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闾小波:化理念为制度——民本主义转化为社会公正的路径探索

更新时间:2013-01-31 16:52:20
作者: 闾小波  

  其差别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之别: 民本主义之“民”是泛指与官对应的人,是那些无性别、年龄、身份之别的平民百姓,在政治操作层面是无法也无需加以精确计算的,“民”如载舟之“水”,不可也不必量化。民主主义之“民”从古希腊到现代向来都是特指的、有条件的、有范围的,在政治操作层面必须精确计算。一般说来,民本之“民”具有包容性,而民主之“民”则具有排他性。

  2.“本”与“主”之别: 《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谓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巩固,国家才能安宁。民本主义言说的对象是君主,要求为君者将民视为邦之本。民主主义言说的对象主要是民,强调民拥有不可剥夺与让渡的权利。马克思说过: “不是君主的主权,就是人民的主权———问题就在这里! ”[13]279民主思想强调人民是一切权力的唯一来源,具有排他性。

  3. 从静态的官民关系来看,民主主义强调的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权力必须受到民的监督。而民本主义从未将民的政治地位提升到国家主人的高度,也从未设想出能够让民众限制君主权力的制度。民本强调的是作为君主应高度重视民的存在。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来看,民本主义认为,君主若无视民的利益与民的存在,将会失去统治的对象,君也就不复存在。民与君是相互依存的,但绝不是对等的,也不可以讨价还价。而民主主义则认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事实上存在一种契约关系,两者不仅相互依存,而且是平等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角色也是可以转换的。

  4. 从动态的官民关系看,无论是民本主义还是民主主义皆可视为载舟之水,但运行的机理与过程则迥然不同。民本之民不仅是载舟之水而且还是覆舟之水。民主之民不仅是载舟之水同时还是推舟、护舟之水。民本之覆舟表现为揭竿而起、地动山摇,用暴力的方式完成改朝换代。民主之推舟或护舟则表现为民对政府的监督及用非暴力的方式完成对政府的定期改选,不伤及国本和民生。

  5. 从学理的归属来看,雅典思想家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开始从伦理学中分离出来政治学,从比较政体的角度来讨论民主制与民主主义。而先秦及后来的中国思想家,始终是从伦理学或德性的角度谈论民本主义,不可能从比较政治制度的角度加以分析。孔子甚至将政法与伦理对立起来。“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4]12历史上几乎所有关于民本主义的言说都是在提醒为官者应如何恤民、重民、教民、养民以及驭民、牧民等。其实,早在上个世纪的

  20 年代,梁启超在分析先秦政治思想时就已对民本与民主的异同作了精当的分析:“各家所说,虽小有异同,但有一共通精神,他们都认为国家是由事实的要求才产生的,国家是在民众意识的基础之上才成立的。近代欧美人……向来不承认国家为一个君主或某种阶级的利益而存在。所以,他们认革命为一种正当权利。……但( 中国) 从没有想出个方法,叫民众自身执行政治”[15]。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梁氏提醒国人: “民权之说,中国古无有也”。今天所要探讨的当是诸子百家对于“‘民众意识’其物,作何观察,作何批评,作何因应而已”[16]228。

  概而言之,民本是“内圣”之学,君临之术; 民主是“共治”之学,平衡之术。

  

  三、理念功效的呈现: 民本→民主→公正的传导路径

  

  与西方相比,自古以来中国人似乎更擅长于张扬理念,靠口号治国,而在理念的制度化、操作的技术化上过于柔性,有好理念而无好制度,甚至可以说“志不在此”。任何美好的理念若止步于口号式的倡导,必将致使政治理念与现实政治之间存在巨大的裂口,虽然主政者不遗余力地倡导某些理念,但最终将因残酷的现实而使执政权威流失殆尽,进而迎来周期性的改朝换代。近代以来关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国为什么没有自动衍生出资本主义等,一直在挑战智者的智慧。中西思维与价值观的差异几乎成了共识。季羡林认为: 中西方“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来源于思维模式之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勉强打一个比方,我们可以说,西方是‘一分为二’,而东方则是‘合二而一’”[17]82。“我并不是说西方一点综合没有,东方一点分析没有,都是有的,天底下没有绝对泾渭分明的事物,起码常识是这样告诉我们的。”[18]林语堂则认为: “中国民族之特征,在于执中,不在于偏倚,在于近人之常情,不在于玄虚理想。中国民族,颇似女性,脚踏实地,善谋自存,好讲情理,而恶极端理论,凡事只凭天机本能,糊涂了事。”[19]4 -5季、林在情感上虽然对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有不同的偏好,但都道出了中国人思维模式共有的特征。

