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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涛: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稳定

更新时间:2013-01-31 16:47:58
作者: 王涛  

  

  摘 要:市场化改革使中国社会焕发出惊人的活力,但利益的高度分化也带来了更多的社会冲突。在社会稳定维护中片面强调国家权力的运用,割裂社会稳定与政治稳定的辩证关系,偏离制度建设的根本任务,不利于实现社会的韧性稳定。政治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前提,但转型时期的政治稳定取决于政治体系自身,取决于其能否对社会要求作出有效回应,从而化解社会冲突。因此,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步入良性循环,才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根本途径。

  关键词: 政治稳定; 社会稳定; 社会控制; 刚性稳定; 韧性稳定

  

  在颁布法律法规和制定公共政策的过程中,政府面临的不仅有各种政治主体不同的利益诉求,而且还有多元的政治价值。在众多政治价值中,稳定是一种需要被认真对待并赋予较高权重的价值。首先,必须先有社会稳定,才谈得上社会公平。只有在使得社会合作成为可能的秩序的前提下,社会正义才成为可能。而实现社会稳定就必须建立起有效的政治权威系统和规则系统,因此人类社会的首要问题是建立合法的公共秩序而不是追求自由。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言:“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必须先有权威,然后才能对它加以限制。”[1]当然,承认社会与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可以牺牲正义或者放弃自由。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的有序状态,稳定并不都是有价值的,例如暴君统治下的稳定。

  

  一、政治稳定与社会稳定

  

  这里谈论的社会稳定与政治稳定并不是同一个概念,社会冲突只要被控制在秩序的范围内就不会危及政治稳定。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突出,社会冲突事件频发,但这些事件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政治统治的统一性和社会管治的有效性,中国的政局依然是稳定的[2]。政治稳定主要针对着国家领域,它是指“国家政治系统既能维持既定的社会政治秩序,又有适应社会政治变迁的能力,因而使社会政治生活表现出一种连续、合范、可控和有序的正常状态”[3]。具体而言,政治稳定就是指政治系统的连续性、政治行为的合范性、政治局势的可控性,以及政治生活的有序性。在社会政治体系中,能够从根本上影响政治稳定的因素主要包括:

  第一,广泛存在的政治共识。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理想和政治价值的广泛共识,是维系中国基本政治制度和政治准则稳定以及国家政治生活规范化和秩序化的基础。政治共识对于维持政治体系正常运作的意义自不待言,值得一提的是,现代化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然而正是对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一基本共识的存在,使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在经受各种挑战时能够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地克服困难。反之,当改革遭遇困难的时候,则没有人愿意去帮助它渡过难关。

  第二,国家基本制度的稳定。中国改革的首要任务是确立基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其中,建立合理的政治制度是确保政治生活常态化、权力运行规范化的关键。正因为如此,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化水平就成为评价其国家能力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准。不仅如此,一国国家制度化水平的高低还与其经济发展有着很强的关联性和互补性,这是因为,国家的基本制度体系构成了保障其市场机制正常运行的制度环境。

  第三,政府能力的提升。政府能力是指政府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能量和力量。在现代社会,政府能力是确保国家治理有效性的关键因素。政府能力包含经济管理能力、政治和社会管理能力、行政组织管理能力以及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等多个要素[4]。但从最一般的角度来讲,政府能力主要是指政府的决策能力和执行能力。当前,提高我国政府决策能力的途径主要包括确保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保证政策的连续性等; 提高政府执行能力的途径主要包括提高基层执法类公务员( 街头官员) 的比重和素质,变运动式执法为制度化的常态执法等。

