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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子建:利益:民主政治与社会结构的联结点

更新时间:2013-02-28 20:51:00
作者: 何子建  

  

  本文拟揭示存在于民主政治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协变性。社会结构是利益在特定社会中的结构性分布,而民主政治作为公民对政府的某种制约,则表明有关各方在贯彻和实现利益上的程度差别;因此,利益问题是社会结构与民主政治的联结点。当社会结构发生变化时,表示公民之间的实质关系(利益关系)已经发生变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制约关系也注定或迟或早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资本主义民主的发展历史对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明。总之,社会的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结构的变迁才是形成对任何社会制度(包括民主政治制度)的真正制约。明乎此,将促使人们以更为现实的态度来考虑民主政治问题。

  民主政治虽然为当代政治潮流所趋,几乎无时无刻不惹人议论,可是,这些议论十有八九都是政治论政治,即使偶有涉及民主政治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也是泛泛而谈,未有点明问题的实质。有鉴于此,本文愿就这种探讨略作尝试。

  

  一、政治关系的涵义和实质

  

  在总体社会这个复杂的有机体里,政治体系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它自诞生之日起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借此反作用于总体社会,但政治体系显然不能完全脱离后者,它注定要受社会环境的制约,首先要受特定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制约,后者决定着政治体系的性质、内涵、发展的方向和方式等。

  政治关系是各社会集团在政治领域所表现的相互关系,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政治统治关系,即人们围绕着国家权力所形成的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因此,国家的诞生也就是政治统治关系正式形成的标志。政治统治关系决定着国家的本质,其本质就在于它是阶级统治的机关,这种本质是通过其职能来表现的,正如恩格斯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持续下去。”[1]皆因政治体系是作为经济体系的保障系统而存在的:为了使社会生产得以顺利发展,就必需有某种稳定的秩序,因此就有必要调节各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使之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获得某种对冲突中的各方都带有强制性的解决办法,于是社会生产对一般秩序的要求就转变为对统治秩序的要求,再进而转变为对建立国家这个公共权力机关的要求。但是,国家毕竟不是客观的“超阶级”仲裁人,经济上最强大的阶级总是要借助国家机器来保证实现经济剥削(即对劳动剩余产品的强制性扣除),生产资料所有制(通常由法律作明文规定)以及为确保其顺利实施而制定的一系列政治措施(包括各种暴力机关的建立──国家政策法令的强制性就来自国家对以暴力手段来解决冲突的合法垄断),都强有力地说明了政治统治的本质。

  但是,如果我们要具体研究构成政治现象的各种基本要素(包括政治主体、政治客体和双方的关系等),就不能不考察政治权力,因为政治关系实质上要表现为各社会集团在国家内部所享有的实际权力的差异。关于权力和政治权力,我们赞同下列的定义:“权力是在社会生活中实现自己的意志的,如有必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的实际能力;作为权力的最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的政治权力,其物征是某阶级、群体以及反映它们的利益的个人,通过政策和法规推行自己意志的实际能力。”[2]权力关系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凡是涉及某些个社会主体推行自己意志的实际能力,都构成一定的权力关系;其中政治权力最为与众不同,它一方面具有权力的一般特点(即实现主体本身的意志),另一方面又是借助特殊的手段──政策和法令来推行意志。任何政治主体只要掌握了一定的政治权力,它就有可能在既定的政治关系范围内,采取一定的政治行为(如制定各种政策和法令)来推行自己的意志以便维护自身的利益。由于任何政治主体都是政治权力的载体,由于任何政治关系可以归结为某种政治权力关系,由于任何政治行为都可以被看作是政治权力起作用的过程以至结果,因此,政治权力是政治体系得以形成和维持的内在动力,它使政治体系变成某种运动着的有机体。

