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源:儿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129 次 更新时间:2013-02-20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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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源  

在三十五岁以前,姜国安的全部人生理想就是要个儿子,除此以外,别无他求。为了生个儿子,他千方百计,煞费苦心。他让老婆沈玉兰佩带萱草和雄黄,又悄悄往褥子下垫公鸡翎,在床底下藏斧头,使斧刃朝上,不让沈玉兰知道。据说这些都是祖先遗传下来的宝贵经验,可以影响孕妇的肚子,有助于生男孩。他又带着沈玉兰,踏遍千山万水,到处拜访长胡子的老中医,买回来成筐的草药,就象饮牛似的往她肚里灌,以期改变她的体内环境,调整阴阳,以利于孕育男胎。如果是女胎也没关系,长胡子的老中医说了,吃了他们的药,就是女胎,也会让她胯下头再长出个瓣来,变成男的。

可他老婆是如此的不争气,她竟然不配合祖传验方和长胡子的老中医,第二胎生出来的仍然是个女孩。计生办的工作严谨高效,当晚就来了几个同志,罚了姜国安一笔数额庞大的款子。姜国安学会了借酒浇愁,喝醉后理所当然要打老婆。他喜欢踹沈玉兰肚子,感觉这样解恨。然而仅仅浇愁解恨也不是办法,人生如此漫长而空虚,如果不拿来生孩子,以后这几十年的光阴将如何打发?他很羡慕人家黄二财,老婆不但能生,而且生出来清一色都是带瓣的。经过潜心研究,姜国安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女人的肚子就象土地,有的适合种稻子,有的适合种玉米。沈玉兰生不出男孩,大概就因为她那块地儿不适合种男孩。他想要男孩而沈玉兰不能满足,要解决这个矛盾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离婚,再娶个适宜种植男孩的女人,就象黄二财的老婆。

他的关于女人肚子就象土地的比喻的确很妙,他拿这个比喻做理论来跟沈玉兰谈离婚,感觉理直气壮。可是他忽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再适合种花生的土地,如果种进去的是一粒小麦,它也照样长不出一棵花生。沈玉兰敏锐地揪住了他这个理论的漏洞,一边给二丫头喂奶,一边大声质疑他的种子,为自己顽强辩护。姜国安楞住了。他没想到自己炮制的理论居然成了她的反抗武器,而且使用起来更具攻击力。他恼羞成怒,拽住她狠揍了一顿。沈玉兰本来也自认理屈,所以以前姜国安耍脾气时不敢反抗,但今天姜国安那个自做聪明的理论,让她无意中发现了责任也许并不在自己,于是决定不再做受气包。她把二丫头放到桌子上,勇敢地跟姜国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她的头发长,所以打起架来吃亏,所幸她的指甲也长,让姜国安也没讨到什么便宜。

这一架成了他们夫妻关系的分水岭,在以后依旧频繁的家庭暴力中,姜国安日渐丧气,而他老婆则越来越嚣张,全没了以前的温良恭俭让。更气人的是,姜国安已经不再提离婚的事了,她却开始提起来,而且整天挂在嘴边上,动不动就拿出来威胁他。

那时候离婚可不是容易的事,被人说起来也不光彩,强大的社会舆论将这件事局限在沈玉兰的口头上,并不敢付诸实践。事实上沈玉兰内心也并没有离婚的可行性规划,之所以口不绝声地嚷离婚,是用来吓唬姜国安那鬼孙子的。人活着就是为了斗争,不是压倒别人,就是被别人压倒,夫妻之间也不例外,要想东风得意,就不能让西风猖狂。沈玉兰把握时机,抓住要害,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每次打闹过后,伤痕累累的姜国安忆甜思苦,对那个弄巧成拙的理论痛悔之至,一想起来就抡巴掌狠抽自个儿耳光。

姜国安觉得自己越活越窝囊。人一窝囊,形象就萎缩,正如缺了水肥的花草,想不打蔫儿都不行。在传统的男权社会里,这是莫大的耻辱,是做人的失败,人生也因此变得毫无意义。--除非能让老婆生个儿子,才能洗刷耻辱,重新直起腰板做人。他带上五毛钱一包的大前门香烟,去找赤脚医生汪文宣寻求帮助。汪文宣曾经去县城进修过,医术高深,知识渊博,在其事业最辉煌的时候两年只治死过三个人。他吸着姜国安的大前门烟,讲起了欧洲科学家们的最新发现:据那些浑身长毛的高鼻子外国人研究,人的两个睾丸里储存着不同的精子,左侧那个里头的负责生男孩,右侧储存的则是生女孩,人射精以后,两边的精子就开始赛跑,哪边的先冲到终点,就怀什么胎。姜国安聆听着睾丸啊射精啊这些词汇,神情扭捏而恭敬。他说:“怎样才能让左边的先到呢?这可没法作弊啊,要是人就好了,送送礼打点打点,叫右边的不要跑那么快,或者买通裁判,出个红牌把它们罚下来。”

汪文宣说:“这好办,把你右侧的睾丸割掉就行了,到时候就只剩下左边的精子长驱直入。”

姜国安吓了一跳。他陪笑说:“那我不成太监了?”

汪文宣翻眼说:“不是还有一个嘛,俩都割了才能当太监。”

姜国安郑重地考虑了两天,最终决定豁出去了。他提了一瓶好酒,在月黑风高之夜去找汪文宣,请他帮自己割掉右边的睾丸。汪文宣没想到对儿子的渴望居然可以让他丧心病狂,深感震惊和钦佩。但他之前从未开展过这项业务,没有实践经验,怕闹出人命,打破他那来之不易的六个月医疗无事故的记录。出自医务人员的严谨与负责,他建议姜国安去找罗高明。

罗高明是镇上的兽医,他的阉猪本领闻名遐迩,为全镇牲畜的计生工作做出了杰出贡献,兽医站站长曾经亲笔为他书写了一幅对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作为对他阉割事业的肯定和褒奖。罗高明下午又阉了五头猪,带回来一串猪睾丸,让老婆爆炒了滋补他的肾阳。这位长络腮胡子的刽子手听姜国安说明来意,瞪大了眼睛,紧紧盯住他悲壮的脸,足足盯了五分钟,然后豪迈地大笑起来。

“你听汪文宣那骚胡瞎扯淡!”他打开姜国安带来的酒瓶,闻了闻味道,排开两只碗嘟嘟嘟倒满,示意姜国安坐到对面一起干。“两年前我阉杨铁柱的猪,刚阉掉一个,它就挣开绳蹿了,剩一个没阉。那猪后来成了种猪,杨铁柱天天牵着它去配种挣钱,配了种的母猪生的猪崽照样有公有母。”

姜国安犹豫起来。他说:“也许人跟猪不一样?”

“有啥不一样?有时候人还不如猪呢。”

“我是说生育原理,也许人跟猪不一样。”

“人不让生是结扎,猪不让生是割掉,要说不一样,就这点不一样。”

姜国安深深绝望,一时间感觉生有何欢。他又去找二姐夫赵光亮,跟他扯淡聊天。二姐夫没什么本事,唯一的成就是生了一大堆孩子,其中两个女儿四个儿子。姜国安一向瞧不起这位二姐夫,唯独对他连生四个儿子的本事心悦诚服。他挖空心思地找话跟赵光亮扯,指望能从赵光亮的话里得到有益启发。二姐在旁边端茶倒水,又弄了一碟花生放到两人中间的小木桌上。二姐近几天身体不适,老是恶心,吃不下饭,例假也没按时到来。他们怀疑是又怀上了。赵光亮已经做了决定,如果真是怀上,就去请老中医把把脉,若是男孩就还生下来。赵光亮是三代单传的独苗,他们家对绝后的恐惧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所以姜国平二姐一嫁过来,就被当成了生育机器,疯狂地制造后代。二姐这台机器由于性能优良,不负重望,使得她在赵家拥有祟高的地位和无上的权威,不仅可以尽情使唤赵光亮,对公婆也不必客气,呼来喝去,不在话下。

赵光亮不时瞟一眼老婆蓄势待发的肚子,黑糙的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笑容,乐滋滋地说:“你二姐这几天猛吃酸东西,还好喝醋;酸男辣女,这回很可能又是小子。”

姜国安也喝起了醋。他心里酸溜溜的,说起了风凉话:“你生下来当猪崽养呢?要这么多?”

赵光亮知道小舅子心理不健康,是嫉妒的说话,因此并不在意。他笑眯眯地说:“到老享福嘛,一个儿子给我端一盘包子,五个就是五盘。”他吸着三分钱一包的白包烟,又补充说:“妮儿是不能算数的,养大也是送给别人,到老得不了力,养老送终还得靠儿子。”

他补充这话分明就是说给姜国安听的。姜国安装作没有听见,转着眼睛扫视二姐家这所破烂的瓦房。这所瓦房历史悠久,土坯建造。里面光线晦暗,空间狭小,用芦篱隔作三个小间。东间名誉上归两位老人住,但赵光亮夫妇源源不断地往里塞小孩,到目前为止已经塞进去四个了。光亮夫妇则带着另外两个,睡在比猪窝还脏的西间。他们现在所坐的就是传说中的客厅,里头胡乱堆放着各种农具。蜘蛛在屋梁上孜孜不倦地结网,老鼠们胆大而勤劳,在各个房间里无畏地探索和发掘。姜国安鄙夷地打量着这所“猪舍”,鼻唇沟里溜出一抹冷笑。他说:“这么一大窝,你养活得了吗?”

“有啥养活不了的?咱庄稼人,土人土命,做饭时添碗水加把面就够了,还指望跟城里人那样吃香喝辣穿洋气呀?”