  “分析”的取向是走向实证化,钟情于形式逻辑与纯粹知识; “综合”的取向是走向模糊化,推崇德性的修炼与个体的内在感悟。“一分为二”的分析思维,使西方的精神世界既有形而上的畅想,移情于超验的存在与终极关怀; 也有形而下的求证,催生出科技进步。“合二而一”的综合思维,既无意于形而上的畅想,“敬鬼神而远之”,“子不语怪力乱神”; 亦无心于形而下的证明,“奇技淫巧,典礼所禁”。有的则是“形而中”的“民为邦本”、“天人合一”之类折中式的口号,倡导的是对这些口号的综合体验与心灵的顿悟。钱穆认为: “中国思想,有与西方态度极相异处,乃在其不主离开人生界而向外觅理,而认真理即内在于人生界之本身,仅指其在人生界中之普遍共同者而言。此可谓之向内觅理。”[20]2“西方人常把‘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他们认为人生之外别有天命,显然是把‘天命’与‘人生’分作两个层次,两个场面来讲。如此乃是天命,如此乃是人生。‘天命’与‘人生’分别各有所归。”[21]当下有些学者执著地从西方寻找证明儒学现代价值的思想资源。陈来认为,韦伯早已提出,现代文明的一切成果与问题都是来源于价值合理性与工具合理性的紧张。一方面形式的合理性产生了理性形态的科学,合理性的法律、行政体系以及合理性的资本主义劳动组织;另一方面,近代文明生活在本质上以工具理性为取向,强烈地受功利主义所支配,从而导致现代化发展的通病: 形式的合理性与实质的非理性,或工具的合理性与价值的非理性。为此,作者倡导“以和为用,以仁为体”。[22]490 -499的确,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张力,导致了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发生与成长,也带来了西方的“通病”。而中国人倡导的修身、体验、天人合一等,使中国在传统社会就克服了天与人的对立与紧张,但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停滞,科技的不发达以及政治制度( 秦汉之制) 模式化与停滞状态。

  国学家们向来有“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抱负,且有着洞察“他者”之短,“自我”之长的敏锐目光与思维定势。其实,世上没有绝对完美的文明,文明的发展有赖于文明间的交流、取长补短。20 世纪初,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强调: “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的东西与他们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一样多”[23]146。历史上,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对话促进了儒学的壮大与繁荣,宋明之际佛学的引入促进了儒学的第二期发展———理学的兴盛。晚清以来,西学的进入,为中华文明的更张提供了契机。近代以来,国人发出了诸多以西学救济中学的主张,也有中学挽救西学的设想。立足于当下中国,既要克服理念与制度二分的传统政治习性,又要防止西方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失调; 如果说前者是必须改变的已然状态,后者则是防患于未然情形的出现。

  民本主义是中国根深蒂固的政治理念与价值取向,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这无法取舍。问题是如何使民本主义的合理性得到充分的彰显,使得价值与工具相得益彰,以求得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就时代性而言,虽然在民主的样式及其功效等方面存有分歧,但民主的取向已成为人类的潮流与共识。任何制度都不会导致绝对的社会公正,但民主与社会公正的正相关性已为历史与逻辑所证明。[24]在中国,民本与民主的有机结合就是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也是价值与工具的统一。对当下中国来说,积极探索构建一个符合民本理念,体现人民主权的具有可操作、可验证的制度,进而有效地扩大社会公正,当是实现从民本到社会公正的有效路径。

