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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立斌:宪法上人的形象变迁及其在部门法中的实现

更新时间:2013-02-21 08:49:11
作者: 谢立斌  

  

  内容提要: 八二宪法制定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转型,宪法上人的形象,也出现了变迁。一方面,个人不在依附于组织,获得了主体性格,独立、自由的人的形象,得到彰显;另外一方面,社会转型之后,出现了大量新的社会弱者,这导致了社会弱者范围的扩大。私法、公法和刑事法领域的立法和司法,在不同程度上实现了变迁之后的宪法上人的形象。

  关键词: 人的形象/独立/自由的人/社会弱者

  

  一、宪法上人的形象

  

  法律上的人的形象(das Bild des Menschen),就是法律对人的想象和设想,即“呈现在法律上的、准备加以法律规定的”人的形象,它决定了法律如何对人起作用。[1] 具体而言,法律对个人赋予权利、设定义务,鼓励人们从事一些行为,禁止从事另外一些行为,它规定各种程序、设立各种机构和制度,使得公共生活有章可循。所有的法律规定,无论其具体规定了哪些规范要求,在一定程度上都直接或者间接体现了对人的看法:个人的本质是什么?应当保护个人不受何种危害?哪些领域应当鼓励个人自由发挥个性?个人不应从事哪些行为?人的形象不仅体现在具体的法律规范中,也体现在贯穿整个法律体系的原则以及相关哲学基础中。[2] 人的形象和法律之间,存在辩证关系:一方面,每一时期对人的看法,决定了法律制度的风格和方向[3];另外一方面,法律制度本身,又影响、塑造、改变人的形象[4],尤其是法律的立、改、废能够直接导致人的形象的变化,即便法律文本不发生任何变动,人们往往随着情势的变化而调整对法律的解释,这也会导致人的形象发生变化。法律和人的形象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人的形象和法律都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之中。

  这一原理,也适用于宪法。任何一部宪法,都体现其独特的人的形象。在宪法实施过程中,这一形象还必然发生变迁。现行宪法于1982年制定,当时的文本体现了一定的人的形象。在宪法实施三十年过程中,1988年、1993年、1999年和2004年通过了31个宪法修正案,对宪法文本进行了诸多修改。此外,过去的三十年,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使得宪法规范的含义,在措辞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也往往发生了变化。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我国宪法上的人的形象,在过去三十年中必然发生了重大的变迁。鉴于立法者应当遵守宪法、具有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因此,宪法上人的形象的变迁,应当也体现为部门法上的一些变化。本文尝试勾勒宪法上人的形象的重大变迁,并考察这一变迁在多大程度上在部门层面得到了实现。

  

  二、宪法上人的形象的变迁

  

  (一)独立、自由的人的形象得到彰显

  从文本上来看,在82宪法之下,个人是自由的。这突出地表现在宪法第二章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中。个人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住宅不受侵犯,等等。从1982年至今,宪法第二章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除了第33条中增加了人权条款以外,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没有发生任何改动。这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即八二宪法从一开始,就确立了自由的人的形象,而且这种形象,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宪法上自由权条款,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要结合相关宪法条文来理解。个人的自由,以其人格上的独立为必要前提。那么,其他宪法条文是否保障了公民的独立人格呢?在1993年修宪之前,八二宪法第15条规定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个人仅仅以成员的身份,隶属于某一组织,而有关组织又隶属于一个更大的组织,所有组织最终隶属于国家,这意味着个人最终也隶属于国家,没有独立人格。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是“权威与虔诚服从加献身的宗教关系”[5]。个人的非独立地位,尤其突出地表现在经济领域:计划经济的正常运行,要求个人服从国家对经济生活作出的安排,个人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其任务是服从国家的经济计划对其作出的安排,而不是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经济生活中,个人作为国营企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其他组织的成员,高度依附于其所在组织。在劳动就业、福利待遇等各个方面,个人都依赖于所在的组织。离开了组织,个人几乎没有任何生存空间。[6] 总之,在八二宪法实施的初期,生活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个人不具有独立人格,尽管宪法上规定了诸多自由权条款,宪法上的人的形象,仍然是以各种组织和单位的成员身份出现的、不自由、不独立的个人。

  在三十年宪法实施过程中,宪法上这种消极被动的人的形象,逐步得到修正。历次修宪之后,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越来越大的生存空间。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完全改变了个人在经济生活中的角色。国家不再以计划者的身份来安排经济生活,主要由市场自动调节经济运行。个人也不再依附于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为个人提供了许多机会。即便在公有制经济领域,劳动者与企业的关系,也越来越简单化,两者之间只存在劳动关系,单位从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退出。经济生活中的这些变化,引发了社会结构上的深层次转型,个人在包括经济生活在内的各个领域,其作为组织一分子的身份逐渐淡化,越来越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体。在这种意义上,我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也可以用“从身份到契约”的公式来归纳。

  (二)新型社会弱者的出现

  与西方国家的宪法不同,八二宪法在规定了平等权、自由权之后,规定了大量的社会基本权利,体现了对弱者的保护。就此而言,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等需要保护的弱者,构成了八二宪法上人的形象之一。在宪法实施三十年过程中,宪法上的弱者形象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主要体现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新的弱势群体。在原有经济体制之下,全民所有制单位中的劳动者,享有单位提供的各种保障,事实上的终身就业制度,使得人们没有失业风险。在农村,农民通过耕作自留地,能够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对社会救助的需求不大。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个人在享有自由的同时,也承担了更多的责任。由于人们在能力、机遇等方面享有的条件不同,公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一些人无法适应经济生活。尤其是在城市中,国有企业改制打破了铁饭碗,导致大量职工下岗失业[7],他们失去了原来由单位提供的保障,成为救助对象。所有这些群体成为新型的社会弱者,宪法对于这一现象作出了反应,即在2004年修宪时增加了国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定。

