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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选民:谁之“官僚社会”?何种“宪政转型”?

——与萧翰商榷

更新时间:2013-02-24 22:58:14
作者: 姚选民  

  

  摘要: 萧翰在《论官僚社会的宪政转型》一文中基于他对当代中国社会的审视认为,若要克服当代中国社会的“‘官僚社会’症状”,那么,我们就须要启动中国社会的宪政转型,迈向一种“公民社会”。然而,萧论述的问题,一方面在于,他未能将他所称之谓的“‘官僚社会’具体症状”置于中国社会“家国同构”的整体性结构中去整体性地加以审视;另一方面在于,他以源自于西方社会政治经验事实的“公民社会”作为中国社会的政治理想图景来评判当代中国社会及其政治经验事实,并试图以之范导当代中国社会的宪政转型。

  关键词: 官僚社会;公民社会;宪政转型;“家国同构”的整体性结构

  

  萧翰副教授近来发表了他关于“中国社会宪政转型”的评论文章——《论官僚社会的宪政转型》[1](以下称“萧文”)。“萧文”观点明确、字里行间感情真挚,因而,显见的是,萧生性赤诚,至少在“对待其‘思想或学术’文字”方面是这样的。在这种“意义”上讲,“萧文”便应是萧学术观点的真切表现,而非难以揣摩的“隐微之言”;这使得我们在相当程度上能“窥探”萧的真意,进而,为我们于本篇文字中就“萧文”跟萧进行“有关方面的商榷”提供了可能。

  

  一、“世界大潮”等于“正途”?

  

  在“萧文”的第四部分——《结语:百年孤独汇入世界大潮》中,萧预定“百年孤独”的中国终将“汇入世界大潮”,成为当下世界盛行之政治形态的一部分。萧的“预定”给了我们两方面的“惊异”:

  一方面,我们惊异于萧“对百年中国进行整体性反思”的胆量。

  众所周知,我们都源于自己的历史传统(也就是说,我们的历史传统构成了今天的我们),因而,我们的一切都建基于我们的历史传统。由于历史传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习以为常的东西,因而,我们一般没有必要(甚或“‘无法’或‘没有能力’”)对我们的历史传统进行整体性的反思。

  具体说来,一方面,我们并非须要对我们周围的一切事物都进行证成,只有对我们周围事物中的部分事物秉有“有根据的怀疑或反思”时,我们才有必要对这些“事物”进行证成。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怀疑或反思要有效,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造就我们的历史传统在整体上有效”。因为我们的反思之所以可靠或有效,是缘于我们假定“构成我们的历史传统在整体上是可靠的和勿需怀疑的”。[2]要不然,如果我们对“构成自己的历史传统”进行整体性的反思,那么,这意味着我们是在对“构成自己的历史传统”进行整体性的质疑(甚或“否认”),因而,我们“用于反思的反思能力”本身也就变得不可靠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讲,我们认为,我们无法对自己的反思能力进行整体性的反思,正如“我们自己不可能抓住自己的头发将自己提起来”一般。

  因此,当萧对百年中国进行整体性的反思时,他恰恰忘了“不但百年中国构成了他的日常生活,成为了他作为中国人之不可分离的构成性东西,而且他自己也是来自于百年中国”,因而,萧如何能够保证“他自己对百年中国的整体性反思是‘恰当的’”呢?

  另一方面,我们惊异于萧前述“预定”中的预设——即“世界大潮便是正途”。

  萧为什么“意识不到”(甚或“认同”)这种“预设”呢?依凭“萧文”,在萧的思想世界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思想逻辑”:世界大潮因“‘人们的选择’式同意”而是正当的,因而,人们顺从世界大潮便是当然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世界大潮怎么可能不是“正途”呢?因而,在这里,我们得说明:“世界大潮便是正途”这一预定为何是站不住脚的呢?

  为了让“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显得简洁和有效,我们试想,假若我们承认萧的“预定”——即“世界大潮”(在“萧文”中,“世界大潮”意指“迈向公民社会”)便是正途。假定如此的话,不过,如果我们回溯几十年,在当时,共产主义运动是世界大潮,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承认“共产主义运动便是正途”?再在时间上倒退一些,在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之前,资本主义运动似乎是中世纪之后的世界大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同是资本主义运动,在一时间成为世界大潮,而在另一时间又不是了呢?因而,谁又能预言“共产主义运动不会再成为世界大潮”呢?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Rafael Chávez Frías)2012年凭借社会主义旗帜赢得第四次总统选举;这不是“共产主义运动可能再度成为世界大潮”的一种“迹象”么?因此,世界大潮跟“正途”没有什么必然的关系!