十月的阳光懒散地洒进房门,照到赵光亮的破夹袄上。虱子们成群结队地钻出来,爬在袄面上晒太阳,或顺着袄缝和补丁的针脚自由散步。赵光亮浑然不觉,只顾用指甲里嵌满泥土的手剥花生,一颗颗丢到嘴里津津有味地咀嚼。姜国安在自己身上检查,刚好发现一只虱子正在袖口探头探脑,连忙将其捉拿,拇指和食指捏住暗暗用力地碾,直到碾得粉身碎骨。他望着邋遢的赵光亮,心理上充满优越。

“计划生育越来越严,你有钱打发他们?”他说。

“管他呢,虱多不痒,帐多不愁,家里吊蛋精光,他们看中什么东西随他们拉就是,反正也没值钱的。”

看着赵光亮松松垮垮满不在乎的模样,姜国安很没好气。他指望二姐夫能够聪明地体谅到自己的苦衷,向自己讲讲他生儿子的心得和体会。可是很明显,赵光亮的智商远远未能达到他所期望的高度,根本不关心他的心思,只是一个劲儿地吃花生,好象吃得慢了就吃亏了。姜国安失望透顶,却又无可奈何。

在那段漫长的日子里,姜国安消极颓废,郁郁寡欢,感觉在精神上低人一头,不再喜欢去人多的地方玩耍,对夫妻之间的床上游戏也日渐兴趣冷淡。这让他们的破铁床感到高兴;它曾经夜夜经历伤筋动骨的痛苦,现在终于安生了。祖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在姜国安的消沉中持续发展,村里到处贴上了“发家致富光荣,贫穷落后狗熊”的标语,他家后墙上也用白灰刷上了一句非常压韵的话:“要想富,少生孩子多养兔。”那行字是用蚯蚓体书写的,兼具郑板桥风骨,姜国安看得如痴如醉。他自言自语:既然生不出孩子,那就养兔吧。

于是村里就诞生了一位养兔专业户。他刻苦钻研,悉心喂养,将满腔无处表达的父爱全部倾注在了兔子身上。就在他的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他老婆的肚子也又一次膨脝起来。老中医把脉后连声道喜,用他把脉的三根手指头担保是个男孩。事实雄辩地验证了盲目执著不如顺其自然的道理。姜国安大喜过望,把老婆象国家干部一样供了起来,好吃好喝不用劳动,并且早早就预备好了罚款,单等计生办的人来收。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当老中医的判断被接生婆证实后,姜国安几乎昏厥过去。他不知道如何打发自己的喜悦,就象兔子一样在屋里院外蹿来跳去,然后趴在床边,将襁褓里的小东西看了又看,亲了又亲,幸福的热泪顺着鼻梁滚滚流淌。他两眼饱含深情,发自内心地大声叫喊:“我的爹啊,你总算来了!”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八年,解放战争三年,加起来正好等于姜国安从结婚到得子的时间。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姜国安一家的喜悦。他们把这个宝贝疙瘩命名为“得胜”,寓含纪念和庆贺的涵义。姜国安重新获得了男人的尊严,恢复了在大庭广众之下吹牛皮侃大山的自信,得胜刚满月,他就迫不及待地抱起来满大街乱钻,在街坊里炫耀显摆,广而告之,生怕有人不知道他也会生儿子。

“哎哟我的乖儿子,不要抓爸爸的脸,你这小坏蛋!噢,亲亲。”他的大嘴如同捅下水道的皮揣子,紧紧压在得胜的小脸上,然后,“吱--嘭!”

“哎国安,不对呀。”端着碗蹲石磙上喝玉米粥的罗石头说:“你怎么改称呼了?不叫他爹了?”

姜国安一脚踢飞了罗石头的碗。那只碗是粗磁的,边沿布满豁口,就象国境线一样蜿蜒崎岖。它和那些温吞的稀粥准确地飞上了罗石头的脸,然后跌落地上,顺着陈旧的裂纹碎成几片。罗石头揉了好半天才把眼里的玉米丝揉出来,然后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扑向姜国安。罗石头是半老头子,身材瘦小,而且数十年如一日的咸菜稀粥让他高度营养不良,看上去就象西游记里烧火的老妖怪,他自然不是年轻力壮的姜国安的对手,姜国安只用一只手,就把他打得晕头转向。

“姜国安,有种你别走!”罗石头气呼呼地说,提着两支筷子回去了。不到两分钟,四个楞头青年提锹持棍呼啸而来,把姜国安堵在街角里,乒乒乓乓一顿痛打。这几个楞头青都是罗石头的儿子,按照排行依次叫大军、铁军、雄军和勇军。姜国安虽然也能打,但终究势单力薄,敌不住人家军团作战,被揍得满地找牙。儿子的名字没有给他带来好运气。他抱着受惊的得胜愤怒地跑回家,对惊讶的老婆说:

“生,还得生!生他十个八个小子,以后谁他妈敢欺侮我,我带儿子们灭了他全家!”

沈玉兰听了姜国安的陈述,先骂他窝囊废,然后一路尖叫着去找罗家说理。当她满脸血印子回来后,就坚定不移地支持了丈夫再生十个八个小子的决定。姜国安兄弟两个,还有个弟弟在上中专,以后铁定是吃国家粮食的,不会再回乡下。这样一来他爸爸姜盛世膝前就只有姜国安了,想起来总感觉单薄。因此他们这个决定也获得了老姜的绝对支持。

这时候计划生育已经非常严了,大街小巷贴满了警示标语,诸如:“该扎不扎,立刻就抓,该引不引,大绳来捆。”“全民动员起来,严厉打击超生犯罪活动!”等等等等。那些字笔酣墨饱,大气磅礴,看得姜国安心惊肉跳。跟罗石头一家打架第二天,新任支书和妇女主任就来了,催促姜国安老婆快去结扎,否则罚款伺候。

新上任的村支书就是那位闻名遐迩的兽医罗高明。他跟乡党委书记贾革命是当兵时的战友,他的阉猪技术让贾书记印象深刻,强横直爽的行事作风也被贾书记欣赏。贾书记认为他是个人才,于是就任命他做了姜村支书,希望他能象阉猪那样,干净利落坚决果断地解决他们村的计生问题。罗高明临危受命,雷厉风行,一天到晚带着村妇女主任抓工作。

“姜国安沈玉兰,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们,两天之内再不结扎,乡里就要强制执行,还得罚款!”

姜国安说:“我们保证不再生就是了,为什么一定要结扎?”

“你保证?你算屌毛啊?就算我相信你,万一你鬼迷心窍,生了邪念,又怀上了,怎么办?让国家枪毙你全家?所以最好趁早给扎了,防患未然,少生麻烦。”

“那街上的男男女女出门都带着生殖器,男的就可能强奸,女的可能卖淫,你们干脆也都宫了算了,防患未然,少生麻烦。”

罗支书勃然大怒,瞪着眼吼道:“放你娘的臭屁!再跟我叽歪,先把你宫了!马上带你老婆去结扎,否则严惩不贷!”

罗高明一张脸黑得象锅底,看上去充满正义感。姜国平吓得魂飞魄散,等他们一走,立刻准备携妻外逃,等生够以后再回来。恰好二舅来串门,他说玉兰还没怀孕,即便怀了也不知是男是女,现在就跑出去,代价太大。他认识乡里负责结扎的医生,向姜国安要了一百块钱去打点。次日一早,姜国安夫妇就大张旗鼓地去做结扎手术了。医生兜里揣着他们那一百块钱,变得非常仁慈,只是在沈玉兰赘肉丛生的肚皮上划了一道很浅的口子,甚至还没有伤及皮下厚厚的脂肪。

这一关算暂时混过去了,下一步是抓紧时间播种。从医院回来后,他们就紧闭大门,迫不及待地上床耕作。姜国安很快面黄肌瘦,头发枯槁,三天两头去罗高明家问有没有新阉的猪宝。这让罗高明很不高兴。罗支书现在最忌讳的就是别人提他的历史职业,他瞪着眼对姜国安说:“你再来要,我就把你的阉了!”

有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姜国安老婆很快又怀孕了。他将前次那个老中医秘密请到家来,让他把脉看是男是女。老中医把脉后又是连声道喜:“《濒湖脉诀》上说了,‘左疾为男,右疾为女’。你老婆左手脉急快,不是男的是什么?”姜国安一家欣喜若狂,送给老中医一只肥兔子,一来做谢,二来封口。将他打发走后,他们马上准备出逃事宜。姜国安将长势喜人的几百只兔子忍疼贱卖,又趁夜把粮食家具疏散到亲戚家里,丢下老姜和二个女儿看家,与老婆带上得胜和所有的钱,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早上逃出了姜村。

沈玉兰没有参加两月一次的育龄妇女定期孕检,引起了乡计生办和村领导的注意。罗高明和妇女主任这才发现有好多天没看到这两口子了,意识到出了问题,马上带领计生办的同志上门查看,果然只有姜盛世那老头和两个孙女在家。他们正在用树枝生火做饭,树枝夹湿,只见冒烟就是不起火,薰得他们鼻涕眼泪流了一脸。罗高明他们在各个房间里检查,无不空荡荡的,比过了日本兵还干净。

“姜国安两口子呢?”罗高明问姜盛世。

姜盛世寒瑟瑟地站在厨房门口,起劲儿地用手揉眼。他的手仿佛榆树皮,粗糙干裂,沾满了烟灰,揉得眼窝和脸上黑渍片片,跟个老猴子似的。他说:“他俩去外地做生意了。”

罗高明大怒:“你个老家伙骗小孩儿呢?出去做生意还带着家具背着粮食籽儿?说,他们去哪儿了?”

“我哪知道去哪儿了?腿长在他们身上,我又做不了主。”

“不说是吧?好,带走!”

姜盛世就被带到了乡计生办,关进一个大棚房里。这棚房原是备荒备战时代造的仓库,内部空间广大,现在塞满了跟姜盛世同样遭遇的人。大家抄手嘶溜着鼻涕,互相讲述各自的情况,说到滑稽处就乐天地大笑。傍晚,棚房里的人们大多有家属来送饭,姜盛世和他旁边那个邻村老头没有。姜盛世饿了一天,头晕眼花。他四下寻觅,发现墙角一个砖缝里露出几根稻草,就靠上去,用后背紧紧堵住。当午夜那些人都睡着以后,他叫醒邻村老头,把手指伸进砖缝小心地掏,成功地掏出了一窝小老鼠。小老鼠一共四个,诞生不久,身上还没长毛,光溜溜的呈粉红色。

“嘿,热乎乎的。”姜盛世兴奋地说。

那老头也喜出望外,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姜盛世用草团将小老鼠裹好,从衣袋里摸出火柴,将草点燃。那些草柔软干燥,很适合燃烧,他们听见小老鼠在火团里低微地鸣叫,很快就闻到了烤肉的香味。等火熄灭以后,他们扒开灰烬,将那些热乎乎的东西捡出,二二平分,然后开心地吃起来。他们边吃边讨论,一致认为比六零年的干子土好吃多了。

然而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在他咽最后一条老鼠腿的时候,突然鼻子发痒,毫无准备就打了个大喷嚏,刚通过咽喉往下移动的鼠腿一下子返回来,堵在了他的喉头。姜盛世呼吸立刻窒息,脸色变得青黑。邻村老头吓坏了,大声嚷嚷起来。棚房里的人被吵醒后,齐声呐喊,把睡在棚房外小屋里的看守叫起来。看守是临时工,做不了主,又叫醒值班的工作人员。值班的也做不了主,就跑去请示领导。领导指示赶紧送医院。但是姜盛世没有让值班的同志再辛苦,值班的赶回来时,他已经死了。

第二天上午,计生办通过村里通知姜盛世家属去领尸体。支书罗高明吃惊不小,随即想起来他们家只剩下两个女娃子,连忙率领妇女主任和生产队长赶去看望。半路上碰见姜国安十一岁的大女儿小月,她刚从汪文宣的诊所出来,抱着三岁的二妮儿边走边哭。二妮发了高烧,她抱去找汪医生求治,汪文宣一针下去,烧不烧就都没有关系了。

“你他妈怎么搞的?”暴怒的罗高明冲汪文宣大骂。

“过敏了。”汪文宣无辜地说:“是她体质不受,我有什么办法?”

