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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选民:谁之“官僚社会”?何种“宪政转型”?

——与萧翰商榷

更新时间:2013-02-24 22:58:14
作者: 姚选民  

  以“家”为中心的国-家政治组织模式(以“党-国政治组织模式”为代表)能有效积聚社会力量,对外捍卫我们既有的生活方式,对内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从而有效完成时代所赋予的使命。尽管鸦片战争以降中国近百年的政治实践实现了时代使命,但是,其代价是,面对“丛林”式的国际社会,中国人需要更有效的(或“更有力的”)政治组织方式以组织“‘这么庞大’且‘增长如此迅速’的人群“,这必定会增加中国社会对公职人员的需求数量。

  因此,萧将“中国公职人员数量增长历史中‘近现代以来的中国’(特别是‘当代中国’)出现‘公职人员数量大幅度增长’”这一孤立史实当作判定“中国社会是‘官僚社会’”的主要论据;此举是不恰当的!进而,萧将“中国社会的政治面相”贬斥为“官僚社会”也是因为“他价值判断先行,未能正确地认识中国”。

  

  三、如何理解中国社会的“官僚特征”?

  

  萧以“源自于西方社会经验事实的公民社会”这一政治理想图景为判准,在“萧文”第二部分——《官僚社会的症状》中认为,中国社会所呈现的一些具体“科层特征”(即“萧所言之‘官僚社会的具体症状’”)不可欲。不过,如果我们将萧所言的“‘官僚社会’具体症状”置于中国社会的整体性结构中进行审视,那么,我们或许会得出跟萧不一样的结论或判断!

  (一)“流动性‘等级制’”不可欲?

  萧认为,“等级制”(即“我们所说的‘科层制’”)是科层社会的普遍性特征:“等级制毒瘤不但弥散于所有领域——包括学校、医院、报社等任何部门,甚至连家庭也会形成严重等级特色的人际网络”[12]。在“萧文”的字里行间,我们感知到:在萧看来,既然“科层制”是“毒瘤”,而“流动性科层制”也是“科层制”,那么,“流动性科层制”也不可欲!

  萧的这种“推理逻辑”,不但将“科层制”打入“十八层地狱”,而且也无视“流动性科层制”于“维护中国社会正常运转”上的积极作用。中国历史(尤其是“科举史”)表明,正是这种“流动性科层制”使得成长于社会底层的“平民”能够有机会参与国家政权的决策或管理,进而有机会贡献力量于“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这种“情况”在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屡见不鲜”,比如“在古代中国就出现了诸多‘平民政治家’(甚或‘平民皇帝’)”。因而,这不能不说,“流动性科层制”也为中国历史上的盛世局面“尽了力”。

  而至于“流动性科层制”于当下中国崛起的贡献也不可少觑,比如,一方面,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中,有不少国家领导人都是“平民出身”。另一方面,在研究者当中,也不知道有多少曾处于社会结构“末稍”的“成员个人”或“家庭”通过“流动性科层制”才赢得其稍稍满意的“生活”或“生活方式”,并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贡献其力量!

  以上是从“‘流动性科层制’之宏观层面的社会效果”角度对“流动性科层制”所进行的肯定评价;此外,我们还可以从“‘流动性科层制’与‘中国社会整体性结构’相暗合”的视角来揭示“流动性科层制”可欲的深层根源。

  具体说来,一如前述,流动性的科层制作为中国“家国同构”这一社会整体性结构的制度性表征,不仅能够保证中国人于“修身、齐家”方面的“生理或物质”需求,而且,既能满足中国人于“治国、平天下”方面的精神需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释放中国人于“治国、平天下”方面的政治情怀。因而,流动性科层制不仅让中国社会“家国同构”整体性结构的运转充满“生机和活力”,而且,还让中国社会这一“整体性结构”的持续有效运转获得了永不枯竭的生命动力之源。在此“意义”上讲,在中国社会“家国同构”整体性结构运转的过程中,中国人的生命意义得以生生不息、充实而安宁!

  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奢望,流动性科层制会是应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包治百病式‘灵丹妙药’”,因为从来没有一种政治“制度或机制”能够让一个社会/国家“永葆青春”!

  (二)“资源流动性‘垄断’”不再需要?

