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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海仁:自救还是他救:受害人的权利救济问题研究

更新时间:2013-01-30 22:44:56
作者: 贺海仁  

  

  【摘要】受害人是指所有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的人,受害人的权利源于自然状态中人的生存需要和人作为人的道德资格,应当首先承认每个人都有认定自己权利受到侵害的主观权利,赋予每个人确认受害人的资格和自由。在这个前提下,区分“命不好的人”、“受苦的人”和“特殊的不幸的人”才具有现实基础,也为甄别不同形式的救济理论确立了立论的基础和方向。现代权利救济理论承认受害人作为权利主体和救济主体的双重身份,它的使命在于贯彻自我救济的权利这一核心观念,从而与道德范式下的怜悯论和神学意义上的救赎学拉开了距离,以此张扬人的价值和自我救赎的世俗意义,为与一种合乎正义的社会结构相契合的善政或权利的道德提供驱动力。

  【关键词】受害人;自救;他救;权利救济;正义

  

  对受害人有什么样的认识,就有什么样的救济行动,对受害人地位和状况的判断既是主观命题也是客观命题。有三种关于救济受害人的理论:道德怜悯论、宗教救赎论和权利救济论。怜悯论和救赎论是关于他者和有关他者的救济观。他者救济观可以改善受害人的境况,或多或少减轻受害人的痛苦和不幸,却忽视了受害人自身的主体价值,从而导致“被救济”的温和式家长制效果。权利救济论是关于受害人自我救济的观念和理论,强调受害人在救济问题上的主体资格和自由,关注避免或减轻苦难的社会和制度因素,实现了权利主体与救济主体的内在统一,推动了救济的理论和实践从“被救济”向“自我救济”的转变和发展。在走向权利的时代,赋予受害人自我救济的制度品质,有助于建构与权利观念相契合的现代救济理论。

  

  一、自然受害主义和社会受害主义

  

  谁是受害人以及如何善待受害人是道德和政治哲学不能回避的重大问题,这也是考察人与人关系的重要视角和方法。笔者首先从受害人自身的角度对什么是受害人加以简单分类,然后对受害人的类型给予总体性的评价。

  从历史的角度看,受害人由“命不好的人”、“受苦的人”和“特殊的不幸的人”构成,不同类型的受害人决定了不同的救济方法。同时,不同的受害人相互之间存在着转化的通道,即存在着从一种类型的受害人向另外一种受害人转化的事实和可能性,当然,受害人主体的转化不是线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它意味着在任何社会中不同的受害人都具有现实性,只是何种类型的受害人占据结构的中心地位,以此制约着救济方法的性质和方向。

  (一)命不好的人。“命不好的人”是那些具有自我归责并具泛神论意识的人,这种意识从根本上导致了自我谴责和自我否定的宿命论。一个命不好的人不是缺乏改善自己悲惨境况的能力,而是缺乏改善自己悲惨境况的资格和能动性。他虽然意识到了自己作为受害人的客观境况,却没有将这种客观境况当作一个可以克服的对象。更为严重的是,在“命不好的人”看来,自身存在就是使自己成为受害人的主因。在19世纪以前,人们总是对那些“命不好的人”抱有最大限度的同情心,下面谈到的怜悯或不忍的理论发挥着主导性作用,救赎论和圣人救济观也应运而生。

  (二)受苦的人。工业革命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也唤起了“饥寒交迫的人们,全世界受苦的人”的觉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发和推动下,革命、战争、暴力成为“受苦的人”的救济方法,在这一过程当中,加害人与受害人一道构成了具有相同性质指向的对立关系: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等。与此相适应,也存在着广泛体现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具体关系范畴,如家长和家子、男人和女人、白人和有色人、富人和穷人等等。与“命不好的”人相比,“受苦的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苦难根源不在于前辈的罪过、大自然的反复无常和自己的原罪之身,而在于自身以外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他人的过错、社会结构性压迫等。

  (三)特殊的不幸的人。“特殊的不幸的人”是现代性结构下新的受害主体。如果说“命不好的人”的糟糕命运尚可通过圣人、善人、好心人或来世得到改善,“受苦的人”可以通过革命、起义、解放、反叛等方式自我拯救,那么有一种不幸的人则既失去了救世主的眷恋,也失去了自我救济的能力和信心--自己既是受害人,也是加害人,受害人是使自己受害的加害主体的一部分。这种意义上的不幸的人没有赎罪的观念,也不认为自己是戴罪的主体,他们或许具有现代的权利意识,但由于对自己参与其中的社会过程缺乏必要的反省意识而时时处于恐惧状态之中,更为重要的是,特殊的不幸的人放弃了行使自我救济的权利,风险社会正是由现代性构造下的不幸的人所组成的。

