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王德志:论我国学术自由的宪法基础

更新时间:2013-02-05 16:17:55
作者: 王德志  

  从而在所谓的“文化权利”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在国际人权公约中,“文化权利”的核心内容却是“参加文化生活;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学或艺术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三项权利,虽然《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中规定:“本公约缔约各国承担尊重进行科学研究和创造性活动所不可或缺的自由”,但是,这一规定却并不处于该条第一款的权利序列中,从第15条的内容结构看,这里的“科学研究自由”并不具有“目的性”,而是实现前三项文化权利的手段,与“鼓励和发展科学文化方面的国际合作”一样,都是为了实现前三项权利所必须采取的措施,因而被学者称为“衍生性”权利,或者“条件性”权利。[19]

  综上所述,之所以不宜把“科学研究自由”作为“文化权利”的一种形式或组成部分,是因为 “文化权利”作为一个法学范畴,同时被运用于宪法学和国际人权法领域,但是,不论是在宪法学领域还是国际人权法领域,也不论是在法源层面还是在法解释层面,“文化权利”都是一个内涵模糊、外延不确定的概念,这必然使“文化权利”作为一个法学范畴的学术价值大打折扣;其次,从我国宪法的角度看,“科学研究自由”固然可以作为“文化权利”的组成部分,但是,从国际人权法的角度看,科学研究自由或者学术自由却并不在“文化权利”的清单之中,这必然会造成宪法学理论与国际人权法理论的冲突与不协调;再次,从权利的性质和功能看,虽然科学研究自由有别于人身自由、宗教自由等传统的自由权,但仍然位于“自由权”的序列,属于“第一代人权”或者“消极人权”,其本质是一种对于国家公权力的防御权,需要通过国家的消极不作为来加以保障。而“文化权利”则位于“社会权”的序列,属于“第二代人权”或者“积极人权”,其本质是一种对于国家公权力的请求权,需要通过国家的积极作为来加以保障。把“科学研究自由”置于“文化权利”的概念之下,就混淆了“科学研究自由”的权利属性,弱化甚至取消科学研究自由的防御权功能。

  最后,把“科学研究自由”放置于“文化权利”之下,给“科学研究自由”戴上的不是光环,而是束缚,非但没有提升“科学研究自由”的价值,反而消解了“科学研究自由”的独立地位。从我国宪法学的角度看,“科学研究自由”的意义和价值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和伸展,学者们往往偏重于解读位于其上的“文化权利”,而忽视了被裹挟在文化权利中的“科学研究自由”。从国际人权法的角度看,20世纪的90年代末,我国政府签署和加入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从而促使我国掀起了一场人权研究的热潮,以“文化权利”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和著作也相继发表和出版。但是,“科学研究自由”却被抛弃于这场人权热潮之外,仍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没有搭上这次“人权热”的“顺风车”。究其原因在于,在国际人权法领域,文化权利被评为“低度发展的类型”,与其他人权类型如公民权、政治权、经济与社会权相比较,就权利的范畴、法律内涵以及可执行性来说,文化权利的发展程度都是最低的。虽然根据《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文化权利经常和经济与社会权利被列举出来,但文化权利获得的关注却比其他两者少了许多,且常常被完全忽略,是一种“被忽略及被遗忘的人权类型”。[20]而在国际人权法的文化权利清单中,科学研究自由又处于弱势地位,相对于参加、享受文化生活等“消费性”、“娱乐性”的文化权利而言,具有文化生产和文化创新功能的学术自由,在这里却处于“衍生性”和“手段性”的地位,使得在我国宪法学领域被忽视和低估的科学研究自由,在国际人权法中也没能得到重视,仍然处于被遗忘的边缘地位。

  (三)科学研究自由与“学术自由”是同义语

  我国宪法第47条规定的“科学研究自由”,在不同国家的宪法文本中存在不同的表述。多数国家的宪法文本中规定为“学术自由”,有的国家宪法如日本国宪法规定为“学问自由”。

  宪法上有关学术自由的规定,最早出现于德国普鲁士王国时期的法兰克福宪法草案,1849年法兰克福西宪法草案第152条规定:“学术及其教学是自由的”,这一规定被1851年制定的普鲁士宪法第20条所采纳,正式成为宪法的一部分。此后,保障学术自由成为德国宪法的特色,被誉为德国的发明。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第142条规定:“艺术、学术及其教学是自由的。国家应予保障和奖励”。二战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5条第3项规定:“艺术与学术、研究与教学均是自由的。教学自由不得免除对宪法的忠诚”。

  与英国、美国宪法关注人身自由、宗教自由和财产权利等“自由权”不同,学术自由并没有受到英美制宪者的关注,因而没有出现在英美的宪法文本或宪法性文件中。其原因在于,人身自由、宗教自由、财产权等传统自由权,就如空气和水一样,对于人们追求幸福生活来说具有“不可或缺性”。而学术自由则不同,在一个存在社会分工的社会里,科学研究等学术活动作为一种事业或职业,只是社会上一部分人甚至是少数人所从事的活动,因此,对于这一部分从事科学研究的少数人来说,学术自由才具有“不可或缺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因为其不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所以谈不上科学研究自由的保护问题,但这并不必然影响人们幸福生活的指数。还有,与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的“生而就有”、“不可放弃”不同,人们从事科学研究工作,需要具备一定的科学知识水平,接受一定的科学方法训练,拥有一定的科学实验设备等,所以,科学研究自由似乎也不具有“与生俱来”的属性。