  既然世界大潮不一定是“正途”,那么,“百年孤独[的中国]汇入世界大潮”对中国人来讲也就并不一定是“福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讲,还是相当危险的,因为“百年中国汇入‘萧所言的世界大潮’”毕竟意味着,中国政治领域又会出现“超级地震”,而这种“风险”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无论如何不是“过家家”。因而,作为理论工作者的我们面对“中国该向何处去”这样的问题就不能随意“开处方”,而应首先严肃地认识中国。在这里,萧的“预定”(即“百年孤独汇入世界大潮”)无疑也是基于他对“中国社会之政治面相”(即“萧所言的‘官僚社会’”)的严肃认识。

  

  二、如何认识中国社会的政治面相——“官僚社会”?

  

  “萧将中国社会定性为‘官僚社会’(即‘我们所说的科层社会’)”意味着,萧主要关注中国社会的政治面相。如果是这样的话,萧能否仅就“中国社会的政治面相”来对中国社会进行整体性的评判呢?因为如果我们要想公允地审视(甚或“评判”)中国社会,那么,我们在揭示或认识“中国社会的政治面相”时就应将“中国社会的政治面相”置于中国社会的整体性结构当中,进而,在该“整体性结构”中来认识(甚或“审视”)中国社会的政治面相。因而,我们似乎得先弄清楚中国社会的整体性结构,并明确该“整体性结构”运转的内在逻辑。

  具体说来,反观中国人自己的社会生活,我们会发现,中国人对“家”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并且,对“家”有一种罕见的共同认同。

  也就是说,与西方人内心中的“家”观念相比较而言,在中国人的“生命意义”体系当中,“家”在中国人的价值金字塔体系中具有一种勿庸置疑的首要价值地位;这总体表现为,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以“家”为核心的“光宗耀祖”式价值心理。[3]然而,这种“‘光宗耀祖’式价值心理”要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得到满足,仅仅通过“具体且单薄之‘家庭’(‘家’的一种表现形态)”的支撑,是很难达成目的的。因为这种“缘故”,中国人遂通过将“具体且单薄的‘家’(即‘家庭’)”进行“外化”,使中国社会中所有“具体且单薄的‘家庭’”在“社会”的层面上被“构建”成一个“大的‘家’”,从而,一方面能保证中国人自己“生理或物质”上的需求,另一方面能保证中国人“家-天下”式精神上的需求。并且,这种“外化”还导致了“家”的形态从“具体且单薄的‘家庭’”向“‘家国同构’意义上的‘家国’(甚或‘国家’)”转变,进而,致使中国社会整体性地呈现出“家国同构”的政治面相。中国社会这一“‘家国同构’之整体性结构”的浮现,一方面当然离不开西周以来“宗法制”的政治实践,另一方面当然也离不开儒家知识分子(以孔子为代表)将中国社会之“家庭伦理”上升为“‘社会/国家’伦理”的贡献。[4]

  因而,“中国社会‘家国同构’的整体性结构呈现出‘科层社会’政治面相”应该说是很自然的事。不过,萧为何会将“中国社会很自然的政治面相”(即“科层社会”)与“极权主义”(抑或“极权政治”)这些“源自于西方之极具贬义价值色彩的政治学术语”勾连在一起:“中国官僚政治的悠久传统与极权主义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5]?这表明,萧在审视“中国社会的政治面相”时,在他内心中事先蕴藏着一幅作为检视所有“现实政治”类型之判准的“政治理想图景”[6],而且,该幅“政治理想图景”还是源自于“公民社会”这一具体的“西方社会”经验事实。我们不知道,萧为什么会用(并且“要用”)“源自于西方社会经验事实的政治理想图景”作为判准来整体性地反思(甚或“否思”)中国社会?[7]因而,我们会惊异性地自我反问:我们中国自己的政治传统就真得是“一无是处”吗!

