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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兵:言论自由与诽谤罪

更新时间:2013-02-05 22:39:14
作者: 陈洪兵  

  请求推定或惩罚性损害赔偿时,必须证明被告具有真正恶意;如仅请求实际损害赔偿,则不必。[27]台湾学者吴永乾指出,“真正恶意法益的精义,扼要地说,就是把普通法(common law)设定由被告提出并举证的真实抗辩(defense of truth),转变成由原告(公务员)证明被告‘明知陈述不实或完全不在乎真伪’的诽谤成立要件。从诉讼法的角度立论,这无疑是一种举证责任的转换,而转换举证的事项则是诽谤言论真伪性的认识问题。”[28]

  针对州普通法的诽谤法则适用于毁损公务员名誉案件时是否违反美国宪法第一及第十四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与出版自由一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从美国宪政体制重视“意见交流畅通”及“回应人民愿望”的立场出发,认为议论时政不但是人民的权利,也是人民的政治义务;有关公共事务的辩论,应该无所顾忌、活力四射及完全开放,即使对公务员有偏激、刻薄、嫌恶尖刻的攻击,也应予以包容。[29]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康维尔案的判决要旨中指出,错误陈述在自由辩论的过程中,不但无法避免,而且应该受到保障,否则宪法所保障的表现自由就没有独立存在的“呼吸空间”。[30]关于错误陈述可能导致名誉受侵害的问题,美国最高法院对于针对法官及其判决的批评指出,若不符合明白而且紧迫的危险要件,并不会因为事涉法官尊严和名誉而受藐视法庭罪处罚的判决先例为论据,认为如果法官必须坚毅不拔,有能力克服充满苛刻指责的恶劣环境,则政府官员亦应如此。[31]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们还振聋发聩地指出,任何针对公务员执行职务的批评,都不免冲击其个人名誉或公众形象,但真正恶意法则不因言论同时损及公务员的私人品格而失其效力。公务员是人民公仆,攸关其适任性的信息,实乃众所关切而具有高度公益性,理当任其自由流通。诸如不诚实、不正派、处事居心不良等个人属性的评断,虽不免贬低公务员的私德,却无不与职务适任性息息相关。这一解释引申了所谓“荆棘不长葡萄,蒺藜不结果实”的圣经教导,从而细腻地强化真正恶意法则的射程。[32]

  国内有学者主张引进美国诽谤法上的真正恶意法则,[33]但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言论市场并不活泼,言论自由法制建设尚为粗糙,实务界对此处于不断探索之中,当前仍不适合引进真实恶意原则,审慎地运用合理查证原则以保护公益性言论当为可行之策。”[34]还有学者断言,“美国这种关于诽谤的‘确实恶意’与我国刑法诽谤罪所要求的主观故意是相通的,但作为一项法律原则更加明确化、具体化。”[35]最后一种观点的确值得倾听。笔者认为,美国真正恶意法则的实际意义在于举证责任,即由原告证明被告具有真正恶意,而不是由被告证明所诽谤之事是否真实。但是,不分公众人物与否、所诽谤之事是否涉及公共事务,一概免除被告证明所诽谤之事是否真实或者说由原告承担虚假性的举证责任,可能导致对普通人名誉权的保护不力。如后所述,笔者认为,我国的犯罪故意应是一种实质的故意,当批评的对象是公众人物、批评的内容涉及公共事务时,从法益衡量观点看,难以认为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不具有诽谤罪的实质故意,故不成立诽谤罪;但当对象为非公众人物、内容非关涉公共事务,即纯属私德之事时,则只要明知不实或者不管真伪而发表言论,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败坏他人名誉结果发生的,则应认为具有诽谤犯罪的故意,因而成立诽谤罪。

  在德国,虽然刑法第188条第2款规定诽谤政界人士,处罚重于一般诽谤罪,但是从德国司法实践情况来看,在民主政治思潮的冲击下,那些诽谤高官或侮辱公署的处罚条款鲜有动用。而且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还多次阐明,公务员就其公务上之行为,应较一般国民忍受更高程度的批评。[36]此外,在德国法上,将言论自由区分为意见表达和事实陈述,基本上按照侮辱对应意见表达、诽谤对应事实陈述,而侮辱罪的法定刑明显轻于诽谤罪,这样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员以诽谤罪起诉批评者(因为批评多为评论性意见)。[37]如后所述,笔者赞成将言论区分为事实与意见,这样有助于遏制“诽官案”的发生。