  科学研究自由之所以最早出现在德国宪法中,与当时普法战争中德国失败后,力图实现富国强兵从而洗雪民族耻辱的国家目的有关。正如德国大学自由的倡导者洪堡所言:大学是一种最高手段,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世界以及全世界的尊重,从而取得真正的启蒙和精神教育上的世界领先地位。[21]可以说,与人身自由等传统自由权侧重于个体性价值不同,学术自由是个体性价值与集体性价值并重的,甚至更侧重于集体性价值,特别是在当今科技竞争的知识经济时代,理论知识的编码成为现代社会的“轴心原则”,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核心因素在于知识的掌握、创造、传播和应用,知识生产已成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成败的关键因素。[22]而知识创新、科技进步是需要学术自由作为法治保障的,所以,学术自由的集体性价值,也就是对于提高国家的国际竞争力的作用和价值,已经超过以往的任何时代。

  从词义上看,德国宪法中规定的学术、研究自由即是科学研究自由,因为德国基本法中的“Wissenschaft”一词,在德、中文字典多翻译为“科学”。有学者考证,“学术自由”在德文中的“Wissenschaftsfreiheit;freiheit der Wissenschaft”和“akademische freiheit”;英文中的“Academic Freedom”.而其中德文所使用的”akademische 一词是德国学术自由概念的传统用语,主要是指在大学中教师所享有的“教学自由”(Lehrfreiheit)和学生的(Lernfreiheit)。并且akademische一字兼有“学院的“大学的”、“学术的”等意义,因而akademische freiheit也指“大学的自由”。而Wissenschaftsfreiheit;freiheit der Wissenschaft则是德国自1849年法兰克福宪法以来,宪法学上的用语。美国法上的学术自由概念移植自德国,英文中的Academic Freedom译自德文中的akademische freiheit,受到德国学术自由观念的影响。德国基本法第5条第3项中“学术”的德文用语为Wissenschaft,德文“Wissenschaft”在德、中文字典多翻译为“科学”。freiheit”[23]由此可见,从词义上看,我国宪法中的“科学研究自由”与德国基本法中的“学术自由”是同义词。不同的是,德国基本法第5条规定了艺术自由、学术研究自由和教学自由,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低47条没有把“教学自由”作为一项独立的自由加以规定。

  由德国宪法所发明的学术自由被传布到世界各地,在欧洲国家中,意大利宪法第33条第1项,芬兰宪法第16条第3项,希腊宪法第16条第1项,奥地利国家基本法第17条第1项,葡萄牙宪法第42条,瑞士宪法第20条规定了学术自由[24];亚洲国家日本国宪法第23条:“学问自由应受保障”。韩国宪法第19条:“国民享有学术和艺术的自由”。据对世界142部宪法的统计,其中有34部规定了学术自由,占23.9%。[25]

  上述外国宪法中规定的学术自由,在民国时期即被移植到当时的宪法草案文本中。1922年,由全国商会联合会、全国教育联合会等八个团体,在上海召开的“国是会议”所提出的宪法草案,被称为“国是会议宪法草案”,在其中的第十章“国民之教育与生计”中,于第91条规定:“学术上之研究为人民之自由权,国家宜加意保护不得限制之”。这是我国宪法草案中第一次出现“学术研究自由”。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各党派共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国是。其中对宪法的制定,曾经议决十二项宪法原则,其中的第11条第4款规定:“文化教育,应以发展国民之民族精神、民主精神、与科学知识为基本原则,普及并提高一般人民之文化水准,实行教育机会均等,保障学术自由,致力发展科学”。当时,中共代表团也曾向政治协商会(又称旧政协)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其中的第九部分“文化教育改革”中也主张:“(甲)废除党化教育,保障学术自由。(乙)大学采取教授治校制度,不受校外不合理之干涉”。[26]由此可见,学术自由是当时各民主党派共同坚持的立宪主张。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自由在宪法文本或者宪法性文件的表述为“科学研究自由”。例如,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43条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在1954年《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科学研究自由”第一次被规定为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和自由,其中第9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公民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科学研究自由在1975年颁布的宪法中被取消,“十年浩劫”结束以后,才又重新写入1978年修改颁布的宪法,1982年修改宪法时,“科学研究自由”被规定在宪法的第47条。

  科学研究自由或者学术自由是一项独立的权利或自由,不需要“从属于”文化权利,也不需要“依附于”思想或者精神自由。首先,学术自由有自己独立的法规范存在形式,学术自由作为一项基本权利,其存在形式有两种情况,其一为“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例如,德国、日本等国宪法对于学术自由或者学问自由,作了明确规定;其二为“衍生性宪法权利”,即在宪法文本中没有明确规定,而是通过宪法解释引申或推导出来的权利。例如,学术自由并不是美国宪法上明文规定的宪法权利,然而由于美国学者受到德国大学自由观念的影响,将之引进美国并大力提倡,终于成为美国社会所普遍接受的价值。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世纪中叶以来,多次在其判决当中提及学术自由。在1952年的Adler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he city of New York一案中,道格拉斯和布莱克大法官的反对意见第一次援引学术自由的概念。在1967年的Keyishian v.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学术自由是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一种“特别的关切”。[27]

  其次,科学研究自由不同于所谓的“文化权利”,这种自由不同于“文学艺术创作自由”或者“艺术自由”,这种不同根源于“科学”与“艺术”的区别。对此,美国哲学家约瑟夫·阿伽西认为,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区别太明显了,艺术是感性的,科学是事实的;艺术是主观的,科学是客观的;艺术是怡情的,科学是有用的。艺术的目标是臻美,科学的目标是求真。作为艺术家,艺术家必须具有用稻草做的脑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61245.html
文章来源:《中国法学》2012年第5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