  从规范的角度看,受害人类型还可以大致分为自然受害人主义和社会受害人主义两种。

  (一)自然受害人主义把引起人的痛苦和不幸的因素都作为受害人的因素。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把它们归纳为下列六类三十八种:(1)人生之苦七:投胎、夭折、废疾、蛮野、边地、奴婢、妇女;(2)天灾之苦八:水旱饥荒、蝗虫、火灾、水灾、火山(附地震山崩)、屋坏、船沉(附车祸)、疫疠;(3)人道之苦五:鳏寡、孤独、疾病、贫穷、卑贱;(4)人治之苦五:刑狱、苛税、兵役、有国、有家;(5)人情之苦八:愚蠢、仇怨、爱恋、牵累、劳苦、愿欲、压制、阶级;(6)尊尚之苦五:富人、贵者、老寿、帝王、神圣仙佛。在自然受害人主义的主导之下,遍地都是受害人,人人皆是受害人,而且是客观意义上的受害人,甚至那些受情困扰的恋人们也是受害人。[1]人道之苦、人治之苦、人情之苦和尊尚之苦可入人祸的范围,在人生之苦中,有的可以归于天灾范围,有的可归于人祸的范围。[2]自然受害人主义把人所遭受的苦痛均归结于自然的和拟制的客观因素,揭示了人生苦难的表现形式和真实存在,关照了个体人的生存困境,不过,自然受害人主义带有强烈的宿命论和原罪论,无论天灾因素还是人祸因素都具有强烈的自我归责的倾向,渲染了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的对立,增强了人的无力感,给人生涂抹了过于阴沉的色彩,而不加区分地混淆人的七情六欲所展示出来的自然情感,也阻碍了人生的丰富性和人生品质的美学意义。

  (二)与自然受害人主义不同,社会受害人主义更加关注受害人的“人祸”因素,对人祸的内涵作出了广义上的解释,也就是说,倘若不是直接由自然原因造成的灾祸均可以归结到人祸的项下,它强调由于社会原因特别是因为制度不公而使人遭受苦难沦为受害人的境况。柳宗元在阐释受害人的原因时强调了人祸胜于天灾的机理:“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于是蛇者乎!”社会受害人主义虽然不否认人自身的过错以及天灾因素,但如果只通过人祸的视角认识和看待受害人,无形中减免或忽视了人的责任心以及人的理性不及的能力,容易较为彻底地导致无政府主义,这在东西方文化中都有所表现。老子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的判断固然谴责了无道的社会制度,但也消减了人自身的社会责任。源于西方的乌托邦主义虽然不否认政府存在的必要性,但对完美政府的设计和要求成为解决受害人问题的全部前提和出发点,同时忽视了人自身的因素以及反复无常的自然对人的损害因素。

  不难看出,自然受害人主义和社会受害人主义都是“理想类型”的理论处理方式,而事实上受害人往往具有自然受害者和社会受害者的双重因素。[3]有时候,看似纯粹的自然受害者(包括凶年中的灾民和惯有的“鳏寡孤独”和“老幼废疾”)因荒政措施的合理和公平程度(“善政”)决定了此类受害者是否沦为“二度受害者”。大自然的无情并不因人类社会的政治良善的程度而减弱或消失,人生有涯也不必然以正义的社会结构为前提,然而,善政的价值在于不预先制造受害人,在灾难来临时至少不加重受害人的苦难,并且不遗余力地消弭或减轻受害人的困难境况,这构成了受害人正义的主要内容。

  

  二、霍布斯的权利问题

  

  不同的原因造就了不同的苦难及其相应的受害人,而不同类型的受害人又决定了不同的救济方法。虽然对归责的讨论并非总是可以达成一致意见,但把一个人受害的原因归结为天灾还是人祸的范畴会产生不同的救济效果。比如,饥饿是使人成为受害人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认为饥饿总是由粮食匮乏或歉收等自然原因引起的,或者认为在人口与粮食之间发生了此消彼长的非平衡关系,一旦人口、田亩、粮食之间的比例严重失调,就会发生饥荒,在这个意义上,把饥荒的原因归于天灾或人口增长似乎并无不妥,而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案通常是控制人口、开垦荒地、增加粮食产量、技术发明等。[4]