  广义的社会稳定是指社会政治领域的稳定,包含了政治稳定。但本文谈论的社会稳定主要是指与国家领域相对应的社会领域的稳定。社会这个概念又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社会概念既包括市场经济领域( 私人领域) ,又包括由私人所构成的公共领域( 私人自治领域)[5],在这两个领域中,都可能包含着政府权力的介入; 狭义的社会概念只包括这两个领域中的某一个。马克思使用的主要是狭义的社会概念。在马克思那里,社会又被称为市民社会,是指人们在生产和交换中所发生的物质关系,以及直接从生产和交换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个概念接近于其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经济基础”。相对于社会而言,政治则属于屹立于其之上的上层建筑。

  探讨当前中国的社会稳定,宜采用广义的社会概念。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辩证关系。我们认为,在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之间同样存在着辩证关系:

  一方面,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是导致政治统治危机爆发的根源。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冲突都会上升为政治冲突,在现代社会,大多数社会冲突都可以通过国家司法系统得到有效化解,而社会冲突向政治冲突的转化又受到民主政治的控制和规定。但是,社会断裂造成的深刻社会分歧一定会上升为政治上的根本对立,并最终瓦解政治稳定的基础。执政者的懈怠,政府职能的错位、越位和缺位,国家权力运行的弊病,权力制约手段的失缺,都会扩大社会裂痕,使得社会冲突愈演愈烈。

  另一方面,只有充分发挥政治上层建筑对社会秩序的保障作用,才能够把社会冲突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从而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国家是建立社会秩序的必要条件。正如霍布斯所指出的,如果缺乏一个令人信服的公共权威,不仅人类文明无法存在,而且“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6]。因此,建立政治权威实现政治稳定是保证社会稳定的基本前提和条件。进而言之,政治局面陷入持久动荡最终会危害社会稳定。虽然现代社会冲突乃至政治危机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社会内部因素导致的,但是一国政局的安危却对其社会秩序的维持有着深远的影响。这体现在: 其一,政策的不稳定会对民众日常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 其二,政治制度的破坏会造成政治斗争的无序化,引起社会动荡; 最后,政治价值共识是维系社会团结的基本纽带,政治不稳定最终会表现在社会各阶层政治价值的根本分歧上,而这种分歧会破坏和瓦解社会团结。

  其次,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调解社会冲突是国家的一个重要功能。在人类历史上,绝对和谐或静止不变的社会状态是不存在的。历史经验表明,有人群聚集的地方就有冲突,即使在原始社会中,冲突也是不可避免的。进入文明阶段后,人类社会要得以持续,就必须依靠国家这个权威对可能危害自身的暴力冲突加以控制。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冲突本身并不会被彻底根除。“冲突实际上会产生许多能使人类生活更具有实际意义的东西。没有冲突,社会就会呆滞,就会灭亡。”[7]既然冲突不可避免,又能够增加社会活力,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必须对冲突进行适当的调节,使冲突不至于以将会毁掉整个社会的暴力的方式进行。除了权力和法律,在人类历史上,习俗、道德和宗教等都曾经是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但是,现代社会主要依靠权力和法律来维护社会秩序。因此,对于变革社会而言,由于社会矛盾极端复杂以及传统社会控制手段的式微,实现政治稳定就具有了异乎寻常的意义。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国家一方面依靠公共权力的威慑力,另一方面通过逐步创建和创新利益协调机制来控制社会矛盾、化解社会冲突; 只有在国家沦为特定集团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以致民怨沸腾的情形下,才会发生社会秩序的彻底破坏。

  

  二、社会刚性稳定还是社会韧性稳定

  

  中国改革的最初目标是通过移植市场制度求活力,在政治生活恢复常态化以后,力争以经济体制改革的迅速推进来引发整个体制的深刻变革。从这一过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实现政治稳定是中国各项事业顺利开展的前提。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就根本谈不上发展。政治生活长期处于非常状态,社会稳定难免会遭受冲击,社会发展也会中断。因此,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政治生活的规范化和秩序化对于整个改革而言,具有前提性的意义。其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国家引导的现代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领导和推动我国各项事业改革的关键性角色。30