  “萧文”揭示了中国社会“家国同构”的政治面相(即“科层社会”)在分配社会资源上的“野蛮性”:“垄断[(即“我们所说的‘集中’”)]导致了财富的积累方式,具有浓重的抢劫特性,以及依附抢劫、参与抢劫的分赃特性。”[13]尽管这样,如果研究者要对整个中国社会进行宏观层面的政治思考或政治哲学研究,那么,我们就不能拘泥于“一域”或“一时”的“社会恶象”(如“贪污”、“腐败”、“分赃”等)。因为这些“社会恶象”在古今中外的所有的政治实体中从来都没有消停过,并且,出现这些“社会恶象”并不意味着这些“恶象”所置于其间的社会/国家就没有存在的法理基础,有时候坏制度之间的“叠加”却会生发出社会正义;反而,一些历史事实表明,完全消停这些“社会恶象”的“社会或组织”及其施行时间“都不长久”,比如“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得到彻底贯彻的乌托邦社会”、“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时代”等。

  以上是从“社会运转的正常性‘恶象’”角度来认识(甚或“理解”)中国社会的“资源流动性集中”,不过,我们还可以从“‘资源流动性集中’与‘中国社会整体性结构’相暗合”的角度来厘清(甚或“理解”)盛行于中国社会的“资源流动性集中”这一资源分配机制。

  具言之,或许,我们可以换一种“问问题”的方式:在中国社会“家国同构”的整体性结构当中,如果我们对社会资源的分配不是一种“流动性集中”,那么,我们的社会/国家能一如既往地平稳正常运转吗?

  当然,该“问题”应当不应局限于“当代中国”这一特定时代!从“中国社会整体性结构,及该‘整体性结构’运行的内在逻辑”来看,中国社会资源的流动性集中可能显得有些“野蛮”,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僧多粥少”、生存性竞争如此激烈的国度,如果中国的政治精英不能手握足够的资源,那么,他们如何能够调动起“社会/国家”力量,如何维续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生存和发展”?众所周知,在一个家庭中,如果作为家长的父母不能集聚足够的资源,那么,我们的父母如何能够让家庭成员统一行动?君不见自鸦片战争以降中国近百的屈辱不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既有家-国政治组织模式(以“家-天下政治组织模式”为代表)集聚社会力量的不足,而迟迟无法完成其时代使命(即“对外捍卫中国人既有的生活方式,对内维护安宁的社会秩序”)吗?

  当然,上述分析主要说明了在中国(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中国”)这一特定时空中“资源集中”存在的必要性。因而,我们须要进一步追问:在中国(尤其是“近代以来的中国”)这一特定时空中为什么需要“流动性的资源集中”(即“资源的流动性‘集中’”)呢?

  除了“业已提及之‘社会整体性结构”方面的原因’以外,“流动性的资源集中”得以必要的原因主要是“铁打的‘岗位’,流水的官员”:官员如果想要让其“位置”有效发挥“公共性功用”(在官员多少受监督的意义上,总体而言,“位置”的“私性功用”总是居次要方面),那么,他们必然要对资源进行重新再度集中;基于这种“情况”,周而复始地,“资源的流动性集中”遂不可免,并且,就“中国社会的‘正常运转’和‘持续性的正常运转’”而言,“资源的流动性集中”还不可缺!

  因此,面对“资源的流动性集中”这一中国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我们不能“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享受“资源的流动性集中”这一资源分配方式的“好”,而不同时分承该“分配方式”中所存在之“残酷”的一面。因而,如果将中国社会“资源的流动性集中”这一配置方式置于中国社会“家国同构”的整体性结构当中,那么,我们会发现“资源的流动性集中”这一配置方式在“中国”这一相较于西方之特定时空中的合理性(甚或科学性)。

  (三)私权需保障?

  萧认为,中国人“私权无保障”。该“判断”表明,在萧看来,“私权得到保障”是中国人所希求的!这不是显而易见,有什么问题吗?然而,在我们看来,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反过来想,既然“私权得到保障”是中国人所希求的,那么,为何私权没能成为中国人的共识呢,为何中国人会“缺乏‘私权’观念”呢?是因为中国人太“愚钝”?答案显然是“不是”。

  具体说来,其实,“中国人对待‘私权’(即‘作为自由的权利’)的态度问题”牵涉到一个极具理论探讨价值的“权利在中国”问题。概言之,在中国,“私权无保障”现象须要放到中国社会“家国同构”的整体性结构当中才能得到很好的理解和解释。

