(机会主义)策略?如果不是的话,孙的“联俄”是他不得已的选择吗?

  

  笔者将从以下几方面展开讨论:第一,“联孙”、“联俄”的各自意图;第二,苏俄如何主导国民党改组;第三,“非言主义,乃言组织”;第四,孙中山“联俄”立场之背后。笔者认为,孙中山“联俄”,主要是出于现实所需的一种策略手段,非深思熟虑的理论思考和战略蓝图。其“联俄”实质,如孙中山本人所言,“非言主义,乃言组织”。本文指出,孙中山晚年革命策略的多次转变,体现了后现代国家急于摆脱落后困境而求生存和发展的一种特质,即在外部压迫下,为有效地广为吸纳各种可利用因素,其手段方法表现出趋利“漂移”的特点,也可说是一种权宜之计,同时它也留下种种后遗症。

  

  本文不足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联孙”、“联俄”的各自意图

  

  孙中山为何从“亲英美”转向“联俄”?又或者说,俄国人怎么想到要拉拢孙中山?

  

  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苏维埃政权在西方波兰、土耳其以及匈牙利、德国行动连连失败,为摆脱孤立状态,决定采用“西守东进”方针,输出革命,在东方寻求新盟友,以防御宿敌日本,解除其在亚洲边界所受到的日本甚至英国的压力。而欲“在东方进行国际范围内的反帝民族革命运动,就必须抓住中国这一环节”。[4]于是,避免与日冲突,争取与中关系正常化,确保中国不被拉进日对俄行列,就成为苏俄政府的外交大事。1919年7月25日,苏俄代理人民外交委员加拉罕发表宣言,即是著名的《加拉罕宣言》,声明放弃沙俄时代自华掠夺土地及各种特权,愿援助中国人民脱离外族压迫。次年,苏俄再次发表《加拉罕宣言》,重申第一次对华宣言原则,但已非无条件放弃对华特权,并要求另立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专门条约。

  

  苏俄前后两次的对华宣言,都引起国人的极大反应,苏俄以捍卫中国民族主义的“国际大侠”姿态出现,一时间博得国人欢呼。据当年北京大学的一项民意测验,59%的人认为苏俄是中国之友,只有13%的人认为美国是中国之友。[5]就连一向警惕俄人反对共产主义的青年党也认为,“就国人之亲俄程度而言,其人数之多,范围之广,种类之复杂,诚有令人惊叹者。”[6]更有知识分子热切地认为,俄国的“十月革命”代表着新世界的曙光,“足为世界革命史开一新纪元”。[7]一时间,“五四运动期间人人谈论社会主义”。[8]上世纪20年代,不仅在中国,也是整个欧洲知识分子左倾的时代,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俄对他们最具吸引力。

  

  苏俄乘着《加拉罕宣言》在中国引发的声势,加速推进“西守东进”方针,不仅积极谋求与北京政府关系正常化,同时还将偏安南方的广州国民党视为主要争取对象。

  

  苏俄为什么会主动找上国民党?李剑农认为,“十月革命”后,孙中山“曾致电苏俄庆祝他们的成功,鼓励他们继续奋斗。其时各国皆仇视苏俄,列宁得到中山的电报,因之大为感动,视为东方的光明来了,自此积极的想与中国的民党联络”。[9]鲍罗廷也说:“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收到孙中山先生一电,嘱其奋斗,列宁等十分感激”。[10]杨奎松则认为,莫斯科把推动中国反帝的民族主义运动视为工作重心,而有着长期革命传统的孙中山和国民党,自然被看作最主要的争取对象。[11]高华认为,当时中国国民党不仅成立最久,力量最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广东的工人中间,国民党的影响也最大。[12]当时的广州是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香港海员罢工以后,支持工人运动的孙中山越来越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在以阶级划分敌友阵营的莫斯科看来,“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团体是国民党,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马林语)[13]苏俄认为,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孙中山是中国革命的象征,国民党将成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越飞语)[14]“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15]郭恒钰也认为,共产国际看中“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作用”。[16]选择国民党为争取对象,符合苏俄的革命阶段性理论。

  

  苏俄和共产国际选择国民党的战略意图是什么?其主要用意是在“广州人和广州政府中寻找一些有能力在中国制造全民性起义,以反对日本、美国资本对整个远东统治的力量”。[17]俄国人“联孙”从一开始即有此远谋,这也是“西守东进”的一项重要步骤。该政策的立足点均为最大化苏俄之国家利益。故此,苏俄与孙中山接近,“乃俄国自动也”。[18]

  

  问题是,俄共与国民党意识形态迥异,两者如何取得共识?就在两次《加拉罕宣言》发表期间,孙中山仍明确表示其“亲美”、“联美”的外交立场,还将甫一完成的《建国方略》寄给美国,[19]公开声明其革命目的是林肯式的“建设一个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之国家”。[20]因此,当1920年10月,俄国人对孙中山发出“不该浪费时间,应该立即恢复我们之间的贸易关系。不应该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21]的呼吁时,孙中山并不热切,以“为时尚早”[22]而婉拒。此时的孙中山对苏俄只是道义上的同情和支持,还谈不上结盟。莫斯科仍主动寻找“联孙”机会,只是孙以目前不宜谈合作,待国民党取代北京政府后再商谈为由推辞。[23]

  