  从民本到民主,首先是认知系统的调适与转变。民本所处的认知系统是伦理学,是一个模糊的文明概念; 民主的认知系统是政治学,是治国理念与治国技术的统一。罗素在 20 世纪初就智慧地觉察到中西国家形态的差异: “中国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实体,还不如说是一个文明实体———一个唯一幸存至今的文明。”[23]从共时的角度观之,东方的中国是一个悠久而孤独的文明实体,而西方则是诸多的政治实体共时并存; 文明实体的形态是少变或固化的,政治实体的形态是多变或求变的; 文明实体靠理念治国,而政治实体要靠制度治国。从历时的角度看,传统的文明实体是依存于农业社会之上的天朝,现代政治实体是建筑于工业社会之上的民族国家与民主国家的统一体。比较而言,农业社会之上的天朝是一个简约的结构,而工业社会之上的现代国家必定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帕森斯笃信: “社会越庞大越复杂,有效的政治组织就越重要,不仅指它的行政能力,还包括( 不限于) 它对普遍主义的法律秩序的支持……除民主社会外,任何组织都无法使个人或某个集团在行使权力方面和作出具体某个有约束性的政策决策时能取得共识。”[25]127由此,若运用治理简约社会的理念来治理复杂社会,缺少了民主取向的法律秩序、治理结构,也就无法让全社会对美好的理念取得共识。经验表明,传统的农业社会与完成了现代化的国家,当今世界穷的国家与最富的国家,都是相对稳定的国家; “而正在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国家,由于经济增长本身推动新的期望与需求,所以在政治上最不安定”[25]199。中国作为正在努力实现小康目标的国家,其坐标正处在这两类国家的中间地带,民众对社会公正有着前所未有的敏感与冲动,而要消解民众的不公正感,增进社会共识,仅靠美好的理念与口号不仅无效,而且会误国。由民本到民主,并非替代关系,而是经过调适,达到彼此兼容。民本思想由理念化到制度化的转变,即借鉴西方民主化的实践,在不同的层级、不同的领域,通过精细的可验证的制度安排,将民本理念落到实处,革除止步于口号式的政治习性,如此不仅会增加社会的公正感,且可破解“黄炎培周期律”,将可“覆舟”之水变为“护舟”之水。对当下中国来说,口号不能少,做实口号更重要,也更迫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主先后从基层( 村民自治) 与中层( 地方党委试行的党内民主) 启动。前者已经制度化,后者尚在各个层级摸索。现行的有关民主的制度供给与绩效都不尽如人意。加快与扩大民主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问题是民主进程的路径设计与速度的操控。

  公正的社会秩序不是自发生成的。“理性选择在理论关于制度形成方面的一个重要维度,就是有意识的制度设计。”[26]91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积极发展党内民主”,“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民主建设路线图,表明中国共产党正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去探索中国特色的民主发展逻辑,开辟中国民主发展的路径。历史与经验表明,民主化的进程通常是从精英走向大众,“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可视为中国版的从精英民主到大众民主。要化图为实,尤其需要总结历史的启示,克服两大路径依赖: 一是传统的民本主义的双重面向,二是理念与制度二分的政治习性。如此,推动中国民主的要津当是从中国共产党的顶层开始,需要顶层自主地创制并公开党内民主运行的操作规则与流程。制度与理念在顶层的统一,是制度良性运行、制度绩效回报递增不可或缺的权威资源。顶层的示范作用才可能真正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第一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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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钱穆: 《中国思想史》,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1 年。

  [21]钱穆: 《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中国文化》,1991 年 1 期。

  [22〗陈来: 《儒家思想与现代东亚世界》,季羡林、张光编选: 《东西文化议论集》下册,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 年。

  [23]罗素: 《中国问题》,秦悦译,上海: 学林出版社,1996 年。

  [24]周光辉、殷冬水: 《民主: 社会正义的生命与保障———关于民主对社会正义的价值的思考》,《文史哲》,2008 年6 期。

  [25]福山: 《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

  [26]何俊志等编译: 《新制度主义政治译文精选》,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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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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