  政治权力的实现不仅仅依赖国家机器,往往还借助特定社会中其他正式或非正式的设置,如政党、工会和其他政治组织;但是,政治关系又总是体现为各政治主体与国家权力的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决定着各政治主体在特定的政治体系中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地位,这是由国家权力的性质所决定的:国家权力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权力,它可以颁布各种法律和命令,并且依靠专门的强制机构来贯彻执行,易言之,它“拥有强迫社会成员执行自己的决定的垄断权”,[3]因此,各社会集团的政治斗争总是要归结为争夺国家政权的斗争。

  至此,人们不免要发生疑问:在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下,资产阶级怎样取得并维持其统治阶级的地位?答案最终当然要涉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问题。但我们首先必须阐释一下何谓民主政治。

  

  二、民主政治:特殊的政治管理方式

  

  “民主”(democracy)一词源于希腊语,意即“人民自治”。但是,没有被管辖者就没有管辖者,“人民自治”的说法不是自相矛盾吗?按照科恩的分析,“自治”一词的自相矛盾是由于“government(管理)”这个词有双重意义:其一,“管理”的权力包括压服、强迫的权力,意味着一部分人要服从另一部分人,治者与被治者的区别不难划分,这是government(政府)的管理方面的意义,社会的治者也必然只能是一部分人;但就更深一层的意义来说,“管理”是确定目标或政策,引导社会生活,这是“政府”在指导方面的意义,这时候,社会的治者可以是少数,也可以是多数,民主作为一种社会管理体制的实质正是:“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4]然而,在人数众多的社会中,由全体直接参与一切或大多数决策是不可能的,公众在决策过程中的权力范围就成了中心问题。科恩认为,民主范围可以分为两级:第一级为最高权力范围,那是根据公众在哪些问题上享有最后决定权来确定的;第二级为有效权力范围,社会成员很可能采取某种决策程序,主动放弃对某些事物的直接控制。考虑到现代国家的规模,民主的有效范围不可能没有局限,发展间接控制的体制以处理不同领域的决策确有实际需要,所选择的体制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只要是由社会自由选定的,而且该社会有法定的权力可以井然有序地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就可以正确地说这些事物的处理仍在民主最高权力范围以内。”[5]据此,民主政治的关键概念是“参与”:在特定的共同体内,社会成员对于涉及其切身利益的政治决策应该有所参与,而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自然要成为衡量民主的尺度,参与的广度指社会成员参与决策的比率,参与的深度则由参与是否充分即参与的性质来确定,[6]──而所有这些,又取决于参与的形式,即前述的“间接控制的体制”,也就是各种形式的代议制,全体或大部分社会成员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对政治决策的最后控制权。民主的内涵主要有两项:其一是授权,即由名义上拥有国家权力的全体社会成员通过一定程序把该种权力授予一小部分人,使后者获得法定的权威来组织政府,并对全社会进行管理;其二是监督,确保掌握权力者在管理的全过程仍然或多或少地接受全社会的监督。显然,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公民对政府的制约:既然迄今为止由一小部分人充当掌权者来管理是不可避免的事,但为了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又必须设法制约那些掌权者。当然,民主充其量只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管理体制:对政治管理的主体(即政府)而言,它可以解决“政府怎样获得授权来进行管理”的问题;对政治管理的客体(即全体社会成员)而言,它可以解决“怎样使政府受到某种程度的制约”问题;这里所涉及的只是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是政府对社会的政治生活的协调和控制,都只是属于政治管理范畴。

  民主既然是为了实现政治管理而作出的制度安排,而任何国家又都离不开政治管理,则民主完全有可能与不同形态的政治统治挂钩,──从这里着手,我们可以剖析为什么资本主义国家既能采用相当成熟的民主制度,又能长期保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因为政治统治所表现的是统治阶级整体的意志和力量,但在实际的政治管理过程中,却产生如下的问题:由谁来组织政府以便充当实际的掌权者?问题的出现,绝非偶然:其一,统治阶级作为政治统治关系的主体,其统治地位主要导源于该阶级的经济利益优势,由该阶级的所有成员来掌握国家权力既非必要又不可行,掌权者只能是一小部分人,他们就成为政治管理的主体以处理相关的实际事务;换言之,在政治管理的客体中,既包括所有被统治阶级成员,也包括统治阶级的部分成员。其二,被统治阶级作为政治统治关系的客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即使经济上仍然受着资本的统治,其政治处境还是要比古代的奴隶和农民好得多,公民普遍获得政治权利的要求和实践日益成为不可逆转的过程。被统治阶级在政治管理的过程中就不再可能充当被动的客体,而是要积极地谋求发挥影响。据此,民主的管理体制自然更切合实际需要。