家里的这些意外变故,远在邻省的姜国安和老婆做梦也想象不到。他们在邻省省会的郊区租了一间民房栖身,然后找到旧货市场卖了辆二手三轮车,做起了蔬菜生意。姜国安一大早去批发市场批菜,拉到居民区叫卖,他老婆则躲藏在出租屋里,一边带得胜一边小心养胎。每次卖菜回来,姜国安都要余下一二斤送给房东,讨好笼络,请他帮忙应付检查的。房东是个退休工人,老实厚道,他深知出门人的不容易,对两口子非常照顾。在他的有力掩护下,婴儿在妈妈肚子里有惊无险地度过了漫长的孕期,终于安全诞生了。

婴儿啼声宏亮。“非常健康!”接生婆笑眯眯地说。

姜国安和他老婆松了一口气。可是接下来他发现了一件非常恐怖的事:婴儿两腿间光溜溜的,缺少一个至关重要的器官!

“老天爷!”他冲接生婆大声叫喊:“你把我们的小鸡鸡弄掉了!”

他的诽谤让接生婆非常不满。“放屁!”她倒提起婴儿,掰开两条腿让他仔细察看:“你眼瞎了?没看见她这儿生着一道沟?你家男的还长沟?”

姜国安随即也发现冤枉了人家:如果鸡鸡被弄掉了,至少应该有个疤,可是婴儿腿间皮肤光滑,没有撕裂痕迹。他意识到是当初老中医的判断发生了错误,害得他们白白辛苦了十个月。他和老婆情绪低落,好几天都懒得说话,对这个刚诞生的女儿也越看越不顺眼,觉得她从头到脚都笼罩着一层晦气。夫妻俩商议了半天,认为应该回家看看了,于是在黄昏时分不辞而别,将婴儿丢在了出租屋里。

“房东是好人,一定会收养她。以后她就是城里人了,比跟咱们享福。”两人一路上拿这样的话互相安慰,有效地使良心变得麻木,从而没有感到太多不安。

他们趁夜潜回到家。没了爷爷和妹妹,小月只好一个人看家。姜国安和沈玉兰走进屋子时,她正爬在煤油灯下写作业。她的衣服补丁遍布,前襟上的钮扣各色各样,个个不同。昏暗的灯光将她的影子映在满墙奖状上。那些奖状全是她的,其中有三张是今年获得,一张三好学生,一张全乡语文竞赛第一名,一张数学竞赛第三名。看到突然出现在眼前的父母和弟弟,她楞了足有十秒钟,接着就委屈地哭起来。

得知父亲和二妮已经不幸死掉,姜国安夫妇悲痛欲绝。他认为这一切全是由于老中医的业务不精造成的,他应该为此承担责任。于是姜国安怀里揣了把削菜的小刀,怒冲冲地找上门去,发誓如果老中医不赔些钱就放他的血。老中医对他的无礼举止感到很茫然,听他说明以后,非常不悦,怫然说:“《濒湖脉诀》上那么说的,关我老人家什么事。想寻事你找李时珍去!”

“李时珍住哪儿?”

“住地底下。他死好几百年了。”

姜国安七窍生烟。他握住怀里的刀把,准备拔出来行凶。然而就在这时,老中医那五个四肢发达的儿子听到动静,齐刷刷地过来了。姜国安立刻意识到暴力不能解决问题,和平谈判才是处理分歧的正确方式。他把手从怀里缩出来,义正辞严地跟对方一家讨论起了业务责任。但是,很明显,对方不打算承认错误并承担责任,就连闻声赶来瞧热闹的街坊,也都认为姜国安不该这样找人后手,纷纷予以谴责。姜国安渐渐气短,而老中医的五个儿子则越来越不冷静和不理智起来。姜国安眼看形势不利,就果断地放弃了让老中医出血的计划。

“你只要觉得良心过得去!”他大义凛然地对老中医说,然后快步离开了。

他没有回家,随即又揣着那把削菜刀去找汪文宣。汪文宣不是个合格的医生,却是个精明的商人。他贷款买了台B超,以医学检查为名,专门鉴别胎儿,如果怀的是男孩,收费五十,女孩则打折,少收五元以示安慰。如果不想要,他老婆可以提供人流引产服务,并有生男秘方出售。他的生意红火得不得了,每天都有四面八方的人跑来给他送钱。姜国安找上门来时,汪文宣正忙得不可开交。一看到他,汪文宣就知道要发生什么事了,不等他说话,就把他拽进后院客厅。

“那是个意外,我也感到很难过。我已经按你两个姐姐的要求赔钱了,一千,罗高明替你收着,等你回来后去取。”

“我一个聪明伶俐的女儿只值一千?我给你一千,把你儿子捅死行不行?”姜国安愤怒地大叫。

“嘘,别叫别叫,啥光荣事?我帮你再生个儿子行了吧?”

“混蛋,想占我便宜?”

“哎呀你想哪儿去了哥。”汪文宣嘻笑说:“我说的帮不是那样帮,就嫂子那姿色,你们愿意我还没那个勇气呢。我配了一种药水,办事前先让嫂子用药水洗洗下头,怀男胎的可能就成倍增加。等怀上后你带她来,我免费给你做B超鉴定,万一还是女的,咱就做掉,重新再怀。流产咱也会,钱照样不用你出。直到怀上男胎为止,怎么样?够意思吧?”

的确够意思。姜国安怦然心动。愤怒固然重要,但生男孩更重要,一个妮儿换一个小子,细想起来还是很划算的,何况还有一千块钱。他装作很不情愿的样子原谅了汪文宣。

跟汪文宣达成君子协议后,姜国安又赶赴罗高明家要那一千块钱。在公共社交领域,罗高明代表着姜村,为了维护姜村的形象,罗高明动用公款,将他家装修得豪华气派,提前几十年实现了现代化。这时罗高明正在进膳,菜碟里那种圆形带孔的肉片引人注目。那就是传说中的驴鞭,村中屠户姜发财昨夜进贡的,他意图用那支“鞭”换取一个生育指标,再生个带鞭的后代。罗高明正吃得容光焕发,看见姜国安来了,脸色立刻转黑。他将筷子往桌子上一摔,直接了当地发起了脾气,大骂姜国安是个混帐王八蛋,不但给村里抹黑,让他这个当支书的难堪,还害死了他爹和二妮儿。

姜国安一看这阵势,就预感到那一千块钱危险了。他一口咬定他们两口子是出去做生意了,如果说谎,就天打雷劈,出门叫车轧死。

“我们已经结过扎了,还怎么生?退一万步说,就算我们是逃生去了,那回来也应该抱着个小孩呀?会空着手吗?”

“你还给我扯淡?”罗高明拍案而起:“你老婆到底结扎没有?要不要去县医院豁开她肚子对对证?”

姜国安仿佛被拔了气门的车胎,一下子瘪了。罗高明知道有假结扎的,但是不敢断定姜国安老婆是不是,他也只是试着一咋呼,没想到果然击中姜国安命门。罗高明心里立刻安稳了。

“怎么蔫了?不赌咒了?”罗高明吆喝:“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你不掉泪。”

姜国安胀红着脸,尴尬地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罗高明越说越生气,瞪着他骂道:“真不知你们这些人脑子是咋长的,只知道生生生,做人怎能这么低级趣味?有这精神,你们也想想怎样为国家建设多做贡献。你们不但不给国家建设添砖加瓦,反而一个劲儿拖后腿!你们不丢人,我都替你们丢人!”

姜国安虽然拘谨得厉害,对罗支书这番话却不服。他小声说:“我们只想生个男孩儿,怎么就拖国家后腿了?他长大不一样为建设国家出力嘛。咱们的开国大元勋有几个排行老大?假如解放前就搞计划生育,一对夫妻只准生一胎,恐怕咱们新中国还建立不了呢。”

罗高明勃然大怒:“你胡扯什么?解放前全中国才多少人?现在又是多少?有可比性吗?人口增长了几倍,资源越用越少,不计划生育怎么成?你们跟生老鼠似的,生了一窝又一窝,国家那点资源还不生生给你们嗑完了?”

姜国安听支书把他们大小一窝比作老鼠,心底飘荡起一点卑微的不悦。他觉得支书这项指责没道理:儿子是自己的精子和老婆的卵子造的,粮食是自己种的,吃药穿衣住房上学花的都是自己的钱,而自己的钱又是自己辛苦挣的,好象并没有拖累国家,所以国家资源再紧张,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是想发生关系,也不够资格呀,国家资源又没掌握在我手里。他肚子里象沼气池一样直冒泡泡,但却不敢吱声儿,耷拉着脑袋立在那里老实挨训。

罗高明品享驴鞭的好心情完全被破坏,气得想把汤碗摔到姜国安脸上。他盯着碟里那些肉片发了会儿闷,怒气渐渐消霁,抽出支烟点上,又抽一支扔给姜国安,示意他坐到对面沙发上。姜国安受宠若惊,从地上捡起烟,然后正襟危坐,听罗支书讲关于计生的大道理。他下定决心,不管支书说什么,自己都不再顶话。

罗支书的讲话语重心长,淳淳善诱:“你们这样一个劲儿生,不是建设国家,是给国家脸上抹黑,你懂不懂?最新统计表明,咱们国家的总体国民生产总值是非常高的,可是一平均到每个人头上,就比人家西方发达国家低几十倍。如果咱们国家只有几千万人口,或者更少,那咱们的人均不就实现赶英超美了?你们这样生,不但不是给国家建设出力,反倒是拖国家建设的后腿,还害得国家脸上无光,没能更好地在资本主义国家面前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罗支书知识渊博,长篇大论,他举例子,列数字,下定义,打比方,摆事实,讲道理,将计生政策之紧迫性和必要性进行了充分而缜密的论证,并不时引用一些人文词汇,以增加论题的严肃性和论证的权威性。那些词汇是严谨好学的罗高明从历次计生会议上学到的,包括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社会主义特色、基本国情等等等等,无不高深而神圣。姜国安听得心虚胆战,深刻地意识到了自己超生的错误,虽然他想不通怎么能够让几千万人去平均十亿人才能创造出来的财富。他为自己由于无知而做了国家民族的罪人感到深深的羞愧和自责。他屁股下头仿佛撒满了蒺藜,却不敢乱动弹,以免支书认为他没有认真听讲。他感觉痛苦无比。

普法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做完以后,罗高明主动提到了那一千块钱。然后他摸出笔来,跟姜国安算了一笔帐:超生罚款扣除若干,埋他爹姜盛世支出若干,小月上学书钱杂费扣除若干,应交公粮折合成现金若干,未出义务工折合现金若干……一笔笔算下来,姜国安还倒欠村里二百五十二块五毛二分钱。

“公事公办,你打个欠条。”罗高明将笔纸推到他面前。

早知如此,就不来要这钱,只当送给罗高明贴膏药算了!姜国安懊恼至极,脸色青灰,写了几张纸都没写好。罗高明充分理解他的苦闷,就替他写了,让他签名按指印,然后将欠条仔细检查一遍,折起来塞进衣兜里。他表示看在姜国安的不幸遭遇份上,不惜渎一次职,替他保守假结扎的秘密,“只要乡里不查出来。”

虽然境遇可哀,但总算又赢得了一次生育机会。姜国安在聆听罗高明的训导后,虽然已明白超生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犯罪,但是对生儿子的强烈渴望,让他不惜再做一次罪人。他和老婆无心悲伤,又开始辛勤耕耘起来。在每次做事前,沈玉兰都要小心地取出汪文宣提供的神秘药水,倒一些在盆子里,然后严格按比例加温水稀释,仔细清洗阴部。

“有点蜇的慌。”她边洗边说:“好象是苏打水。”

“怎么可能,汪文宣卖给别人一小瓶都一百多块钱呢。苏打水才值几分钱?”