  余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也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一,发展的非均衡化问题。在资金、自然和人力资源方面,东部地区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大城市具有先天的集中优势和后天的配给优势,某些部门具有分配上的政策优势。应当承认,政府优先发展东部地区、优先发展城市、优先发展一部分产业,在一定时期具有合理性。但这种偏向性发展的长期存在,不仅造成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越拉越大,而且还形成了能够影响政府政策导向的既得利益群体。

  第二,社会不公的问题。以“经济增长为中心”、效率优先的发展逻辑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在这种发展观的长期指导下,那些拥有资本、技术和能力,因而对助推经济发展有更大作用的企业和私人,必然会受到政府更多的重视,得到更多照顾,享受到更优惠的政策;而政府在二次分配中对这部分人的偏袒,更是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改革过程中包括下岗、失业工人在内的一部分群体却承担了更多的改革成本。他们或被买断工龄、自谋职业,或企业破产倒闭,成为改革初期的利益受损者。

  第三,政府腐败的问题。与众多发展中国家一样,腐败是中国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开展,调控经济、市场监管,以及改善民生、完善社会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相关工作都需要政府来主导,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行政权的再次扩张,即现代“大政府”的兴起,由于当前规范政府权力运行的相关制度和机制尚不健全,行政权的扩张也很容易造成权力的滥用和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的众多社会矛盾,很大一部分都是由于各项制度尚不健全引起政治权力不当介入所导致的,这是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稳定状况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也制约着上述问题的解决。在改革过程中,旧的体制逐渐解体,新的制度又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制度漏洞成为诱发利益冲突的根源。例如,城市房屋拆迁和农村征地拆迁成为城镇化进程中最容易引发社会冲突的两个领域,究其原因,就可以归咎于现阶段我国土地产权的模糊及其引发的政府土地财政偏好。作为开启和推动中国各项改革的关键性角色,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要承担起维护社会稳定的重任,就必须依靠制度建设来规范包括自身在内的各类主体的行为。尽管如此,由于转型时期是爆发社会冲突的高发期,在社会稳定维护上国家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国家要维护的是社会刚性稳定,还是社会韧性稳定,这涉及实现社会稳定的路径选择。

  所谓刚性是指两个物体相碰撞不会发生变形,因此两个刚体不会占据同一个空间,而追求社会刚性稳定就是抱着一种要么稳定、要么不稳定的极性思维。按照于建嵘先生的界定,刚性稳定“以政治权力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为基础,以社会管制绝对状况为目标,缺乏韧性、延展性和缓冲地带,维系社会的成本十分巨大,隐藏了很大的危机”[2]。事与愿违,追求社会刚性稳定的后果往往是增强了社会的脆性,这样的社会缺乏对矛盾冲突的承受力,其政府缺乏对不稳定事件的承受力。社会刚性稳定不能容忍任何形式、规模、程度的社会不稳定事件的发生,但“当人们通过正常的途径比如信访、向领导反映等,表达自己的利益需要时,政府机构有的要么置之不理,要么草率行事;当人们因问题得不到解决而采取较为激烈的表达方式时,有的又急于使用压制的方式控制事态,甚至不惜出动警力”[8];而事情一旦闹大,上级政府为了尽快息事宁人,则会推动相关事件的解决,对当初的受害者给予一定的补偿。如此一来的一个恶果就是,这个过程向人们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只有“会闹的娃儿有奶吃”,结果矛盾并没有得到真正平息,基层政府只好采取派专人监控、许诺给予某些分配指标等非正常手段来对重点对象进行直接管控或安抚。

  与社会刚性稳定相比,社会韧性稳定无疑更加可欲。在材料物理学中,韧性是指材料承受应力时对折断的抵抗,它表达的是材料在塑性变形和断裂过程中吸收能量的能力。韧性越好,则材料发生脆性断裂的可能性越小。把韧性的概念应用于社会领域,社会韧性就是指社会在受到冲击之后恢复到正常状态的能力。保持社会韧性稳定的关键是要尊重民众作为利益主体的地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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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探索》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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