  但是,政治管理关系最终要从属于政治统治关系。而民主政治的实质是在政治管理的过程中接纳公民对政府的某种制约;政治管理当然暗寓着一定的目标(那是由政治统治关系所决定的),民主政治则是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和方式,它既非必然指向某个结构,又不先天地与某种目标挂钩;它在政治统治所规定的范围内运转并发生作用,但又从来不能突破由政治统治所划定的界线。因此,就政治管理而言,尽管各国在形式上可能有着某种相似性(例如或多或少都表现出民主政治的某种特征),可是,一旦与不同的政治统治相联系,就会产生极为不同的效果;而任何政治统治都可以在差异极大的政治管理方式中进行选择。例如,资本主义国家就曾经采取过以法西斯专政为一端到以代议制民主为另一端的种种政治管理方式而依然能够保持政治统治的性质不变,即实施资本统治。其政治后果是:政府(实际的掌权者)可以不断更换,国家却屹立不倒,并且仍然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控制和利用。

  在当代,大多数国家都或多或少地实行某种民主政治,可见,要确切地评价民主政治,不能不作定性分析,不能不联系具体的社会背景─社会结构来考察。

  

  三、民主政治与社会结构的协变性

  

  社会远远不是一个力量均衡的整体,人们由于财富、教育、职业─技能等差异而形成不同的等级序列,并且根据大致相同的利益、价值观与行为模式而结合成各种社会集团,这些社会集团的相互关系的总和就形成社会分层体系即狭义的“社会”;社会结构则是指在特定的社会分层体系中各种成分之间制度化的角色和关系之配置与组合,它涉及各社会集团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相互关系所隐含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表明利益在特定社会中的结构性分布,其实质是表明社会不平等的形式与类型,从而揭示出社会实际上是一个等级组织。[7]

  据此,我们有理由推知,社会结构与民主政治肯定存在着某种关联,因为,民主政治的实质就是公民对政府实行制约,而公民至少在形式上应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如果公民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实际上是不平等的,那就势必对他们所享有的形式上平等的政治权利有影响,从而使公民对政府的制约呈现出某种不均衡状态,即某些公民对政治事务将拥有更大的影响力。问题是:民主政治与社会结构的联结点是在哪里?

  所谓“平等”,是指人们在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处于同等的地位,因而享有相同的权利;而权利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决定着人们得以实现各种利益的范围与限制。因此,社会结构与民主政治,归根到底都是利益问题,这就是两者的联结点所在。

  关于利益的一般性质,希克有过精辟的论述:“当人的某些需要得不到充分满足时,它就会使人产生一种想去满足它的要求,或者,由于某些需要对人的感情和爱好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它也会使人产生一种不断重复的、在某些情况下不断加深的要求,而利益正是人们为满足这种客观引起的需要而出现的一种集中的、持续时间较长的意向。这种意向反映在人的行动上就是不断地、努力地、顽强地、有时甚至是热情地追求这种需要的满足,也就是贯彻和实现他们的利益。”[8]因此,利益是以各种各样的需要和对需要的满足为其客观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为,联系社会的纽带不是依靠任何形式的国家的强制,而是出于生存需要的强制,人们为了求得个体生存和种族绵延,必须从事物质生产劳动以满足各种需要;而人们在社会经济体制中、即生产和分配过程中所产生的关系结构则成为基本的社会结构:一个人的经济地位取决于现存的社会生产关系,(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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