几个月后,沈玉兰又怀孕了。他们急忙去找汪文宣,要求鉴别男女。可是汪文宣却告诉他们,这时候胎儿还不成形,必须三个月以后才能分辩出来。两月一次的育龄妇女孕检马上又要到了,如果去接受检查,一定会被查出来强行打掉,如果不去,乡计生办马上就来抓人。姜国安夫妇非常烦恼。汪文宣到底是个够意思的人,他取出来一张秘藏的清宫图,按沈玉兰的年龄和怀孕月份,替他们推算胎儿性别。推算结果是男孩。

“跑吧。”汪文宣说:“男孩的可能非常大,值得冒一回险。等三个月后你们悄悄溜回来,我再用B超给你鉴别。”

可是跑哪儿去呢?近处都不安全,太远了来回路费也吃不消。姜国安两口又犯起了愁。得胜追踪一只老鼠,一直追到洞口,躲在旁边等它出来,不果,就向洞里撒了脬尿,意图将它灌出来,又不果,就用手里的泼浪鼓插进去捣。不料用力太大,捣得太深,泼浪鼓卡在洞里拨不出来了。他一路叫嚷着来找爸爸求助。姜国安捶了他一顿,然后费了好大功夫,才把泼浪鼓从老鼠洞里弄出来。

“妈的,人要能变成老鼠就好了,躲到洞里头就谁也找不着。”他自言自语说。

说着无意,听着有心。旁边的沈玉兰从这句话里得到启发,心头突然灵光闪动,她说:“咱们可以躲进红薯窖里呀!”

“对呀!”姜国安惊喜地大叫。

于是在孕检到来前,他们把得胜送到了姐姐家,留下小月看家做饭,他们两口则搬进了红薯窖里,一日三餐由小月用蓝子吊下来。“如果有人来问,就说我们出远门走亲戚去了。”他们在红薯窖里住了一个月多,终于等到了三月孕期,由于长时间不见阳光,他们的脸白得象石灰一样耀眼。他们在深夜悄悄爬出来,摸到汪文宣的诊所。汪文宣打开B超机仔细辨别后,向他们致以热烈的祝贺。

“带瓣的,绝对错不了。”他说:“错了我赔你一万块钱。”

姜国安夫妇又一次踏上了逃生之路。

他们这次还带上了大女儿小月。姜国安重操旧业卖菜,叫小月做饭打理家务兼照顾弟弟,让沈玉兰腾开手专心致志地怀胎。人生如寄,岁月易老,两口子都是奔四十的人了,生殖机能不可避免地要下降,万一这个胎儿有什么闪失,后果也许非常严重,损失也将难以估计。因此他们只好牺牲了小月的学业。舍卒保车在战略上是正确的。

然而小月并没有传说中好女孩们的善解人意,她虽未大吵大闹,却也抹着眼泪赌气绝了好几天食。她的反抗没有获得父母的同情,反而折消了他们仅有的一点歉意,绝食到第三天的时候,终于吃了她爸爸一顿老拳。虽然极不情愿,但是最后她还是背起了沉重的包裹,两眼噙着泪水,跟随父母踏上了茫茫的流浪之路。

他们一家远逃千里,来到南方一座半大的城市。这里是祖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经济气氛比较活跃,聚集了大量的外地投机分子,并且还有更多正在源源不断奔赴过来,其中不乏象姜国安这样逃避打击的超生犯罪分子。外来人口巨大的流动性,使当地政府无法严密监控每一个人,这让姜国安们有了继续犯罪活动的空间和可能。姜国安故伎重使,每天贿赂房东二斤鲜菜,以求掩护。

这个房东是名税务员,他善于发现并抓住房客的把柄进行敲诈,变相报销他们一家人庞大的生活与娱乐开支。他有一个很了不起的本事,就是敲诈了房客,还能让房客认为理所应当,忍气吞声无怨尤。房东的儿子热爱学习,看到爸爸对房客们盛气凌人,就也对房客的子女耀武扬威。在那些小房客里,他最喜欢姜国安的儿子姜得胜,只要他猛里跳出来,冲得胜大叫一声“呔!”得胜就毫不犹豫地尿裤子,非常好玩。有一回,他再次把得胜吓尿裤子以后,正嘎嘎地笑得开心,小月突然跑上来,一把将他推倒在地上。

“不许欺负我弟弟!”小月气得脸儿通红,胸口剧烈地起伏着。

房东儿子嗷嗷哭着回去了。一分钟后,房东一家气势汹汹地上门交涉,要求姜国安夫妇就他儿子所受到的伤害给出合理答复,否则马上退房。姜国安当着对方全家的面痛打了小月一顿,又送了一大堆黄瓜补偿精神损失。房东儿子不依,大闹着一定要让得胜再尿一次。双方大人正在尴尬,突然听到正在墙角抹泪的小月说:

“你敢再欺负他,我打死你!”

这句话可不得了,房东一家立刻又癫痫发作,坚决要求姜国安退房。姜国安又按住小月痛打了一顿,追加了十斤黄瓜,和老婆一起向人家陪了无数不是。好在房东儿子困了,不再坚持让得胜尿裤子,一场风波才终于平息下来。小月的威胁没有震慑到房东的儿子,他依旧喜欢玩得胜,不让他的裤子有一天干爽,不过是再跳出来吓他以前,先观察周围有没有小月的影子。这天小月收拾完家务,正在看一张捡来的报纸,忽又听到得胜在门外街道里挨杀似的大哭。她冲出房去,对怪叫着逃跑的房东儿子穷追不舍,一直追到他们家客厅里,捶了他好几拳头。

姜国安随即就接到了逐客令。国安夫妇也终于无法再容忍宝贝儿子被人欺负,因此没有再打小月,并在当天下午搬了出去。新租屋子是石棉瓦棚房,位于郊区,紧靠一所学校和一个大垃圾堆,邻居则大多是搬卸工和捡破烂的。搬家的时候,小月听到校园里广播体操的声音,得知与学校比邻,兴奋得无以言喻。她踩着高大的垃圾堆爬上墙头,向校园内观看。校园很大,里面有漂亮的教学楼、鲜花盛开的花圃和浓翠的树木,高高的旗杆上飘扬着红色的国旗。同学们正在操场上作课间操,排着整齐的方队。

这天晚上吃过饭后,小月对爸妈说:“我想上学。”

“上什么学呀,”姜国安捶着酸困的腿说:“姑娘家,认识自己姓名就够了。”

小月眼窝里又噙满了泪,扑嗒扑嗒地落起来。

“哭什么哭?”妈妈抚着肚子没好气地吆喝:“好好带弟弟才是正事,哪儿有闲钱叫你上学?”

小月到底长大了,没有再固执地提上学的事惹爹妈生气。只是她神情越来越忧郁,整天不说一句话,跟哑巴似的。一天姜国安卖菜回来得早,远远看见小月爬在垃圾堆边的墙头上,出神地望着校园。

“一天要爬上去几回,”捡破烂的邻居对他说:“肯定是想上学呀。”

姜国安内心涌起一股内疚。他爬上垃圾堆,将小月抱下来。“我去找找校长,看能不能让你插班。”他说。小月紧紧抱住爸爸的脖子,笑容在脸上快乐地绽放,全部情绪纯粹到只剩下兴奋,她在心里感谢爸爸,却说不出口。

姜国安换了身干净衣服,去学校找校长咨询情况。小月手脚利落地把屋子里打扫得干干净净,又用洗衣粉洗了头,冲了个澡,也换上一身干净衣服,然后站在门外肮脏的街道里,望着学校大门的方向,等侯爸爸带着好消息回来。

一个多小时后,姜国安终于回来了。他有点无精打采的,神色沮丧。

“人家不收。”他对小月说:“咱是外地人,人家只收本地户口的。”

他在女儿脸上看到了可怕的绝望,心里一阵惊悸。“不收算了,咱还不希罕上呢。”他强颜欢笑,抚着小月的头进行安慰。“爸爸明天给你买几本画书,咱在家自己看。”

这天晚上,姜国安被小便憋醒,跳起来出去小解,却发现小月的床上空空的。他吃了一惊,慌忙出去寻找。已经是午夜了,残缺的月亮冷漠地挂在异乡的天空,照着肮脏死寂的街道。姜国安心焦意乱,在每一个黑暗角落里寻找,叫着小月的名字。找到垃圾堆旁时,他看到小月又在墙头爬着,就象一只野猫在窥望着校园。

“你这死孩子,怎么这么别!”他生气地冲上垃圾堆,一把将小月拽下来,扯着她回去。沈玉兰也正在担心,看到她平安回来,松了一口气,恨意却又泛滥上来,痛骂她不懂事不听话,身为老大,一点不知道体谅父母,非要把他们气死才甘心。姜国安大不耐烦,示意小月去睡,自己也倒头睡下了。

次日凌晨,姜国安照例要早起去批菜。他望了望小月的床,见她还在睡着。沈玉兰醒来的时候,已经是上午九点钟了。她扫了一眼桌子,没有见到饭菜,眼角的余光却发现小月还懒在床上。她很不高兴,跳下床去揪她的耳朵。

她没有把小月揪起来。小月不会醒了。她的床头丢着一个毒鼠强的空包。她静静地躺着,青晦的脸儿上凝固着永恒的忧伤。闻讯赶回来的姜国安痛不欲生,抱着女儿的尸体号啕大哭,汹涌的泪水浸透了小月手里紧握的那沓厚厚的纸。那是她的奖状,逃出来的时候她一张张揭下来带在了身边。这些奖状记载着她曾经的荣誉,凝聚了她最美丽的梦想。但是现在,它们成了她的遗书。

在悲痛的同时,姜国安夫妇又为小月尸体的处理伤起了脑筋。这里是别人的土地,要土葬不可能,火化他们接受不了,也不敢去。他们思来想去,无计可施,只好决定把她带回老家去。姜国安买来只大皮箱,将小月放进去,为防天热尸腐,臭味飘出来被人闻到怀疑,他又放了一堆冰块。他扛着女儿的尸体,一路上提心吊胆,还好没有出差子,最终安全地把女儿送回了老家。他趁着夜色,在自家坟地里挖了一个坑,然后打开皮箱,最后看了女儿一眼。小月安静地窝在箱子里,家乡的月亮白润白润的,温存地照在她身上,她却看不到了。

姜国安以箱作棺,把小月埋在了二妮儿旁边。从此以后,二妮儿又有姐姐照顾了,在那个世界里,她们也将不会感到孤单。姜国安坐在坟头湿润的泥土上,四周是死一样的阒静,连虫鸣也没有。他感到凄凉和哀伤,眼泪下大雨似的往下流。他抽了两支烟,然后抹抹满脸泪水,准备连夜赶回去。他是在册逃犯,不敢久留。途经姜村,他忽然不胜思家之情,就潜回去看看自己的老窝。房子没有人住,反而会破得快,今夏一场暴雨淋塌了一堵半砖半坯的山墙,几根檩条和梁柱暴露出来,仿佛横扎出肌肉的骨头。姜国安站在长满蒿草的院子里,望着破败的房子发呆,脑子变得异常迟钝,只有四个字在脑壳里来回跳动:

家破人亡!

