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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思余:学院布道、思想启蒙与改革新思维

更新时间:2013-01-26 18:08:28
作者: 阮思余  

  

  作者按:本文是笔者在刚刚结束的这个学期给2012级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同学讲完《政治学原理》后,收到韩远舢同学的三个问题。对于大一的同学、而且是刚刚接触政治学专业课程的同学来说,能够提出如此有深度的问题,可谓不多见,也非常难得!在如今大学校园越来越功利化、浮躁化的时代,能够去如此深入思考宏大政治问题,也是一种“奢侈”!面对如此爱好思考的同学,如果我不认真作答,总是感觉有愧为师!特别让我感动的是,昨天,远舢同学再次催促我,问我是不是忘记了他的问题,我怎么会忘记?所有的文债我都铭记心头,何况来自学生的问题,我又岂能轻易忘记?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来,颇有意思的是,期末考试我出了六道试题给他们做,现在远舢出了三道题给我,这也算是一种学术探讨上的“礼尚往来”!

  

  以下是远舢的三个问题,我逐一“作答”:

  

  老师,我是政行5班的韩远舢。近来我一直想问您几个问题,最后一节课我怕问题太多拖延您时间所以没敢向你提问。

  

  1、面对官方强大的有经济利益和公权力诱惑或者威慑的所谓的“正面宣传”,我们政治学人这种启迪民智的学院式的“布道”会不会略显苍白?

  

  不知道你怎么会有如此担忧?实话说,我不但不会觉得苍白,恰恰相反,我觉得在今天的大学教育处于一个普遍放羊、个性张扬的年代,我们这学期以读书为主的课程安排,既是一种学术训练,又是一种思想启蒙,还是一种学院回归。因此,我觉得我们这学期的学术训练非常有必要,而且意义重大。为什么这么说?这就取决于我们怎么看待“启迪民智”。

  

  第一,要相信民智是需要启蒙的。问题在于,谁来启蒙?启蒙的使命当然首推思想界。政治学界也承担着责无旁贷的使命。首先,我们要承认学院式的“布道”有其不可取代的意义。它提供给我们的是关于政治世界的认知的知识与理性。正是有了这些知识,我们才可以在一些价值之间进行选择,进而作出某种理性的判断。如果没有这些知识的积累与沉淀,我们就可能只能是“跟着感觉走”,完全从感性、感觉出发。一个很显然的事实就是,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与没有受过正规学术训练的,一个受过政治学科班训练的与没有受过政治学科班训练的,在对一些问题的态度与看法上,还是有些差距。因此,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政治学人的学院式“布道”是一种不可或缺的启蒙教育。它开启的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民智。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政治学人的使命非常重大。

  

  第二,要相信民智是能够启蒙的。我们今天看到,民智已经逐渐在开启,因为个体在崛起,权利在伸张,公民在成长。随着互联网、电视、报纸、手机等大众传媒的普及,民智已经得到了空前的启蒙。今天人们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与法治意识也空前增强。这就说明民智是能够启蒙的。已经启蒙的民智与未开化的民智还是有着本质的区别。一个基本的标志就是,人们有一种理性去判断官方的说辞、言行是否一致,是否合乎正义,是否在忽悠人民。而且,人们还会质疑、批判官方的种种不当行为。甚至,还会积极揭发当局、官员的某些丑闻。这就说明,已经启蒙了的民智不再畏惧权势,他懂得什么是他的权利,什么是他可为之事。

  

  今天的社会,有一种普遍的心里就是,不管你官方怎么说,反正我就是不相信你。你为自己辩护,我肯定不相信,因为我认为你是在说假话,在撒谎;你承认自己有过失,那你肯定还有所保留、有所遮蔽,只是在做表面文章,事情的真相肯定比你说的还要严重,还要可怕。反正不管你(官方)怎么说,我就是不相信你。我们姑且不去评论这种心里恰当与否,但是,至少说明一点,那就是今天的民智已经启蒙了、开化了。

  

  第三,也要相信启蒙后的民智是可以抗衡所谓的“正面宣传”的。你看今天的正面宣传将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官方的那些没有说服力的“正面宣传”也就会自然显得苍白无力。官方很多忽悠老百姓的说法已经遭到了网民们、普通公民们的嘲讽。为什么?因为民智已经启蒙了,老百姓再也不是那么好忽悠了。道理很简单,正面宣传不说真话,不面对事实,人们再也不会相信你!