  1921年12月,苏俄专使马林在桂林与孙中山见面,这是孙中山首次接待共产国际使者。虽然马林介绍的苏俄革命和红军建设经验引起孙的兴趣,但孙中山坚持要以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统帅军事行动。孙中山反对在中国推行共产主义和试行苏维埃制度,也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孙中山郑重地对马林说:“革命之主义,各国不同,甲能行者,乙或扞格而不通,故共产之在苏俄行之,而在中国则断乎不能。”[24]孙批评苏俄道路和共产国际理论,使得马林大为恼火,认为国民党人受美国的影响太深,“应该揭穿那些自称中国之友的国家(美国——引者注)的虚伪友谊”。[25]马林的桂林一行几乎空手而归,不久马林被共产国际和苏俄召回。

  

  由于苏俄与北京政府在外蒙和中东铁路交涉问题上受挫,苏俄唯有继续伺机“联孙”。1922年4月26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抵穗。被任命与孙中山联络全权代表的达林,其使命是与孙中山建立直接关系,以了解孙的国内外政策以及对苏态度。达林面晤孙中山,递交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给孙中山的信件,建议成立国共民主联合战线,但遭孙拒。双方除了世界观相左以外,孙中山认为此时与苏结盟风险过大,在当时,事实上没有哪个实力派敢于得罪英美而与苏俄公开示好,何况孙还在力争“联英美”。5月,孙中山对美国《星期六晚邮报》作家伊萨克·F·马科森说道:“帮助我们取得美国的承认,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胜利。”[26]孙中山更倾向美国。

  

  但事情很快出现变化,孙中山改变与苏俄若即若离态度的节点出现了。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部下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狼狈出逃白鹅潭。陈炯明的粤军是孙中山北伐的唯一革命武装。这一事件对追求统一的孙中山是一致命打击。屡战屡败,且又孤立无援的孙中山,绝望中不得不重新审时度势寻求新盟友。一直期待“美援”未果的孙中山,终于改弦更张,向苏俄示好,毕竟现时迫切需求已超过结盟风险。事变后第七天,在广州白鹅潭永丰舰上的孙中山,匆忙在一学生练习本上给契切林写信,委托在穗的达林转交。孙中山在信中有180度的转变,不仅表示苏俄“是我唯一的朋友”,[27]甚至有亲赴苏俄的打算。8月14日,败走穗赴沪的孙中山,确认得不到美、英支持,再次通过马林向苏俄释放信息,承认国民党现在“绝对需要”与克里姆林宫建立密切关系。

  

  苏俄反应迅速, 8月22日,苏俄全权外交代表越飞去信孙中山,表示支持,并希望与孙建立密切联系。失去广州的孙中山,终于考虑与苏俄合作之事。孙中山说:“我们已失去美国、英国、法国及其他大国帮助的希望,唯一有些援助我们迹象的——是苏俄政府。”[28]为获得苏援,孙表示愿意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容纳共产党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9月26日,莫斯科驻华武官格克尔在马林陪同下,在上海会见孙中山,传递莫斯科承认孙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支持孙统一中国的信息。

  

  孙中山和众多知识分子一样曾同情和赞许“十月革命”,因《加拉罕宣言》称俄国为“民主友邦”。此时,跌入低谷的孙中山希望借助“民主友邦”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孙认为俄国以平等待中国,“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孙中山说,“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朋友是苏俄”,[29]“现在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30]孙中山终于意识到,要振兴国民党就要借助苏俄的力量。同时,从地缘“亲密的关系”来说,没有比苏俄更重要的友邦了。孙中山在遭到陈炯明打击后,整个外交政策作了急剧的调整。备尝艰辛顿挫的孙中山,终于抓住俄国人伸出的橄榄枝。同样,俄国人也在东方找到了支持力量,摆脱孤立局面,结束远东共和国的“缓冲国”的地位。年底,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但此时孙中山没有基地立足,仅是一介平民身份,这显然对俄谈判不利。同年11月,孙向蒋介石提及这一点,并认为,“然根本之办法,必在吾人稍有凭藉,乃能有所措施”。[31]12月,在孙中山的策动和筹措下,滇、桂军组成“讨贼军”长驱东下,次年初占领广州,陈炯明退居香港。“稍有凭藉”的孙中山,终于有了谈判筹码。果然,苏俄更看好孙中山这支“民党”力量,并很快在1923年1月4日的俄共中央政治局会上确立“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认为“国民党为现时中国唯一强大的民族革命组织”,[32]应该把国民党和孙中山看作是领导中国国民运动的杰出候选者。[33]苏俄自“十二年初起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中山先生和他的党”。[34]对此,史华慈的看法是,“克里姆林宫看中国国民党是现成的根植在中国并移植生长的政治组织”,而且“国民党在中国的影响原本可能确实会比它实际的影响更显著”,最重要的是,“它有望为苏联的影响在中国传播提供坚实基础”。[35]自此,苏俄的对华政策重心逐渐转移至广州政府。

  

  苏俄“全力支持国民党”的行动迅速。1923年1月17日,苏俄全权外交代表越飞在上海会见孙中山。1月26日,发表了苏俄与孙中山结盟标志《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孙中山首次公开“联俄”立场。在该《宣言》里,越飞果然得到他最想要的许诺——孙同意“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古撤退”、中东铁路暂维持现状。而莫斯科回应孙中山的许诺则是“准备对中国提供必要的援助”,包括金钱、物质、武器和人员的协助,资助国民党200万金卢布组建军队等,前提是“国民党必须开展思想政治工作”,[36]“促使国民党按照俄共(布)模式前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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