回去以后,姜国安努力避免提及老家和女儿,以防沈玉兰过度悲恸,损伤胎气。他想找些轻松的话题,缓解一下房子里的阴沉气氛,可是他绞尽脑汁,也找不到可供欢心的事体。得胜已经三岁了,还不懂人生的悲喜,光身子推着一只玩具汽车,嘴里“迪迪呜呜”地叫着,在房子里爬来爬去。大人不管他,他正好自娱自乐。姜国安坐在小凳子上,无聊赖地看他满屋子乱爬,陡然间心里就充满了希望。

“好好培养这俩小子,将来一个当官,一个当资本家。X他娘,我就不信咱这辈子翻不了身!”

这个设想积极向上,振奋人心,沈玉兰一下子也感到乐观起来,脸上云破日出,笑容绽放。她说:“得胜好吃,好折腾人,还喜欢汽车,将来一定是当官的。那这个家伙就是资本家了。”她温存地抚摸着滚圆的肚子,对未来充满景往。这时他们又想到了小月和二妮儿,也不再那么伤感了。她们两个的死,极大减轻了父母的养育负担,节省下不少钱,以供父母更好地培养大官和资本家,为家庭的美好未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接着他们又想到了父亲姜盛世,怀着同样的感恩和解脱。

胎满十月,资本家如期降生。降生地是一家简陋的小诊所,无证经营,位于一条不起眼的小巷最深处,曲径通幽,具有充分的隐蔽性。这样的诊所遍布南方沿海每一个旮旯,大多是随着色情行业的蓬勃发展应运而生,主营淋病梅毒等各种性病,兼治内外妇儿皮肤五官精神神经及骨科一切疾病。姜国安运气不错,那名肥胖的女医生一阵鼓捣,居然把孩子活着弄出来了。姜国安先鉴定了一下婴儿的小鸡鸡,确定无误后,才放心地高兴起来,眼眶里盈满了快乐的泪水。

然而不幸的是,他老婆的胎盘没有全部出来,有一片恋恋不舍地留在子宫里。女医生理论高深,明白它的危害,就拿了只金属刮勺往里捅,捅了半天,没有把胎盘残片捅出来,反而捅了个大出血。女医生尝试了无数方法抗洪救灾,最终也没能把破裂的血管堵住,就坚决果断地把他们推了出去。一个捡破烂的邻居来看望他们,见情况不妙,马上跑去拨打了120。总算沈玉兰命大,在花光了他们的所有积蓄以后,终于活了过来,见到了她的“资本家”。

沈玉兰大病初愈,需要休养,新生的资本家嗷嗷待哺,还有个不懂事的得胜哭闹着要这要那,姜国安头变得萝筐那么大。所幸他们有个好邻居,捡破烂的四川夫妇都是热心肠,经常过来帮忙喂小孩洗尿布,姜国安手头紧,他们就慷慨解囊,前后借给了一千块钱。这些老实巴交的外地人,在举目无亲的异乡饱尝凄苦,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人关心他们,他们就本能地团结同类,寻求互爱互助的温暖。姜国安对沈玉兰说:“你们娘儿俩能活下来,真是得了人家的大力。这孩子就叫得力吧。”

于是襁褓里这位未来的资本家就有了大名:姜得力。

革命已经成功,接下去要做的是努力建设新生活。姜国安嫌卖菜赚钱太慢,就改去码头扛包,市场拉货,早出晚归,玩命地做工。勤劳虽然未必能致富,但他们的收入却是伴随着祖国经济的增长实实在在地增加了,干了两年后,除去还债,还有将近两万块钱的储蓄。在当时,这是一笔足以让大多数乡下人艳羡的财富。姜国安夫妇看着存折上那个数字,感觉不胜幸福。充足的金钱使人有充分的乐观,他们对未来充满憧憬,睡前躺在床上,天花乱坠地设想起了明天生活之美好。他们越说越兴奋,就乘兴做起了床上运动。按照理想,他们应该极尽绸缪,彼此获得极大满足,然后相拥入眠,才算完美尽兴,然而不幸的是,姜国安刚运动了几下,就忍不住一泄千里,而且腰也更加酸痛起来,疼得几乎难以忍耐。沈玉兰很扫兴,姜国安很难堪。

“怎么搞的?越来越不中用了!”沈玉兰说。

“大概做工使力太狠了,腰疼越来越厉害,不敢剧烈活动,一活动就疼得受不了,精关也就守不住了。”

“是不是肾虚呀?去医院看看吧。”

第二天他们就去了医院。检查结果是得了腰椎间盘突出症,还有比较严重的前列腺炎。医生开玩笑说他得的是官僚病,所谓政绩不突出,业绩不突出,腰间盘突出,大会不发言,小会不发言,前列腺发炎。医生建议他尽快治疗,以免贻误病情。姜国安问大概需要多少钱,医生闲闲地说了一个数字。姜国安夫妇倒提一口冷气,陪笑说:“我们回去商量商量。”

他们一路商量到家,最终认定是医生故意夸大其词,意图榨取钱财。姜国安在药店买了些寻常止疼药和消炎药,依旧不惜力地做工。直到有一天,他扛大包时腰间嘎蹦一声响,这才老实地躺下来不干了。他是家庭唯一收入来源,他一罢工,顿时颗粒不进。为避免坐吃山空,他和沈玉兰经过一番商议,决定回老家去,再弄窝兔子养起来,从头创业。现在手头这些钱在修葺房子之外,足以让他们重振旗鼓。

商议已定,他们立刻不胜思乡之情,当即准备停当,带着得胜、得力这两个革命成果踏上了归途。由于对未来有着可行的规划和乐观的预估,当站在蒿草没膝的院子里望着破败不堪的瓦房时,他们并没有太多悲伤。他们稍事休息,马上开始整理庭院,然后联系工匠,着手翻修房子。

跟包工头姜六谈妥包工事宜后,姜国安悠闲地回家。阔别多年,姜村变化不少,当年的老房几乎都翻新了,原来的街道也大多改变了走向,其中村中央醒目位置一栋三层洋楼和公路边上一座气派的酒店格外显眼,经打听,它们分别属于支书罗高明和村长姜豪铎。姜国安边走边看,感觉眼前一切真实而恍惚。这时他听到有人喊自己的名字,扭头一看,是村长姜豪铎。

几年不见,姜村长吃得滚圆肥胖,充分证实着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他站在街口,手里捏着烟,笑眯眯地冲姜国安招手:“啥时候回来的呀?很久不见啦,来来,咱哥儿俩说说话儿。”

姜国安受宠若惊,忙陪着笑屁颠屁颠地跑过去,一边跑一边摸兜里的烟,抽出一支来准备敬献给村长。这时忽然从街角蹿出一伙人,直扑上来,三下五除二,干净利落地将他按到地上。姜国安魂飞天外,连声大叫:“咋回事?”姜村长捏着烟踱过来,依旧笑眯眯地说:“没啥事,你躲计划生育躲了这么多年,辛苦了,计生办这几位同志请你去他们那儿住几天,好好休息休息。”

姜国安顿时蔫了。这次回来,他和沈玉兰一直存着侥幸心理,认为这么多年了,也许计生办早忘了他们。他们错误地低估了政府计生工作者的严谨和激情。沈玉兰已经先他一步被带到计生办,正在耷拉着脑袋听计生干部训话,看到丈夫也被带到,更加慌张,小声问他怎么办。计生干部吆喝说:“怎么办?把罚款交了,马上放你们走!”

姜国安搓着手嗫嚅说:“我手头没钱呀,你们先放我们回去,容我借借,行不行?”

跟来的姜村长说:“拉倒吧国安,你在外头打工这么多年,手里头能没钱?早晚总是得交,早交早清爽,不耽误你专心奔小康。”

姜国安夫妇岂不知这个道理,只是一家伙就拿出一万多块钱,实在是比割他们的肉还疼。他们哭丧着脸跟同志们扯淡,不愿积极配合。计生干部很生气,姜村长也翻了脸,不再从中调和。于是他们两个就被关进了一个大房间面壁思过。阔别多年,计生办的面貌也发生了极大改变,以前那些破旧的平房瓦房全拆了,取而代之的是两栋漂亮的两层办公楼。大院里养花种草,植树造林,搞得跟个花园似的。以前那个用来关超生分子的石棉瓦大仓库,现在也改成了预制板顶的青砖平房,里面还人性化地放置了些长条椅,供超生分子们躺坐休息。姜国安夫妇担心家里的孩子,可是更心疼钱,就提心吊胆地进了房间。他们心头仍旧存着一丝侥幸,指望用苦肉计让领导相信他们真的没钱,于是把他们放出去。

他们的诡计没有得逞,在房间里关了一天,别说领导,连工作人员也没一个来打照面。计生办不管饭,他们想托扫地的老头儿帮忙买点吃的,摸遍全身,又没带一毛钱。傍晚时分,他们吃不住饿,又挂心孩子,决定投降,答应先交几千块钱。可这时人家单位已经下班了。他们又慌又饿,无计可施,沈玉兰忍不住就哭啼起来,把一腔怨恨都往姜国安身上撒,骂他没本事,不会挣钱,若象人家谁谁谁那样挣个十万八万,她也不用这样活受罪。姜国安也没好气,反怪她不争气,如果第一胎就是男孩儿,何至于违犯国家计生政策,吃这么多苦头。两人都自认为是真理化身,而对方罪不可恕,越吵越凶,最后索性打了起来。沈玉兰一把抓破了姜国安的脸,姜国安则在她肚子上回敬了一脚,将她踹翻在地。沈玉兰闷哼一声,身子在地上倦起来,双手按着肚子痛苦地打滚。姜国安忙将她扶起,只见她脸色发青,牙关紧咬,疼得话都说不出来。姜国安大惊失色,拍着窗子朝外面大喊大叫。喊声惊动了看门的老头儿,他从窗口递进来一杯热水,让沈玉兰喝了,然后又送给他们两只馒头。

沈玉兰喝过热水,肚疼轻了点,躺在冰凉的长条椅上哭啼了一夜。次日计生办一上班,姜国安马上求见领导,答应先出几千块钱,余款容后再付。领导深知追收余款的艰难,坚决不允。姜国安想想老婆,又想想孩子,一咬牙同意了,在一名计生办同志的看押下回去取钱。回到家时,得力正在床上独自玩耍,得胜犹自蒙头睡觉。姜国安放下来心,取出秘藏的钱,一张张数了一万二,将余钱小心藏好,然后把路上卖的面包丢到床头,让得胜睡醒后吃,自己抱起得力,着急慌忙地回计生办赎沈玉兰。计生办会计收款之后,给他开了张收条。会计手沉笔硬,写的字铁划银钩,力透纸背。姜国安一个字一个字地念:

“今收到、姜村二组姜国安、超生抚养社会费……”

会计厉声纠正:“社会抚养费!”