  

  实际上,中国社会和中国政府已经告别了只是官方单方面发布新闻,而惘然不顾社会反应的时代了。虽然我们还经常见到有不少地方政府仍然“我行我素”,喜欢单方面发布关于某一事件的新闻。这只能说明这些地方政府在“正面宣传”的问题上已经落伍了。因为自言自语的“正面宣传”如果不是基于事实的回应,不是真的在反思政府的失职失责,而是一味在为自己辩护,一味在替自己开脱,稍有政治理性和政治判断的人,是不会相信这样的说辞。

  

  因此,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当官方发布关于某一事件的新闻稿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质疑、反对、批判、嘲讽的声音。这些声音不只是由当事人发出,更多的是网友们、各种报章杂志的评论。就连新华社、人民日报、人民网等都会发出公开质疑的声音。这些都说明,“正面宣传”正在遭受到巨大的挑战。只要民智开启了,人们就有能力、有理性去对抗、去反思官方的那些所谓的“正面宣传”。

  

  2、当下人们把促进中国的民主,公义的希望寄托在新任领导人身上会不会太过天真?如果他们只是为了继续保有既得利益,可能只会是温和的改良而不是卓有成效的改革,您怎么看中国社会的改革?

  

  你说的倒是当前社会的一种普遍的心态。寄望于未来,在未来中寻找希望,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解读。你这是一种解读,也是一种担忧,不仅你有,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担忧。当然,我们也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进行解读。这样一来,我们除了担忧,或许也还能看到一些希望。

  

  第一,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领导人身上,这是普遍的人心所向。在现实中看不到希望,只能寄望于未来,寄望于新的领导人。反过来说,这说明人们既对现有的领导人存在诸多不满,又对现有的政治体制和政治改革存在不满。所以,才会提出要寄望于新的领导人。因此,这不是天真的想法,而是很自然的心里。

  

  实际上,在有选举政治的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更替基本上也是遵循这一逻辑。2008年,奥巴马以“改变”上台,马英九以反对民进党的贪腐上台,其实在某种程度上都迎合了社会的这种心里:将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会带领大家改变目前这种糟糕的状态。

  

  第二,寄望于新的领导人,也是给新的领导人一种压力。新的领导人会进行什么样的改革,是维持原状,稍作温和的改良,还是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这是一个问题。如果维持原状,估计没有人会答应;如果是温和的改良,至少会得到部分人的拥护,不过,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估计不会满足于此。所以,对于新的领导人来说,其实只剩下一条路,就是他必须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这是众望所归,也是新的领导人无法回避的事实。惟其如此,他才能赢得更广泛的民意支持与拥护。这就是时势,谁都难以违抗的时势。

  

  第三,中国社会的改革是在一代又一代的领导人的推动下不断往前推进的。上述分析业已说明,对于具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来说,在维持既得利益与推进卓有成效的改革之间,他的理性选择当然是选择后者。由于时代背景、个性差异、社会发展等因素,每个领导人在特定的历史时段所作出的贡献当然不同。有积跬步、有跨大步;有伟大的政治家,有平庸的政治领导者。但是,从一个政治发展的角度来说,他们所努力的方向,他们所奋斗的目标,都是在不断推进中国的改革。只是步伐的大小、力度的强弱差别而已。这一点,我们确实要承认。

  

