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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贯中:政府主导城市化恶化了城乡收入差距

更新时间:2013-02-19 23:16:18
作者: 文贯中 (进入专栏)  

  以脏乱差、违反城市规划的名义强行拆迁充满人气和商情的廉租房和廉价房,将其中的外来务工人员赶走。这实际上是将城市化的真正对象赶走。

  政府主导的城市化还无视眼皮之下的商机。在房价离谱的今天,以城中村为代表的廉租房和廉价房集聚地是来自农村的人口分享城市集聚效应的唯一手段。村内的人口各尽其能,有到村外打工,有在村内开设各种商店、餐馆,为村内的人口提供各种价廉物美的服务。这既创造就业,扩大消费,也正体现了市场驱动的内生型城市化的自发过程。其中的每个人、每个企业(商店)决定迁入还是离开,不是基于政府的命令或补贴,而是基于自己的福利或利润在迁入后是否增加的考虑。这是千千万万个人和企业通过不断试错,追求自身经济增益的过程。这是政府无法代为决定的。这种城中村如果慢慢长大,融入城市,就是这个城市总的集聚效应提高和扩大的内生部分,会给这个城市增添活力。城市的人口可以避免老龄化,工资会比较低廉,劳动供给会比较充沛,从而提高城市的整体效率。由于人口和企业的迁入基于每个人和企业的微观决策,他们是城市人口中最具活力的一部分,而不会像政府追求城市景观而作的大而化之的决策下,那些被城市化和被上楼的人群成为当地政府长期的财政负担和社会不稳定因素。

  和很多新区死水一潭、毫无生气和活力呈鲜明对照的是,城中村内拥有熙熙攘攘的人口和密集的商机。这本来是内生型城市化的好苗子,各地政府应该做的不是熟视无睹,赶尽杀绝,而是承认这些城中村的合法性和过渡性,同时加强规划和管理,例如改良村内的建筑外观、预留道路和预设下水道,以及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例如开设学校、医院、公共活动场所等。

  既然这么巨量的农村人口已经自费自愿地来到城市谋生,已经自发、自愿地聚集在一起,城市又已经离不开他们的各种服务,向他们提供各种公共服务的成本不是比起他们散布于农村的广大空间里的时候要低得多,效率也要高得多吗?这不就是城市化的真谛,即以规模报酬递增的形式实现农村人口的现代化吗?难道离开老百姓能够实现自我的追求,获得实惠的生活,去追求中看不中用、大而无当的空城、鬼城反倒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而且,城市规划和公共服务本来就是政府的职责。政府没有提供这类服务,使目前某些城中村存在所谓的脏乱差,正是政府政策失灵的突出表现,决不应该怪罪于市场失灵,更不能以此为理由消灭内生型城市化的珍贵萌芽。

  其实,沿海城市和省会都市之所以能够正常运转,没有沦为死城和臭城,是依靠农民工的大量存在。这是劳动市场发出的明确信号。在人口可以自由迁徙和定居的地方,总量达2亿之巨的农村人口会在自己所工作的城市定居下来,他们的家属会和自己团聚,子女会在城市的环境内成长,受教育,融入市民社会。然而,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这一切都被官僚用户口制度和土地制度的理由加以阻止,或者要他们违反自己的意愿和市场信号,到并没有工作机会的小城镇去落户、定居。

  但在中国的制度环境下,农村发生逆向淘汰,最能干的农民大量外流,在贡献了自己的黄金岁月后,由于户口和房价,在进入中老年时期,又被迫流回老家,以至于农业成为老弱病残经营的产业。更令人叹息的是,几千万留守儿童无缘分享城市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被迫接受低劣的农村教育。当他们追随自己父辈的足迹进城打工时,他们和城里人在人力资本方面的巨大差距将使城乡收入差在更长的时期凝固化,如果不是进一步恶化的话。

  

  恢复内生型城市化之途

  

  由此可见,由于现行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的阻碍,城市化丧失了内生性。也就是说,某个城市能否长大,不是基于集聚效应的驱动,而是基于政府少数几个官员对投资所作的政治决定,而投资的资金很大部分又是来自对农民土地收益的剥夺。

  这种城市化模式,也许能够最快地从农民手中征到大面积的建设用地,铺设起宽广的大路,盖起巍峨的高楼,开拓辽阔无际的广场,向世界宣示壮丽、堂皇的政绩工程。但是,如果这些花了巨资修成的大工程并没有几个人使用,而急待进城定居的农民工却连遮蔽风雨的廉租房都难以获得,更无权自由定居在自己工作的城市,这种城市化明显走进了和民生无关的歧路。在这种情况下,城市化一定是一个劫贫济富,只愿意吸收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富人,却不断排斥农村中最贫困人口的过程。这样的城市化又如何能够使城乡收入差别不断收敛呢?

  现行土地制度实际上使真正的土地市场无法发育、成长,因而使各地的地价和房价失去均衡价格的客观标准。目前的房市充满泡沫,但是所实施的调控却是无的放矢,因为谁都不知道均衡价格在什么水平上。在现行土地制度下,城市土地必须国有化,因而城市化等同于国有化,城市土地的配置完全靠行政手段,土地价格反映的不是土地的真正机会成本。根据这种地价进行的土地配置必然导致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城市的扩大并不一定代表其中居民的福利改善,也不代表其中企业的利润获得提高。

  遥想当年的苏联,政府官员虽有宏大气魄,却无市场信息,硬是在西伯利亚和远东人工造出一系列城市,又强迫迁来本来位于欧洲的居民和企业。可是,这些城市并没有基于集聚效应的内在活力。它们的存在依赖于计划经济无偿供给的物资和原料;迁往那里的企业和居民也是慑于政治迫害,不得不为。在俄罗斯走上市场经济和民主体制的今天,这些城市因人口和企业的逐渐流走,出于日益尴尬的境地,甚至有渐趋死亡的可能。这是何等的浪费和不人道。

  中国最近30年来出现的不少耗资巨大、缺乏人气的新区、新城,甚至鬼城和空城,也向我们昭示,政府不改革现行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不主动促进三大要素市场的发育,必然无法获得内生型城市化所需的各种市场信息,也就必然走上仅靠几个官员拍板的外生型城市化。这种城市化必然排斥民众,特别是农民和农民工的广泛参与,必然缺乏内在活力,缺乏人气和商机。这样的城市化必然违背了吸收和消化农村人口、使城乡收入差逐渐收敛的宗旨。

  鉴于现行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迟迟没有得到彻底改革,而新一轮的城市化高潮即将到来。这种缺乏市场信号指引的城市化又会给农村人口和农民工带来什么呢?这种担心恐怕不是多余的。

  来源:《财经》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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