  阿马蒂亚·森从权利理论的角度分析了饥饿产生的原因,讨论了食物分配的权利方法问题。在他看来,即使那些看上去完全由自然原因造成的大面积饥馑也不能笼统归结为天灾,饥荒不取决于食物函数,而取决于权利函数,后者是指人们获取和支配食物的资格和能力的一系列因素。“如果说食物供给本身对饥饿现象的普遍存在有什么影响的话,其影响也可以被认为是通过权利关系而发生的。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八分之一的人正在遭受饥饿,那么这只是他们未能获得充分的食物权利的结果,并不直接涉及物质的食物供给问题”。[5]获得食物的权利如其他的基本人权一样,是基于人的生存需要而产生的一种资格、能力和自由,这样的权利可向国家发出命令并且具有正当性,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减轻或避免饥饿。倘若人们缺乏获得食物的权利,就会出现即使粮食增产也会产生饥荒的现象。正因如此,阿马蒂亚·森指出:“如果没有社会保障系统,今天美国或英国的失业状况会使很多人挨饿,甚至有可能发展成饥荒。因此,成功地避免了饥荒发生,靠的不是英国人的平均高收入,也不是美国人的普遍富裕,而是由其社会保障系统所提供保证的最低限度的交换权利。”[6]因此,导致饥荒的重要原因不是食物的匮乏或粮食歉收等自然天灾因素,而是权利贫困;权利贫困不是自然天灾而是制度天灾,或者可以被恰当地称为不可归责于受害人自身原因的人祸。

  权利贫困是近代自然法理论和自由主义哲学的重要主题。霍布斯在其政治哲学形成的过程中首次提出了讨论权利的前提--“权利问题”。在明确肯定了人人都享有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之后,他指出,权利问题就是“争辩的双方都相信他们自己是受害方”。[7]既然先天地确立了每一个人都是受害人或潜在的受害人,那么在自然状态中人人既是自己或涉及自己案件的当事人,也是这些案件的裁决者和执行者,为了生存的需要人人都有捍卫生命、自由、身体和财产的绝对权利,“而这种权利即战争的权利”。[8]由战争所引发的冲突危及人们的生命、财产及其自我保存,在这一过程当中,死亡的恐惧始终笼罩在人们的心头。自然状态是否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历史阶段,以及在社会状态之前是否真实地有一个自然状态是一个问题,而用一些概念和条件刻画出一个谈话的背景,并在这一背景下解释所要把握的真问题是另外一个问题。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真诚地相信在社会状态之前有一个自然状态时期,卢梭承认自然状态是一种“不再存在,也许从未存在,可能将来也不会存在”[9]的状态。但是,对于自然状态的主张者而言,需要确立社会状态的起点,使社会状态成为可能,重要的是要为国家和政府的合法性确立新的合法性基础,政治作为科学的意义正在于此。

  霍布斯一开始就把自然状态定义为战争状态--一种充满血腥的人与人之间争斗的混乱状态。人们为了自我保全而对危及自己或将要危及自己的事物奋起抵抗或实施打击。保存自己的自卫行为不仅合情合理,而且是一项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自我保存和为了自我保存所必需的手段表达的是人最强烈、最根本的欲求。“每个人都有自我保存的权利,因此也有为此目的采取各种必要手段的权利。这些手段的必要性是由他自己来判断的。只要他判断对自我保存是必要的,他就有权利做一切事情,拥有一切东西。在对一个实际采取行动的人作判断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即使那是错误的行为,也因其出自他的判断而是合法的”。[10]正确的理性即自然法要求权利主体对是否有助于自我保存的任何事情作出判断。“就自然法而言,一个人是他自己事情的裁决者,无论他要采取的手段和行动对他的生命是否必要”。[11]判断权作为一项权利具有绝对的性质,判断的标准在于权利主体,权利不从义务出,而是义务从权利出。正如列奥·施特劳斯所言:“所有的义务都是从根本的和不可离弃的自我保全的权利中派生出来的。因此,就不存在什么绝对的或无条件的义务。--唯有自我保全的权利才是无条件的或绝对的。按照自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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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方法学》2012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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