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听邓正来教授去世的噩耗，总想说点什么。从学问到人生，邓正来是棵参天奇树。

最初关注邓正来，已是本世纪初，在一本法学期刊上读了他写的关于哈耶克研究的文章，知道他是吉林大学的法学教授，学外语出身，但法学功底深厚，很有思想。由此开始留意他，又读了他的几篇大作。后来我到司法机关从事法律实务工作，大块头读学术书籍和文章的时间明显少了。对邓正来的关注也就少了。再次关注他，竟然是在不久前得知他患了胃癌。闻听此讯，顿生惋惜之情。后来一次法学界朋友相聚，提到此事，大家还叹息一番。不料昨天噩耗传来，邓教授已惜别学林。

在这个浮躁的年代，能够做出大学问、成为大家公认的大家的，已属不易。邓正来赢得了大家的声誉。在媒体负责法治新闻的近20年间，我有幸采访过许多法学大家，也邀请过一些法学大家参与研讨有关领域法制建设的高层论坛，与他们进行过不少交流与对话。我曾概括，所谓大家，通常具有这样几个特征：其一，有独到、深刻、精辟的见解，甚至自成思想体系；其二，学富五车，学贯中西，但能把各学浑然一体，融入己身；其三，触类旁通，运用自如，有很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即便面对自己并不熟悉的专业领域，也能很快进入并抓住问题的关键和要害；其四，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再深奥的内容也能讲得一如家常，一听便知。邓正来就是具有这种特质的学问大家。

说实话，这几年参加学术会议，我最头疼、最反感的，就是听一些青年法学教授（其实他们的年龄也在40上下了）尤其是某些名校个别教授的发言。我的涵养并不那么好，有一次，我忍无可忍，只好提前离席了。这些所谓的名校新秀，言必称西方，张嘴即欧美，离开西方的论据，离开华丽辞藻（所谓“文学化”）的包装，他们似乎不会说话，不会写文章。更为要命的是，他们引用西方神圣、欧美经典，不是为了研究中国，而是专为批判中国，不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是为了炫耀自己对西方的崇拜。每当听着这种“学术”，我只能为他们悲哀，为他们所在的名校悲哀。

相比之下，邓正来是高山，是大河。他在外交学院研究生毕业后就没有“就业”，而是选择独立治学，做了“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成为社会科学自主性研究的领航者，并为建立中国社会科学学术传统、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做出了持久的贡献。他是中国唯一一个横跨六个学科、并在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核心社会科学学科同时位居前五名的学者。他西学深厚，西为中用，倡导走自己的路，不为“伪西方化”所支配。邓正来是完全有资格批评“伪西方化”的。他被誉为“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研究的领航者”，高全喜把邓正来对哈耶克主义的研究路径列为哈耶克“显学”研究的第一种，称之为“知识社会学”路径。除了哈耶克，邓正来还译有罗斯科·庞德的《法律史解释》，埃斯特林、格兰德的《市场社会主义》，克利福德·吉尔兹：《地方性知识：事实与法律的比较透视》，路易斯·亨金：《民主、宪政、对外事务》，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等西学经典名著，对西学有着精深的研究。正是在这种深刻理解、掌握了话语权之后，他对“伪西方化”的批评才极具说服力。在他看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伪西方化”支配着中国法学。“从来没有一个西方的学者大师说过他们的制度安排是最好的。但很奇怪，一到了中国，在某些人那里就成了唯一标准，只要不赞同，你就是出问题，让人不再有任何思想的想象力了，你根本不再可能有自己所谓的民族的特性，所有东西都是别人给你安排的。”邓正来的学问也重视批评，但他的批评的可贵之处在于，第一，他的批评并不以“西方化”为惟一标准；第二，他在批评的同时，提出了自己对问题的解决之道。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很欣赏一句话：遥远的田埂上毛毛细雨当中有一头牛，你用一个具像手法画出来，那头牛就是模模糊糊的，它就是复杂的，看不清的，那才是真的。这头牛就像今天的中国，问题要远比西方人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只有深入研究中国转型期整体性和共时性两大特点，我们才能把自己的问题看得更为真切，把自己的事情做得更好，然后为世界未来的新秩序作出中国人自己的贡献。”

斯人已去，盖棺论定。邓正来的经历或许正好能为他的思想变迁、学术变化作注。从惊世骇俗地自砸“铁饭碗”，到最后被称之为回归“体制内”；从用大部分学术生涯翻译研究西学，到最后反对“伪西方化”，他的人生经历和学术生涯是否可以用“理性回归”来概括。或许，时间才是永恒，年龄终究铁律，人生必须有这样从激扬到理性的历程。我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