  基于“萧文”,我们发现,萧将中国社会贬斥为“官僚社会”,他下此“判断”的极为重要论据是,中国社会的科层机构“不正常”地膨胀,特别是当代中国公职人员人数的大幅增长。因而,如果我们要反观萧的“判断”,那么,我们必须得对他所言及的“论据”进行一番审视。

  一般而言,恐怕没有人能够确切断定一个社会/国家的正常运转会需要多少公职人员。因而,我们也就只能从“社会运行的结果”来对该“问题”进行回答;即是说,如果一个社会/国家运转正常,那么,其所供养的公职人员数量就是适当的或合适的,否则,便“不适当”。不过,萧显然并不是依据我们的这种“逻辑”进行推理或判断,而是在他看来,中国不同朝代公职人员数量的不成比例增长(特别是“当代中国公职人员绝对数量的‘超级’庞大和急剧扩增”),才是“中国社会是‘官僚社会’”这一论断的主要判定依据。从“萧文”第一部分——《官僚社会的源流与现实》中的“征引和论述”来看,情况似乎并不是,萧会否定我们所总结的上述“逻辑”,而毋宁是,萧可能对“他自己判定‘中国社会是官僚社会’的论据”似乎“不太理解”。因此,我们似乎得对“中国社会公职人员数量的增长”现象进行一番解释。

  具体说来,应该说,缘于“社会/国家”财政资源稀缺的永恒性,没有什么社会/国家会愿意供养大量冗余的公职人员,只有当“维系其正常运转”需要时才有可能去供养公职人员。也就是说,供养国家公职人员的使命是维护社会/国家的正常运转。

  不过,社会/国家正常运转的条件又不是不会变的。一般而言,如果一个社会/国家仅凭官方意识形态就能建立起人们对社会/国家本身的认同,并且,人们对该种“意识形态”没有“有效的反思能力”,那么,在这样的“朝代/时代”,当时社会/国家所需公职人员的数量就可能比较少。然而,基于常理,随着一个社会/国家政治实践历史的延展,再纯朴的人民也会“吃一截长一智”,从而在关涉“政治”的问题上变得老练,进而,社会/国家对其成员的控制难度会不断加大。[8]比如说,在先秦时代,人们可能对“王权神授”思想就无法(甚或“没有能力”)进行反思,因而,那时的“社会/国家”为实现正常运转所需要之公职人员的数量就比较少;不过,随着中国郡县制政制历史的延展,[9]却逐渐演生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意识,进而演化出了“天子宁有种乎?兵马强壮者为之耳”(后晋节度使——安重荣语)意识。[10]基于这种“状况”,如果一个社会/国家还想要继续让其正常运转,并且,如果该“社会/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已发挥不出既有之“对人民的强有力控制作用”,那么,很自然地,该“社会/国家”势必会强化其组织力量(即“增加公职人员的编制”),以维护其正常运转。当然,这是从“‘社会/国家’公职人员之数量增长的一般趋势”来讲的。

  然而,就中国而言,关于中国社会公职人员数量增长的原因,除了上述能适用于所有社会/国家的“一般性原因”之外,我们还得注意一个特别的“原因”因素:中国从“中华文化圈中的中国”到“威斯特伐利亚世界体系中的中国”这一转变。

  在“‘三千余年一大变局’[11]施加于中国、中国‘周边环境’(即‘国际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世界中的中国”自此无法不与世界各国打交道(不论是“自愿”,还是“被迫”)。在此“情况”下,“‘文明际’或‘国家间’的意识形态竞争”,以及“这些‘意识形态’对国际社会中‘群众’的争夺”就势必难免;世界意识形态格局也因此会“风云变幻”。因而,一个“社会/国家”内部之“本土性官方意识形态”对其成员的控制作用又必然会大幅度下降,并且,自“‘社会/国家’成为世界结构中的一员”伊始,该“社会/国家”的公职人员数量相应地会大幅度增长以维护其正常运转。当然,这还是“中国社会公职人员数量增长”这一情况出现在“近代以来中国”这一特定时空中之原因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落后于西方社会,西方社会藉此侵略并凌辱中国。在中华民族抗争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既有以“家”为中心的家-国政治组织模式(以“家-天下政治组织模式”为代表)无法有效积聚社会力量,捍卫中国人一直想望的理想生活。不过,经过近百年的政治实践,中华民族在赢得国家“独立自主”的过程中发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jiang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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