  一般而论,“权利”观念起源于西方世界。而“权利”观念之所以会在西方社会产生并兴盛,总体说来,是因为西方社会的基督教文化背景。

  具体说来,基督教《圣经》认为,人类由于“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背负上了永难逃脱的“原罪”。《圣经·旧约》认为,人类只要遵守上帝的“诫命”(这些“诫命”通过“上帝的仆人”颁布,如“摩西十诫”)就能够得到上帝的宽恕;但是,《圣经·新约》表明,上帝缘于人类的“愚顽”遂又通过其子——耶稣给人类定下了新的“诫命”。然而,与“《圣经·旧约》中‘上帝诫命’对人的‘要求’(主要是‘行为上的要求’)”不同,《圣经·新约》中的“上帝诫命”则进一步要求人类在内心上必须对上帝完全接纳;因而,除了耶稣,结果会是,人类是无法不触犯《圣经·新约》中之“上帝诫命”的,并极有可能再度受到“上帝的严惩”。因为这种“原因”,耶稣作为上帝之子,通过“自己被钉十字架”这种方式用自己的“宝血”来为人类的原罪“遮罪”,以让人类讨得上帝的欢喜而不再“无常”地饱受到上帝的惩罚,从而确保人类得以世代延续。

  因而,是基督教《圣经·新约》让“人类”(主要指“基督教社会中的人,即西方人”)的生活变得极为“呆滞”:没有上帝的允许,人类是不能“做任何行为的”。尽管这部“专制”的“诫命律典”(即“《圣经》”)贯穿着整个“黑暗的中世纪”,[14]但是,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等社会运动,人类终于从上帝那里赢得了“作为自由的权利”。也就是说,西方社会中人们依据“集体宣示的权利”所实施的行为自由逐渐变得正当,即他们在有“集体宣示之权利”的行为上不再惧怕“受上帝的惩罚”,并且,当这些“权利”成为整个基督教社会中人们所共同默许的“自由”后,这些“权利”便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人们“潜藏在内心中之‘对上帝的恐惧感’”。

  因此,就“西方社会‘权利义务’话语体系”而言,西方人是“义务本位”的,西方社会是一个“义务本位”社会——即一个除权利之外都是义务的社会。具言之,“上帝没说能做的事情”,居于基督教文化背景之社会/国家中的人们(主要是“西方人”)都不能做,否则,他们于内心中就会“条件反射”式地升起对上帝的恐惧感,就好比“中国人因做错事会‘油然而生’内疚感”一样;不过,在“可能令人升起‘对上帝恐惧感’的事情”中,西方人的“权利”行为要排除在外,因为中世纪之后的西方人凭借着“权利”话语能够在内心里克服(至少是“在有意识的情况下”)缘于“上帝惩罚”的忧惧心理。

  然而,我们知道,在中国却并不存在西方人意义上的、基于“宗教恐吓”的“权利”问题。具言之,如果说“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宗教背景”是不恰切的,那么,就“中国历史”这一整个时段而言,中国社会应该在很早就没有宗教背景了,或者说,中国社会的宗教背景在很早就被中国先秦时代的政治实践逐渐消解了。[15]因为此种“缘故”,中国人很早就成长在一个没有“整体性宗教背景”的国度,抑或更确切地说,中国人是成长在一种一直以“家”为中心的“家国同构”式“家-国”语境中,因而,中国社会也就逐渐形成了一种伦理秩序,而非西方意义上的法律秩序。在这种“意义”上讲,中国人便生活在一种“生而入其中、死才出其外”的“位置秩序”当中:中国人在“家”中有一个“位置”,同时在“国”中也有一个类似于“‘家’中之位置”的位置。

  为维续社会的正常运转,中国社会这种“安置其成员的位置秩序”(表现为“家国同构的整体性结构”)对“作为具体个人的中国人”提出的要求是:中国人只须履行好他们各自所居“位置”的职责(即“中国人各自的本分”),包括“对‘更高位置’(如‘长辈或国家’)的职责”、“对‘更低位置’(如‘晚辈或下级’)的职责”等;而在完成“位置”的“职责性要求”以后,中国人于“职责性要求”之外便可以“为所欲为”,再无任何社会伦理上的要求或限制。因而,如果借用“西方社会‘权利义务’话语体系”来讲,“‘中国人于家、国中的位置职责’(即‘我们的本分’)”是一种“义务”的话,(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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