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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勇:政策的“解码”和“编码”——政策过程中的中国共产党党校

更新时间:2013-03-05 23:05:32
作者: 赵勇  

  也就是说,要贴紧原著,参考辅助教材,努力形成个人的讲稿风格。原著(党代会报告)是政策的文本,教材是政策的初次“解码”,而讲稿是政策的再次“解码”“,解码”的有效程度是由接受者对“解码”的接受和认同程度所决定的。

  教材是对政策的初次“解码”。中国共产党对干部培训的教材撰写非常重视,改革开放后,党的总书记常常为干部培训的教材作序,2011年6月7日,胡锦涛为全国干部培训科学发展主题案例教材撰写了序言。通过相对标准化的“教材”编写,自上而下保证了政策“解码”话语选择等方面的“政治正确”,形成了示范。

  党校教师具体对政策进行“解读”的过程是再次“解码”的过程,也是有个性特点的主体创造的过程。党校在对政策进行“解码”的过程中应当允许并鼓励有个人风格,就是鼓励创造性。当然,要与原著精神相符合,与教材的精神相一致。上述过程也就是在培训内容方面进行政策“解码”的“常识化”的过程。

  第二,政策“解码”过程中方法选择的“常识化”。

  从党校对政策进行“解码”过程来看,传统上比较多地选择理论分析和讲授的方式,但是从接受者的角度来看,效果不尽如意,因此,在方法选择上,党校的政策“解码”过程更多地采用案例式、体验式等“常识化”的手段和方法。2008年,中央组织部开展万人问卷调查,最受干部欢迎的学习培训方法是案例式、研究式和体验式,意见比较多的是空对空的理论灌输,填鸭式的教学方式。这里的案例式、研究式和体验式都体现了方式选择方面的“常识化”,通过上述“常识化”的方法,使政策得以正确地、有效地“解码”。

  党校为了推进政策的“解码”,在保证“正确解读”的基础上,选择相对通俗化的语言有利于政策被接受,这种语言选择的“常识化”从建党初期到新时期的党校干部培训方面都有所体现。1929年,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决议案就提出政治课的教育方法是:(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2)由近及远;(3)由浅入深;(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解释);(5)说话要明白;(6)说话要有趣味;(7)以姿势助说话……(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同样,原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提出需要做到讲课内容的严肃性和表现形式的生动活泼的统一。

  

  三、意识形态与现实的“缝合”———党校的政策“编码”过程

  

  党校特别是中央党校作为中国共产党内“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对来自各方面的利益诉求进行整合,有前瞻性地提出新的提法和政策,用以引导全党的发展。政党不仅表达,而且还进行引导(channel)……政党“把混乱的公共意志组织起来了。”……它们集中、选择、并最终引导。这可以看作为“编码”的过程。近年来,党校特别是中央党校对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特别是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加强研究,加强对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的研究,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论证、执政理论、和平发展道路探索等方面研究,为党和政府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决策和政策出台提供了咨询和建议。在《中国共产党党校条例》中,同样明确提出党校的功能之一是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和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战略部署,对国内外重大现实问题开展理论研究,为教学和社会实践服务,将重要成果提供中央决策参考。

  党校所承担的政策“编码”功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实现意识形态和现实的“缝合”。一般来说,一个政党的核心纲领作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与作为现实的实践之间和生产力之间是相适应的。但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与实践和生产力之间常常会出现“断裂”,也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上层建筑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这种“断裂”有时候表现得比较明显。这就需要意识形态方面、政策方面的创新和发展来弥补这种现实与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齐泽克将这种弥补“断裂”看作是意识形态和现实的“缝合”(quilting)。

  政策“编码”的过程就着力于弥补这种“断裂”,实现意识形态和现实的“缝合”。

  具体来看,党校在政策“编码”过程中的作用主要有:

  1.政策“编码”过程中意见综合和促进政策议程形成的“助推器”

  党校通过自上而下的领导人的政策吹风和对自下而上的学员带来的问题进行分析促进“政策问题”的产生。同时,来自各行各业的学员们可以围绕相应的政策问题展开讨论,并表达来自各个方面的意见,使得多方意见得以呈现,在此基础上进行意见综合。这些都可以看作是政策过程中“支持”和“要求”的体现,有利于了解“现实”,为推进意识形态和现实的“缝合”提供基础。

  党校对学员的“两带来问题”的高度重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党校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希望梳理和分析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利益综合和凝聚共识,发挥政策“编码”功能的努力。

  与此同时,党校组织学员围绕相应问题撰写政策调研报告,这些调研报告往往围绕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内关注的重要问题展开,探讨政策制定、政策合理性和政策执行的可行性,要求学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政策性建议,这些为弥补社会现实和意识形态之间的“断裂”、进行政策“编码”提供了可能的路径。

  2.政策“编码”过程中利益诉求输入的“守门员”以及“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之间的“把关者”

  执政党面临的社会问题纷繁复杂,但并不是所有“问题”都能够成为“政策问题”,如果社会愿望都能够转化为要求,对政治系统而言往往会导致输入“超载”,这就需要有“守门员”进行制动;并且随着一个“政策问题”出现会有很多学术上的分析和探讨,产生很多“学术话语”,需要有相应的“把关者”来引导“学术话语”与“政治话语”的互动,通过“话语”引导来确保与意识形态的融合,保证政策“编码”的政治正确,推进意识形态和现实的“缝合”。

  意识形态缝合也总是力图维护其在现实世界中自圆其说的一致性,以此来达到弥合社会断裂地带的目的。意识形态话语机制的“缝合点”,要在现实层面发挥作用,维系其自身的完整性,实现主体与客体的同一,必须是在主流话语体系的范围内才发挥其“缝合”的力量。

  当然,意识形态之所以发挥“缝合”现实、支撑现实的伟大作用,是因为它背后有“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支撑着它。在当前中国,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政策“编码”过程中发挥“缝合”现实作用的“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因此,为了更好地体现意识形态和现实的“缝合”作用,政策“编码”应当体现出执政党的意图,同时这种意图应当披上高贵的外衣,这样才能更有吸引性和说服力,体现出“崇高性”。

  正是基于此,党校在政策“编码”的过程中,一方面要通过提出新政策说明社会现实,另一方面要证明新政策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将新政策纳入传统的“意义”范畴,从而从社会现实出发寻找到持续的“合法性”认同。

  

  四、简短的结论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社会的日益多元化,有越来越多的“问题”需要中国共产党通过政策分析、政策研究来解决。从政策过程角度分析,党校特别是中央党校在政策“解码”和“编码”过程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党校由于其“党校姓党”所决定的“普遍匀质性”“、话语的相对一致性”等特性与政策“解码”和“编码”有内在的挈合性,因此,党校是政策过程中“解码”和“编码”方面的重要主体。

  党校在政策“解码”的过程中,保证“政治正确”是首要的原则,在保证“政治正确”的基础上要坚持“实践化”和“常识化”,这是政策“解码”的特点。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常常会出现“断裂”,党校常常通过政策“编码”提出新政策和新论断来“缝合”这种“断裂”,实现意识形态和现实的“缝合”是党校进行政策“编码”的重要特征。党校在推进意识形态和现实“缝合”的过程中是意见综合和促进政策议程形成的“助推器”,也是利益诉求输入的“守门员”以及“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之间的“把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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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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