  那么,弱者形象的变迁,是否构成了“从契约到身份”的逆向社会变迁呢?对于新型社会弱者而言,在计划经济时代,单位保障其生活,向其提供各种福利,其并不感到自己不自由;经济体制转型之后,他们无法成功地行使其新获得的自由并将其转化为经济上的成功,而是失去了原有的单位提供的保障,依赖国家提供保障。或者说,他们失去了作为单位成员的身份,但是又获得了接受国家福利给付的身份,似乎整个过程只是两种身份的替换而已。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如上所述,在社会转型以前,个人完全依附于所属组织。在转型后,即便个人依赖福利待遇,个人并不是以不可改变的出身等身份,消极接受救助,而只是在出现失业、疾病等法定事由,才接受有关给付。社会保障对处于逆境中的人们提供帮助,使得他们可以尽快克服生活中的挑战,重新把握自己的命运,就此而言,我国宪法上的新型弱者形象,与更加独立、自由的人的形象,是统一的。在这一点上,八二宪法吻合了现代宪法的一个共同特点,即一方面规定平等自由的人,另外一方面也规定处于弱势需要帮助的人,这两种人的形象共存。[8]

  

  三、宪法上人的形象变迁在部门法的实现

  

  宪法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立法者进行的具体化立法。如果立法者不作为,则宪法上的很多规范要求无法得到贯彻落实。宪法上人的形象的变迁,要落到实处,也需要立法者的积极作为。那么,部门法层面,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宪法上人的形象变迁呢?下文考察在民事、行政和刑事领域,宪法上的人的形象的变迁,在多大程度上通过法律得到了落实。

  这两种形象的变迁过程,内部存在一定张力:在一些人基于经济上的成功而能够切实享有更多自由的同时,另外一些人则因为经济上的不如意而缺乏行使自由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并最终无法行使宪法保障的自由。

  (一)私法领域

  八二宪法序言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定为国家的根本任务,鉴于其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民商经济领域的立法,就成为当时立法工作的重点。[9]到1993年修宪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前,包括《民法通则》在内的诸多重要法律顺利出台。[10] 然而,宪法关于计划经济体制的规定和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限制,对这一领域的立法构成了不可逾越的障碍。1988年第一条和1999年第十六条宪法修正案承认和保障非公有制经济地位,1993年第七条宪法修正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为市场导向的民商经济立法奠定了宪法基础。在这一大背景之下,1993年出台的《公司法》对市场经济主体进行规范,同年还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1999年制定《合同法》,它们都对市场经济主体的行为进行规范。2007年,《物权法》出台,为市场经济主体的财产提供了法律保护。 这些法律和其他法律[11],体现了独立、自由的个人形象。准确的说,这些法律预设的人,是典型的“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他们自私自利、非常精明。他们能够判断什么是自己的利益,并知道如何最有效地去追逐这一利益。甚至,为了达到目的,他们在必要时会采取非正当手段。他们不受情感和道德伦理的约束,只顾忌法律对其作出的禁止性规定,并试图找出法律漏洞、规避法律对其作出的限制,因此有必要通过严密的法律规定防止他们作出危害他人和社会的行为。

  与此同时,宪法上的弱者形象,在民商经济领域中,也得到了体现。首先,法律往往特别规定对弱者的保护。例如,《民法通则》第104条特别规定婚姻、家庭、老人、母亲和儿童受法律保护,残疾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甚至,有一些法律把保护弱者作为整部法律的重要立法目的。例如,鉴于消费者与经营者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在第一条明确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作为首要立法目的;又如,鉴于在经济体制和社会转型之后,劳动者和用人单位之间力量对比不平衡,劳动者往往处于劣势,《劳动合同法》第一条也把“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规定为立法目的之一。其次,在法律的执行过程中,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12],还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13],都自觉或不自觉考虑到保护弱者的宪法价值取向,对法律条文作出有利于(传统的或者社会转型之后出现的新型)弱者的解释,以此实现对弱者的保护。

  (二)公法领域

  行政诉讼法是公法中的典型代表,社会保障法的公法性质也不容否认。下文考察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宪法上人的形象变迁,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宪法上人的形象变迁在公法领域成为现实。

  1、行政诉讼法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个人不具有主体性。在家庭之内,个人承担了与其父、子、夫、妻等角色相联系的义务。家庭成员都有服从(通常由父亲担任的)家长的义务,谈不上享有任何权利。家庭的这种结构模式,也延伸到国家。在国家之内,个人是国家的儿女,皇帝就是整个国家的家长。在国家之内,个人也只有义务,不享有权利。在这一历史传统中,个人依附于、而不是独立于国家,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对立关系,更是无从谈起。1989年出台的《行政诉讼法》,结束了几千年民不可告官的历史,个人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行政诉讼中,个人与政府分别作为原告和被告,参加法院所主导的行政诉讼,在诉讼中相互对峙[14]。行政诉讼制度的确立,意味着承认个人是自由的,有能力对自己的利益作出判断,无需政府扮演慈父角色来干预、安排其生活;私人的利益是正当的,并不是万恶之源;在必要时,个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可以将政府诉诸法院。[15] 《行政诉讼法》出台之后,个人和政府之间的相互独立、甚至相互对峙的关系,就成为制定、解释实体行政法律的基本视角。只要涉及到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都要考虑到个人提起行政诉讼的可能性。在行政管理的各个领域,政府都必须承认行政相对人是具有独立意志的主体。这就使得宪法上独立、自由的人的形象,在行政法领域得到贯彻落实。

  2、社会保障法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独立、自由的人的形象,得到了彰显;与此同时,社会弱者的范围扩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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