  在日本,刑法第230条第1款规定:“公然披露事实,毁损他人名誉的,不问有无事实,处3年以下惩役、禁锢或者50万元以下罚金。”第230条之2第1款规定:“前条第1款的行为,经认定是与公共利害有关的事实,而且其目的完全是为谋求公益的,则应判断事实的真伪,证明其为真实时,不处罚。”第2款规定:“与尚未提起公诉的人的犯罪行为有关的事实,在适用前款规定时,视为与公共利害有关的事实。”第3款规定:“前条第1款的行为所披露的事实,与公务员或者基于公选的公务员候补人有关时,则应判断事实的真伪,证明其为真实时,不处罚。”据日本学者介绍,毁损名誉罪的规定是为了保护事实的名誉,即便披露的是真实的事实,仍可成立该罪。这样,与保障言论之间,就会产生矛盾。为了谋求作为人格权一部分的名誉权的保护与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之间的协调,特设该规定。理论上通常将其适用条件归纳为:事实的公共性、目的的公益性与真实性的证明。[38]日本刑法第230条之2的规定显然旨在协调名誉保护与言论自由之间的矛盾,将指向公共事务的言论作为免责的理由。除此之外,非关公共事务的言论,无论是否真实都不能免除诽谤罪的处罚。如后所述,为了保护公民的言论自由与批评权,对于涉及公共事务的事实发表言论,即使不能证明为真实或者说真实性证明失败,只要有合理根据、握有一定的资料,也能免除诽谤罪的处罚。

  在我国台湾地区,“刑法”第310条诽谤罪第一项规定:“意图散布于众,而指摘或传述足以毁损他人名誉之事者,为诽谤罪,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百元以下罚金”;第二项规定:“散布文字、图书犯前项之罪者,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罚金”;第三项规定:“对于所诽谤之事,能证明其为真实者,不罚。但涉于私德而与公共利益无关者,不在此限”。此外,台湾“刑法”还在第311条规定:“以善意发表言论,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罚:一、因自卫、自辩或保护合法之利益者。二、公务员因职务而报告者。三、对于可受公评之事,而为适当之评论者。四、对于中央及地方之会议或法院公众集会之记事,而为适当之载述者。”据台湾学者介绍,表见自由乃“宪法”明示保障的基本自由,由于“刑法”诽谤罪的制裁规定,自会发生剥夺或限制表见自由的后果。刑法为了调适这一个对立矛盾的紧张关系,乃于本罪中特设此第310条第三项作为特别阻却违法事由。依照这项规定,于分则的法定阻却违法事由,使指摘传述与公共利益有关而无涉私德之事,且能证明其为真实的表意人,仍旧享有“宪法”所保障的表见自由,其表意行为因不具本罪的违法性,故无构成本罪的余地。依据本罪的特别阻却违法事由可知,行为人所诽谤之事必须为虚伪,或虽为真实,但却涉及被害人的私德而与公益无关者,方具违法性,而能构成本罪,故行为人虽意图散布于众,而指摘或传述足以毁损他人名誉之事,但其所指摘或传述之事,能证明其为真实,且不涉及被害人的私德而与公益有关者,则行为人即不具本罪的违法性,而不致构成本罪。另外,由于表见自由为“宪法”所保障的基本自由中最具重要性的自由,亦为民主宪政所不可或缺的基本自由,故不宜轻易使其受制于刑法的制裁规定,而动辄受到不当的限制或剥夺。因此,立法者乃于本罪之后特设阻却构成要件事由,这即是本法规定的以善意发表言论,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罚(即第311条)。[39] 综上,根据所诽谤的对象是否为公众人物、所披露的事实是否有关公共事务(即公益)而提供不同的保护;针对公众人物、有关公共事务的事实进行披露的,一般要求原告方(如官员)必须证明被告明知不实或者不管真伪而披露即具有真正恶意,或者被告能够证明所披露的事实与公共事务有关且不涉及个人私德,则成为违法性阻却事由。由此,我们可以检讨一下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系列“诽官案”。