姜国安将字条向他一递:“你自己写的嘛。”会计一看,果然是自己写颠倒了,不耐烦地夺过去修改。对于这个罚款名目,姜国安很不理解。当然他不理解的社会名目还有很多,不理解也没办法,反正大家都接受了,随大流儿是不会错的。他关心沈玉兰的肚子,等会计修改完毕,急忙去接她出来。沈玉兰的肚子本已不疼,可是一想到那么一大笔钱一下子就没了,立刻又变本加利地疼起来。姜国安心虚,怕昨晚那一脚踢出什么不良后果,惶惶然带她去卫生院检查。花了几十块钱做过B超,医生说没事,他这才放心。医生给开了些药,沈玉兰心疼钱,说又不疼了,没有去取。

他们垂头丧气回到家时,发现得胜仍在床上睡。沈玉兰气不打一处来,扯开被子骂道:“你个死孩子,什么时候了还睡?睡不死你!”忽然发现得胜脸蛋红里透紫,仿佛熟透的李子,鼻孔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用手摸摸他的额头,就象摸在火炭上。沈玉兰大吃一惊,尖着嗓子大叫:“姜国安你个死人,得胜烧成这样子你都没看见?”

卫生院儿科值班的是个新毕业的医生,他第一次接收到高烧达四十一度的病例,既兴奋又紧张。在他的努力治疗下,住院一周后,得胜终于好了。姜国安夫妇担心得胜脑子被烧坏,忐忑不安地向医生咨询。医生搔着头说:“这个难说,毕竟不知道治疗前他已经烧了多久。”

姜国安夫妇的担心渐渐化为现实。得胜本来是个猴性子,出院以后变得很温顺,反应迟钝,不爱说话,常常一个人站在那儿莫名其妙地傻笑。八岁时他跟弟弟得力一起上了小学,一学期后,姜国安向他提问:“得胜,一加一等于几?”

得胜翻着眼思考了半天,认真地回答:“等于萝卜干儿!”

交过计生罚款后,姜国安的储蓄大幅缩水,剩余的钱只允许他在修房子和养兔子之间任选一项,而且规模要比当初的计划小很多。姜国安与沈玉兰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直到几天后下起大雨,几个房间尽成泽国,他们才最终决定先修房子。姜国安亲自拉着架子车去买建材,为了便宜几块钱,他不惜多跑几十里路。在工程结束后,他又与沈玉兰密切配合,用尽所有智慧刁难包工的姜六,寻找对方的建造纰漏,拿出来跟姜六谈判,一定要他压价,否则就不给工钱。姜六气得鼻孔流血,指天发誓这辈子再不跟他们打交道,否则生儿子长俩屁眼儿。

纵是如此精打穷算,当房子翻修完毕,姜国安一家仍然陷入了赤贫。而且由于劳累,姜国安的腰疼再次剧烈发作。这在相当程度上折消了姜国安夫妇乔迁的喜悦。他们简单商议,就达成共识,认为得想方设法把兔场弄起来。他们四处筹借,甚至梦想去银行贷款,可是很不幸,他们没有富亲戚,也没可以帮忙从银行贷到款的熟人。村里倒是有几个有钱的,但由于他们长年不在家,大家都不知道他们如今信用怎样,不敢轻易借钱给他们,就连放高利贷的罗光头,也不愿做他们这桩生意。

闻名遐迩的黄世仁管家穆仁智说过一句闻名遐迩的话:穷生奸计,富长良心。这句注定要流传千古的名言既不唯物,也不辩证,因此不具有真理的普遍性。然而在这个荒诞的世界里,任何荒诞的思想都能找到它的实证支持。比如姜国安,他就用行动证明了穆仁智先生那句名言的正确。在到处求借无果的绝境下,他动上了歪心思,打起了医生汪文宣的主意,准备上门强行借款,如果他不满足要求,就把以前那次医疗事故再翻出来说道说道。对丈夫的不厚道之举,沈玉兰不表支持,但在他出门之后,却非常担心他口才不好,震慑不住汪文宣,不能成功借出钱来,于是就跟在他屁股后头也去了。

自从买来B超机后,汪文宣生意兴隆,日进斗金。随着财富的剧增,汪文宣开始为后嗣之事忧虑起来。做为一名有着丰富的医疗事故经历的医生,他深知人命之脆薄,譬如草上露水,说没就没了。他膝下只有一女一子,女儿早晚是别人家的人,万一儿子有个三长两短,偌大家产就不知要便宜哪个龟儿子了。他越想越灰心,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挣钱没有意义,于是打算小富即安,不再进取。可是每天从早到晚,那些孕妇们依旧扛着大肚子源源而来,有钱不收,对不起天地良心。他和妻子认为不能再消极对待香火绵续的隐患,就决定再生一个儿子。他们自家有生男秘方,有B超检查,而且有的是钱,不怕罚款,所以生儿子不在话下,而且在生了老二之后,出于深谋远虑,又生了个老三以备非常。老三降生不久,刚刚满月,定于三天后大筵宾客,共庆多子之福。

姜国安找上门时,汪文宣正忙着准备酒肉菜蔬。他笑眯眯地迎上去,给姜国安递烟。姜国安先进去看了看婴儿,说了几句应景儿的吉祥话,然后从裤袋里摸出一副“锁子”,红线绳吊着一张半新不旧的五块钱纸币,郑重地挂到婴儿脖子上。看着人家连生三胎,都安安稳稳地在家怀孕生产做月子,对比起自己这几年象丧家狗一样东奔西逃的戚惶,姜国安心头妒恨不已,心想到底是有钱好啊,有钱才能当个人。

汪文宣瞥了一下“锁子”,眨巴着眼说:“哎呀让你破费了。”姜国安老着脸,只当没听出他话里的揶揄。他将汪文宣请出房间,借地儿说话。汪文宣一瞅这架势,就猜到必是借钱无疑。姜国安并没有开门见山,爽快地说明来意,反而用他事起兴,先对汪文宣连生三个儿子的壮举大表艳慕,接着语气一转,又站在政策的立场上,对他生这么多儿子的必要性提出谨慎的质疑。他不急着开口说钱,汪文宣当然不会主动提出,于是就陪他扯淡。他说:

“国安哥这么说话可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一对夫妻只生一个,这个孩子长大结婚后依旧只能生一个,到第三代上,你算算他得养活多少老的?他爸爸妈妈,他爸爸的爸爸妈妈,他妈妈的爸爸妈妈,一共是六个。他长大再结婚,女方上头同样有六个老家伙要养活,他这一对小夫妻加到一起,就得养活十二个老的。十二个呀,放谁身上能养活得起?城里老年人有退休金,咱乡下老年人谁给你发退休金?不都得靠到自己儿女身上?你不多生一个孩子,分解一下负担,你的后代还不得活活累死?累死也养活不起呀。到时候怎么办?人一过六十都去自杀去?”

姜国安袖手坐在椅子上,嘴里斜刁着烟说:“到时候再弄个政策,计划死亡嘛。”说着,与汪文宣哈哈大笑。笑罢又说:“别的事咱不懂,跑计划生育可是有点心得了。依我说生孩子这事,一个有点少,两个刚刚好,再多受不了。生三个孩儿,也是你有钱,要搁别人身上,光罚款就弄熟他了。就拿我来说吧,你国安哥也不算窝囊菜吧,以前混得怎样你也知道,就为了跑计划生育,弄得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穷得跟杨白劳似的,想养一窝兔子都没钱……”

话头绕了两万五千里,终于绕到正题上了。汪文宣肚里好笑,脸上却不动声色。汪文宣医生医术不堪恭维,为人却可称道,除了有点抠门儿,不喜欢别人借钱,其他的都不错。而对于姜国安,他更是连钱也愿意出借,毕竟亏欠着人家一个女儿,虽然已作补偿,心下总是有愧。姜国安为人很讲信用,所以不担心他借钱不还。可是再转念,人都是会变的,他们两口子流亡江湖这么多年,谁知道人品变质没有,万一他们的良心在流浪旅途中不幸被狗吃了,钱借给他们可就危险啦。这么一寻思,汪文宣心下就犹豫起来,当姜国安搓着手说出借钱的事后,他将眉头一皱,淘淘不绝地诉起了苦,诸如一年要向卫生部门交多少钱,物价部门交多少钱,药检部门交多少钱,超生罚款前后交了多少钱,应付黑白两道得多少钱,各种人事花销又得多少钱,等等等等,不已而足,所以虽然看上去挣了不少钱,却都是给别人做菜烧汤,落到自己手里的寥寥无几……

关于逼汪文宣借钱的计划,只是姜国安在想象世界里的霸道嚣张,事实上他可做不来。他所指望的正是汪文宣对自己的那点愧疚之情,他希望他能在良心的谴责下主动借钱给自己,以救赎他负罪的灵魂。及见汪文宣没有正面表示,反而大肆诉苦,知道没戏了,不禁懊怒失望,暗自浩叹世道沦丧与人心之浇漓。他无心听汪文宣罗列他那没完没了的苦恼,麻着脸要起身告辞。就在这时,沈玉兰出现在了门口。

“哎呀,嫂子来啦。”汪文宣脸上笑容怒放。“是找国安哥的吧?一会儿不见就想得慌啦?”

沈玉兰神色冰凉,一张脸拉得三尺长。“找他?他死了才好。”她瞟一眼姜国安,说:“没用的东西!”

汪文宣听得心惊肉跳,笑容忍不住有些枯萎。“嫂子这话说的,嘿嘿。”

“我来找你抓几包药。”

“怎么啦?哪儿不舒服?”

“我这些天晚上老是做梦,一闭眼就见到小闺女,脸血红血红的,瞪着两只眼,喊我说,娘啊,我烧得难受呀。我说大妮你抱妹妹去打一针。她一听说打针,两眼一翻就死了。我就抱着她哭,哭啊哭啊,一直哭到醒,就再也睡不着了。”说到这里,她眼圈适时发红,眼泪随之溢出。她用手背一抹,泪渍就布满了脸颊:“这些天没事做,又挣不来钱,心里发愁,就胡思乱想,兴许是想得多了,就做起了这个梦。你给我配几包药吧文宣,叫我不要再做这种梦了。”

汪文宣仿佛被驴蹄了一脚,脸色白里透黄。他虚弱地说:“这是植物神经功能紊乱了,我给你拿些调神经的药。国安哥不是要养兔子吗?等兔场开张,一忙起来,就不会再乱想了。国安哥,我现在手头紧,帮不了大忙,先给你五千吧,你先用着,以后等手头宽松了,我再给你凑些。”

沈玉兰哀哀地叹息:“我们这号子穷人,没有富裕的亲戚朋友,借不到钱,只有这五千也不顶事,还是算了吧,你的情意我们领了。”

冷汗从汪文宣脑门上一粒一粒渗出。他说:“那这样,我再帮你借借,今天晚上给你送过去八千吧。”

半个月后,姜国安的兔场就隆重开张了。

穷则思变。只要有改变生活面貌的途径,让人看到光明和希望,人们就会乐观积极,对未来充满自信。姜国安重操养兔旧业,眼看着兔子在精心喂养下茁壮成长,久违的成就感渐次泛生。那几年恰好是养兔的好光景,兔子很快就换成了票子。卖出第一批兔子后,他和沈玉兰嘻笑颜开,将钱数了又数,直到钞票上沾满了唾沫,才确定那沓钱既不多一张也没少一张。他们数钱的地点在自己的卧室,而且没有通知媒体来分享他们的喜悦,因此记者们无缘看到那个激动人心的场景。那情景是如此鲜活生动,如果能拍摄下来拿到新闻节目中播放,必将取代那些农民伯伯在境头下笨拙数钱的传统画面,成为表现农民增收的新的象征。这是中国记者界的巨大损失。那些记者们只喜欢在社会生活的表面游荡麋集,而不愿去探索和发现社会深处的秘密。

事实证明,姜国安夫妇的良心并没有在流浪旅途中被狗吃掉,在两年的时间内,他们分批还清了汪文宣的钱,并且添上五百块钱做利息。手头渐渐宽松,他们适当添置了些家具,把家弄得象了个样儿,而且赶在养兔业走入低谷之前,挣够了给两个儿子上户口所需要的钱。从派出所走出来,捧着崭新的户口本,好比愚公成功移走了最后一筐土,姜国安心头涌动着莫可名状的轻快和欢乐。他去理发馆理了个发。理发师是个四十来岁的妇女,既胖又黑,神情冷漠,沉默无语,只管挥动着梳子和剪刀干她的工作,不时用手扳着他的头调整角度。她的手很凉,有金属的感觉。姜国安寂闷地望着面前的镜子。镜子里理发师的尊容没有美感,他就隔着纷纷飘落的发屑,审视起了自己这张脸:头发灰白相间,额头沟壑交错,面色黧暗,乍看上去仿佛笼罩着一团晦气。姜国安有些发呆,突然有点怜惜自己。他简单回顾了一下这四十五年的匆忽岁月,发现狼狈而戚惶。人生最美好的时光被人为地用最荒唐的方式消耗了,就象自己的头和头顶的发,被冷漠的理发师以她的逻辑摆布,并用冰凉的剪刀肆意刈削,最后还得向她付钱。

他心里有些荒凉。他的手在披巾下不由自主摸到了衣袋里的户口本,如同华老栓摸到给儿子卖血馒头的钱,心下又安然了。

不管怎样,总算完结了这桩事,人生也可以告一段落了。他想:从此以后,可以正常地生活了。

他们的生活的确从此正常了,可以长夜安睡,而不用再担心计生部门的同志们翻墙进来谈心。只是养兔业也开始走入低谷,收入大不如前,交过各种税费以后,剩余的钱刚好够家人看病、儿子上学、人情往来和日常花销,而且很奇怪,有时候意外挣得多了,随即就会突然冒出个花大钱的项目,让他们无法积蓄。姜国安自嘲说:“跑得快了赶上穷,跑得慢了穷赶上,天生穷命啊。”渐渐地他们也就豁达了,觉得这样过下去也不错,大贼不注意,小贼不惦记,挺安全。从此他们就这样平平淡淡地生活着,在鸡零狗碎的喜怒哀乐中琐碎度日。

这期间唯一让他们犯愁的事是大儿子得胜的痴呆病。姜国安就象当年带着沈玉兰寻求生男妙药一样,带着得胜踏遍千山万水,按照街头小广告和电视广播上的宣传地址,遍访天下名医。经过两年治疗,他们的虔诚终于感动上苍,得胜的病情有了令人欣喜的好转。姜国安向他提问:“得胜,一加一等于几?”边说边在地上划了两个“1”。

得胜专注地望着那两道长长的划痕,研究了半天,最后肯定地回答:“等于筷子!”

这时候养兔场的生意每况愈下,家庭财力难以承受进一步治疗的费用,经过一夜论证,姜国安和沈玉兰决定放弃治疗。得胜的智力进步就这样中断了。看着得胜憨憨的脸庞和无辜的眼神,他们深感愧疚和忧伤,但回头再看到聪明伶俐的老二得力,心头也就觉得宽慰了,同时庆幸当初抉择的正确,若非不顾艰难险阻多生了一个,此生就没有慰藉和依靠了。

伴随着祖国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得胜得力两兄弟平安成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转眼两兄弟就长大成人了。得胜在小学混了三年,最高考试成绩是一分。那是他唯一一次没交白卷,他在卷子上画了一条毛毛虫,老师很惊喜,就送了他一分以资鼓励。姜国安也很受鼓舞,认为他有绘画天赋,于是就卖了很多画笔,引导他走艺术创作之路。不料得胜对绘画艺术浅尝辄止,在毛毛虫之后再不创作了,任爸妈怎样威逼利诱都没用,那些画笔就便宜了弟弟得力。姜国安很失望,在得胜八岁那年就让他辍学了,从而未能打破由他亲自创造的在一年级连蹲三年的纪录。得胜智力虽有障碍,却很勤劳,一年四季任劳任怨地帮爸妈养兔子。姜国安夫妇去银行给得胜开了个户头,每月都抽出些钱存起来,算是他的工资,等到二十七岁有姑娘愿意嫁给他时,他的存折上已积攒了好几万。

姜国安两口不敢断定这位低矮黑瘦的姑娘之所以愿嫁得胜,是不是图的得胜那张存折。得胜存有巨款的事是得力给闹出去的。那年他读大三,谈了个女朋友,看到大批同学穿名牌配手机,有自惭形秽之感,就打起了傻哥哥的注意。傻哥哥急弟弟之急,一路小跑找到他妈,问:“妈,存折放哪儿了?我要去偷。”沈玉兰讶然,拿话一套,就套出了得力的阴谋,气得把得力一顿饱打。得力不服,骂他们偏心。沈玉兰红着眼说:“你哥从八岁起就下力干活,这钱都是他自己挣的,就连你上学的花费,里头也有他的血汗,你还嫌我们偏心?”得力羞愧而走。他们在家里吵嚷,招来无数看热闹的,得胜有钱的事就这样传出去了。几天以后,他们家就来了媒婆,在媒婆的一力撮合下,得胜很快就与邻村一位姑娘喜结连理。

这位姑娘的容貌与得胜的智商一样不堪恭维:身材矮小,肤色黝黑,头发萎黄稀疏,脸颊上雀斑密布,毫毛丛生。姜国安夫妇暗暗摇头,但是自己儿子的状况不容他们挑肥捡瘦,能有异性愿与得胜结合,就是祖宗有灵菩萨保佑了。布置新房、采购家具和举行婚礼的钱全是姜国安夫妻出的,没动得胜存折上一分钱。他们知道这张存折是成就和维系得胜婚姻的唯一要素。正因为明白它的重要,所以在婚后,沈玉兰并没有将它转交给新娘子,傻儿子越是在娘子的唆使下索要得勤,她就越是不敢放手。

得胜是个了不起的人,了不起就了不起在他没有与媳妇发生过性关系,媳妇依旧给他生出了个儿子。姜国安夫妇心知这孩子的血统有问题,却不好说出来,反正小东西在名义上姓姜,乐得当自己孙子养。不料儿媳妇恃功悖傲起来,竟然强硬拒绝姜国安两口抱孩子,甚至看都不愿让他们看,并且一天到晚痛骂得胜没本事没出息,扬言再给她拿不到钱就抱了孩子改嫁。这件事在村里闹得沸沸扬扬,姜国安夫妇深感丢脸,再看到儿子在儿媳妇日甚一日的折磨下越来越不象个人了,更是心疼,一咬牙就把存折交了出去。拿到存折后儿媳妇欢天喜地,对老两口亲昵异常,“爸”和“妈”两个字叫得蜜里调油。两个月后,她说要回一趟娘家。沈玉兰多了一个心眼儿,没有让她抱孩子。果然,她这一去就不复返了。那张存折自然也伴随着她一并消失。

姜国安夫妇痛心疾首。不过看到怀里呦呦哭闹的孩子,心头也略觉安慰。只当是花钱买了个孙子吧!得胜并不为跑了老婆而悲伤,反而为从此不再有人跟他挤睡一张床而开心,孩子就由奶奶养着,吃喝拉撒看病上学都与他无关。小家伙一天天长大,模样儿不俊,不过还倒伶俐,在幼儿院唱歌跳舞活泼异常。这让姜国安夫妇感到欣慰。

接送孩子的事由沈玉兰负责。这天傍晚她去接孙子,遇上同样是接孙子的汪文宣。校院门一打开,一大群小孩子跟逃难似的争先恐后往外涌。沈玉兰瞪着眼看了多时,对汪文宣说:“你发现没有老汪,这些小孩儿大部分是男的,女娃儿少得可怜。”

汪文宣笑。“你才发现呀?不仅是幼儿院,连小学都是这样了,哪个班都是小子成堆,小妮儿只有几个。政策只准生一个,现在科技发达,怀孕后都做B超检查,是男的就要,若是女的,很多人就做掉了。咱们这些超生的,不用说,更是只要男孩儿。这样搞下来,男女比例不失调才怪。”

沈玉兰叹息道:“等他们长大以后,娶媳妇可是麻烦事儿啊,有本事还成,没本事的只好打光棍儿喽。”

“明摆着的事!不过风俗一百年一变,到那时候,说不定该是男方赔着嫁妆嫁到女方家去啦,而且说不定还会搞一妻多夫,一个女的娶好几个男的。”

沈玉兰嘎嘎地笑起来,笑后又是叹气。汪文宣说:“嫂子是不是后悔了?”

“后悔什么?”