  【彭水诗案】 2006年8月15日前后,重庆市彭水县教委人事科科员秦中飞收到朋友发来的一条短信,内容是一首《虞美人》,其中有几句是“彭水腐败何时了,往事知多少,白云中学流产了,彭酋公路越修越糟糕,学生走光教师跑。”秦中飞看完后觉得“很搞笑”,但觉得《虞美人》不很押韵决定用词牌《沁园春》重新创作。这首词写道:“马儿跑远,伟哥滋阴,华仔脓包。看今日彭水,满眼瘴气,官民冲突,不可开交。城建打人,公安辱尸,竟向百姓放空枪。更哪堪,痛移民难移,徒增苦恼。官场月黑风高,抓人权财权是绝招。白云中学,空中楼阁,生源痛失,老师外跑。虎口宾馆,尽落虎口,留得沙沱彩虹桥。俱往矣,当痛思痛,不要骚搞。”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他以短信形式发了十几条给亲朋好友。9月1日,彭水县公安局以涉嫌诽谤罪为由,对秦中飞刑事拘留,9月11日经该县检察院批准,正式以涉嫌诽谤罪对其进行逮捕。[40]一个公务员编写了一条短信,针砭时弊,结果被当地警方以涉嫌诽谤罪被逮捕,100多名接收并转发这条短信的群众和干部受到调查。在舆论的强烈谴责下,2006年8月15日发端的“彭水诗案”于2007年1月19日以“当事人无罪,相关党政领导非法干预司法”盖棺定论。[41]“据彭水当地的知情人介绍,这首按照‘沁园春’词牌填写的词中,‘马儿’指的是原县委书记马平,现在已经被逮捕;‘伟哥’指的是县委副书记兼县长周伟,‘华仔’指的是现任县委书记蓝庆华。‘官民冲突’指的是‘当地城建打人事件’,当地的城管在执法过程中打伤了宏江超市十字街头卖馒头的妇女周某。‘公安辱尸’指的是彭水下辖的保家派出所阻挠管区内家属安葬被淹死的孩子,反指使人将尸体扔到垃圾堆的事情。词中提高的虎口宾馆(两江宾馆),白云中学、沙沱彩虹桥(乌江三桥)均为当地人所共知的多年未完工的工程项目。‘骚搞’为当地语,是指瞎搞。”[42]

  笔者认为,即便该案中的书记、县长等人“自觉”地对号入座,也不可否认短信中所披露的事实关涉公共事务,故行为明显属于公民行使宪法所赋予的批评、监督权范畴。如后所述,即便短信内容与事实有所出入,行为人也不具有刑法上的实质故意,不构成诽谤罪。

  【山西“稷山文案”】 2006年3月某一天,时任山西省稷山县人大法工委主任的杨秦玉和原县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当时已退居二线)南回荣先后来到农机局局长薛志敬家串门聊天。在这次聊天中,他们谈到一些县委、县政府的工作,意见很大,越聊越激动,最后决定把近几年稷山县的众多问题整理归纳成文,由南回荣执笔,薛志敬和杨秦玉在旁边补充修改。在随后10多天的时间里,他们三人收集证据,斟酌词句,几易其稿完成了一份《众口责问李润山》的举报材料,该举报材料对县委书记李润山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了责问:(1)在县委对面有一块地,县里原本承诺要在此建“稷山标志性建筑”,后却突然卖给个人搞房地产开发,“朝令夕改为哪般”?(2)县纪检委、检察院接连不断对一些开发项目、招商引资的事抓住不放,“为啥引资遭祸端”?(3)县财政上去了,而一个月87.5元的职工午餐补助却始终没有下文,为何“财力涨而工资老不动”?(4)据说李书记常住的当地宾馆是2680元一天的706号总统套间,及针对李书记在打乒乓球时通常是多名服务小姐在旁侍候的现象,他们问“住总统套间办啥工”?文中每个“问”下,都有详尽的论证,全文总共2500多字,其中有这样一段话:“红楼吃住、休闲、娱乐一条龙,李书记定居‘办公’706,总统套间日房费2680元,仅房费至今已达百万元之多。稷山‘皇帝’享受总统套间待遇,专职‘女秘书’殷勤侍陪,久而久之,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就连李书记外出考察,专职‘女秘书’暗中随从,秘密服务,恪尽职守。”(据报道,后来这段话成为3名被告以“诽谤罪”被定罪判刑的惟一理由)。材料写成后,由南回荣到几十公里外的侯马市的一家打字复印部将该材料打印,并复印了40份,交给杨秦玉,杨在家写好信封邮寄地址,以“稷山笨嘴笨舌人”的名义分别邮寄给了稷山县的上级行政区域运城市的市委书记、市长、稷山县“四大班子”及各局办部分领导,共计37份,材料寄出后,很快招来了警方调查,3天破案(据报道,在李书记的授意下将全县所有干部的档案调到公安局一一进行笔迹比对,方得以高效破案)。2006年8月8日和2007年5月17日,稷山县法院(也就是李润山书记所亲自领导下的人民法院)以诽谤罪分别判处杨秦玉、南回荣、薛志敬有期徒刑1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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