“后悔早生了几十年呀。”

沈玉兰笑骂:“你姑奶奶才后悔了。”

沈玉兰带着孙子回到家时,高兴地看到他们的老二得力回来了。

姜得力大学毕业后,在南方某市找到一份工作,月薪三千五。得力的出息让姜国安和沈玉兰深感骄傲和自豪,一旦与人说起,总是眉飞色舞。唯一让他们心焦的是,都快三十的人了,得力却毫无结婚的打算。打电话催促时,他总是说没钱,交不起女朋友。月薪三千五的人居然说他没钱!还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就前后往家里领过三个女朋友,难道那时候的他比现在还阔吗?姜国安夫妇认为他这个理由非常荒谬,意想里他这说话是在为以后不赡养他们打伏笔,于是心下非常不满。这么早他就露出了不孝的意图,可知养子不如养狗,养条狗还帮你看个门儿,养个儿子长大就飞了。姜国安越想越悲哀,心生寂灭之感,在跟来借钱的二姐夫喝酒时忍不住大发牢骚。

祖国的经济蒸蒸日上,欣欣向荣,二姐夫一家却越过越穷。他那曾让姜国安无限妒羡的四个儿子,老大挖煤被矿井活埋了,老二加入黑社会火拼被砍死了,老三讨要工钱娶媳妇不果一气之下在包工头家门前自杀了,只有老四混得不错,讨了个有钱人家的女儿当老婆,不过是远走千里去倒插门儿了。二姐夫两口折腾了一辈子,如今岁月已老,却连一盘包子也没捞上。惨痛经历演变了他的生育思想,“养子还债说”渐渐取代了以前的“多子多福说”。他听小舅子发完牢骚后,醉眼惺忪地说:

“儿子都是冤孽,前辈子的债主,这辈子生过来就是讨债的。你养活他就是还债。还债天经地义,指望债主养老,没那个道理。所以你也甭难过,只要得力不再向你伸手讨钱,就是你的福气啦。”

姜国安将这些话反复回味,觉得事理似乎应该是这样子,否则无法解释社会上不孝子女层出不穷的现象。从此以后,他对老二得力就有了点成见,不大喜欢他了。比如今天,看到得力回来,虽然依旧高兴,却不再有以前那样的兴奋。而得力头发中间的一绺黄毛,更让他心底感到一丝厌烦,觉得流里流气的,是人学坏的先兆,忍不住就指责了几句。

回到家就挨训,得力很不爽,这时正好他妈回来了,就不再理爸爸,拉着他妈讲起了他在南方的生活。得力一身衣着不是名牌,不过挺时尚,人长得也帅,精精神神的,看得沈玉兰满心欢喜。说到后来,话题难免又要绕到得力的终生大事上。联想到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沈玉兰忧心忡忡,害怕得力再不抓紧时间抢一个,以后女孩儿越来越紧俏,恐怕更难娶到老婆了。

“女娃子越来越少呀,”沈玉兰将孙子抱在怀里,悲天悯人地说:“小学校里三五个小子才平均到一个女娃儿,等他们长大了可咋办呐!”

得力嘻皮笑脸说:“好办,到时候鼓励男人搞同性恋,再立法允许同性结婚,不就得了?”

听到儿子说出如此悖逆伦理的话,旁边的姜国安又惊又怒。“放屁!”他黑着脸吆喝:“两个男人结婚,他们能生孩子?”

得力瞥一眼爸爸,不以为然说:“生什么孩子呀,现在生活压力这么大,养育成本又这么高,鬼才愿生孩子!现在流行丁克家庭。”

姜国力与沈玉兰茫然:“什么丁克家庭?”

“就是夫妻都有收入,但是不要孩子。”

姜国安瞪眼道:“胡闹!不要孩子结婚干什么?”

得力撇嘴:“难道结婚就为了生孩子?都什么年代了,还抱着几百年前的封建思想!”

姜国安一怔。虽然身处乡野,姜国安却深知时代的洪流就在外面的世界滚滚前进,并因此保持着对时代风气和社会思想这些概念的敬畏。在这个新潮时尚的儿子面前,自己无异是保守落后的象征。他狠狠咽了口唾沫,没有再说话。

沈玉兰听到宝贝儿子的思想如此荒唐古怪,综合他至今不找女朋友的事实,不禁疑心起他是否要搞同性恋。这么一转念,顿时慌张起来,逼他答应春节前一定要带个女朋友回来。事实上,得力对女友的渴求要比他爸妈强烈百倍。他何尝不想要个女朋友啊,不过是以他的收入和地位,确实不足以让他在那个城市结交一个理想的女友。他与爸妈的愿望其实是一致的,不过目的完全不同,他渴求女朋友,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满足雄性荷尔蒙的需要,而不是传宗接代绵续姜家香火。听着母亲喋喋不休的唠叨,得力渐渐烦闷起来,不耐烦地说:“你给我五十万,我马上给你领回来一个。”

“五十万什么?”

“人民币。美元更好,欧元也行。”

沈玉兰和姜国安都吓了一跳。沈玉兰瞪大眼睛,难以置信地说:“那儿女娃子就那么贵?”

“不是人家女孩儿贵,是你儿子穷!”得力郁闷地说:“我在那儿也就是贫下中农,干一辈子连套房子都未必买得到,还谈什么女朋友。”然后开列出一大串数据,向二老说明那里生活成本的高昂和他自己收入的微不足道。

沈玉兰与姜国安越听越心凉,信了儿子处境的艰难,神情渐渐黯然。姜国安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使命还远未结束,转思养子果如还债,不禁惆怅起来。得力眼见二老哑然落寞,知道他们心里难过,便强颜欢笑道:“要说也是我们这些人活该,城市里的娶不起,乡下的吧又不愿娶。我们几个光棍儿经过商议,决定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踏出国门去找老婆。东南亚那些穷国家有不少女孩儿向往中国,我们打算组团去一趟,找找当地婚介机构,一人买个老婆回来。这叫跨国婚姻,听起来也蛮响亮。听说那儿不少婚介机构跟旅行社合作开展了这项业务,团购的话还会打折优惠……”

姜国安越听越离谱,嘟哝道:“这都什么事?瞎胡闹。”

得力说:“你懂什么呀,这年代,什么事不能发生啊。”

又说了阵话后,得力取出一个黑匣子,打开,戳上电话线玩开了。沈玉兰好奇地旁观,问是什么玩意儿。他说是手提电脑,正在上网。姜国安对这个神奇的高科技不感兴趣,脑袋里只有“五十万”三个字走马灯似的转来转去。他给兔子喂了草,然后蹲在兔圈里,噙着纸烟出起了神,计算“五十万”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在脑子里加减乘除,四舍五入,最后得出答案:五十万,意味着他和沈玉兰还得再干五十年!然而问题是,得力的终生大事能拖五十年吗?何况他和沈玉兰未必有那么长寿。那么,该如何获得这要命的五十万呢?姜国安陷入了深思。

沈玉兰给孙子洗过脚,叫姜国安回去睡。得力房间的灯还亮着,隔过玻璃窗,他看到得力爬在电脑前睡着了。姜国安悄悄推门走进去,要叫醒得力让他回床上睡,无意中扫一眼电脑屏幕,只见上面是一篇文章,大标题写着:“我国将实行计划死亡政策。”姜国安大吃一惊,连忙细看,只见文章写道:

“我国自施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为世界人类的和谐生存与健康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导致我国人口迅速老龄化,到本世纪中期,我国八十岁以上老人将达到4.6亿,养老将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甚至可能导致国家的崩溃和民族的灭亡。为了保证国家的持续发展和民族的长远生存,我国政府在组织相关专家进行了无数次论证以后,决定制定施实‘计划死亡法’,规定凡是我国公民,除了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以及为社会进步做出重要贡献的行业精英,一旦年满六十五周岁,必顺结束生命,以缓解日益严峻的老龄化社会压力。至于死亡的具体方法,倘在论证之中,有消息透露采用安乐死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它更合乎人道主义原则,更尊重人权……”

姜国安看罢,唬得魂飞魄散。他茫然推醒得力,示意他上床睡,然后身体僵硬地走了出去。他记起在很久以前,有一次听汪文宣说到后代养老压力的事,自己开玩笑说,到时候再弄个计划死亡就得了。没想到一语成谶,现在国家真的要出台计划死亡法了。自己已年近六十,这么算起来,再过五六年,自己这一生就得依法结束了,还奢谈什么继续奋斗五十年!他痛苦地想着,身上的冷汗出了一层又一层。

沈玉兰跟孙子睡一个被窝,没有在意姜国安的神情变化,以为他与自己一样在为得力的婚事担忧。她关了灯,在黑暗里瞪了会儿眼,说道:“得赶紧想法让得力谈上女朋友,你看他说那些话古里古怪的,真叫人担心,万一再耗几年,他也搞什么同性恋去了,可怎么办。”

姜国安不出声。沈玉兰闷了一会儿,长长叹一口气,说:“五十万呐,把咱两个老东西抽筋扒皮卖了也不值几个钱,这叫咱往哪儿弄去呢?”

姜国安依旧不出声。沈玉兰以为他睡着了,又独自嗟叹了一阵,也昏昏沉沉的准备入睡。这时却听到姜国安说:“我听汪文宣说过有人卖肾,一个能卖十好几万。”

沈玉兰的瞌睡立刻没了,她睁大了眼说:“真的么?卖一个肾有没有事?会不会死?会不会影响干活?”

“应该不会吧。”

沈玉兰大喜:“哎呀那太好了,咱俩一人卖一个,就是三十万。明天再去仔细问问,看哪儿有人要,咱去联系联系,好不好?”

姜国安懒懒地说:“唔。睡吧睡吧。”翻过身去不再说话了。沈玉兰却心情激动,难以入睡,叨叨地说个不休,要跟姜国安讨论身上还有什么可卖的器官。姜国安愤怒地骂:“闭上你的臭嘴睡觉!”她才停止探讨,不甘心地睡了。

次日清晨,沈玉兰照例早早醒来,叫姜国安起床去清理兔圈。连叫了几声,姜国安毫无反应。沈玉兰一把拽开他的被子,却发现他穿戴整齐。他两眼紧闭,神态忧郁,脸色已经青灰。沈玉兰楞了足足半分钟,然后撕心裂肺地尖叫起来,叫了几声后,软软地瘫在地上昏死过去。得力听到母亲尖叫,慌张地跑过来。他在姜国安的枕头旁发现了一张纸,只见上面写着几个字:“把我的器官都卖了!”

得力眼前发黑,一瞬时天旋地转。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它的起因、经过和发展,更无从判断父亲的死是一念之差,还是他生命的必然。他攥着那张莫名其妙的“遗书”号啕大哭。

没有人知道事情的真相,除了已死去的姜国安。墙上的日历显示,今天是公历4月2号。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两件事。第一:昨晚姜国安在电脑上看到的文章,不过是某论坛发的一张愚人节玩笑帖子。第二:人在死亡一段时间后,除了做解剖标本,身上的器官就没有用了,不会再有人花大价钱来买。

遗憾的是,这两件事姜国安都不知道。他也不可能再知道了。生活的真相往往在错失中跌落尘埃,并被无声无息地掩埋。

原发《四川文学》 2012年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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