  同时,我们不能指望哪一个领导人在一个任期五年的时间,或者两个任期十年的时间,会将中国社会带到一个什么样的光明大道,达到美国今天的宪政民主状况,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但是,这一点不足以成为领导人为自己开脱、甚至不作为的借口。每一代领导人都必须努力完成前人所没有完成的改革的任务,努力冲破当前改革所必须冲破的难关,完成历史所赋予他的使命。

  

  第四,如果只进行温和的改革,注定将难以被人民永远记住。任何国家永远被人民记住的都只是那些伟大的政治家,那些义无反顾地推动历史前进的政治家。道理很简单,如果他只是为了既得利益,将不可能成为伟大的政治家。其实,对于我党的领导人来说,每一位领导人自从上台执政到退出政治舞台,都很在意其个人的历史功绩、理论贡献与政治地位。因此,如果他只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只是进行温和的改革,他将永远不会成为伟大的政治家。问题只是在于,在朝着伟大的政治家迈进的征程中,他可能会被各种利益所束缚。其结果自然就是不但没有推进改革,反而阻挠改革,更别说进行温和的改革了。

  

  3、您觉得我们知识分子能有哪些更多担当和作为,而不是做既得利益者和掌权派的应声虫?

  

  在今天的中国,所谓的知识分子还是有很多选择,有不太愿意过多介入世俗政治、自娱自乐的学术个体户;有为稻粱谋(包括金钱、名誉、地位)、成为某些利益集团和掌权者的代言人;有秉持学术良知、有勇气有担当坚持说真话而不说假话、也不畏惧权势者;有积极参与改革论争、制度设计、积极推动社会建设者,等等不一而足。不管怎么说,在一个急剧变革的社会,知识分子还是有相当可以作为的空间。不过知识分子要发挥其独特的作用,还是需要在一些方面有所修炼:

  

  第一,在某一专业领域有所建树,发挥专业特长。按照李哲厚的说法,在一个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年代,知识分子既然难以成为思想家,就必须立足于某一专业,成为某一专业的专家。当涉及到某一专业领域的问题的时候,你要能够在这一专业领域发挥出权威的、理性的声音。至少说明在涉及到重大事项、重大事件的问题上,知识分子没有缺席。实际上,也不能缺席。这是知识分子存在价值的最起码要求。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就是这个道理。

  

  第二,积极著书立说,影响执政思维。知识分子与其他职业不同在于,它需要“立言”,需要理论建树,需要传播思想,需要开启民智。因此,知识分子必须积极著书立说,通过这些言说影响社会,影响当局,影响官员,影响制度。我们看到,今天有一些官员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就是喜欢读书,而且爱好给大家推荐一些书读。温家宝多次推荐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王岐山最近推荐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他们所推荐的都是非常经典的书。这就说明,只要我们能够写出有分量的著作,总是会得到社会各界,包括高层官员的赏识。而且,正是因为他们读了这些书,他们的话语模式,他们的思维方式才能得到逐渐改变。这就是影响执政思维。

  

  第三,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与政治建设,引领社会思维。除了纯粹的书斋学者,更多的知识分子还是需要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介入世俗政治生活,包括一些重大社会问题、政治事件的讨论。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充分利用他们学有所长发挥正面的推动和引导作用。因为真正的专家学者的声音代表的是一种理性的而非泄愤的声音,一种平和的而非抱怨的声音。这种声音对于社会建设与政治建设具有正面的导引作用。

  

  第四,秉承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保持平和心态。知识分子要能够做到上述这一切,有一点必须坚守的就是知识分子的良知与责任。没有这一点,上述这一切要么会变味,要么为稻粱谋,要么难以落到实处。这就要求知识分子应该发出基于知识与理性的声音。既不是简单地为了赞成而赞成,为了迎合而迎合,又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为了反对而反对。时至今日,这两种情形都比较典型,都走入了一个极端。既难以发挥专业特长,又难以影响执政思维,更别说引领社会思维了。

  

  远舢,以上就是我的“答卷”!不知是否满意?如果还有疑问,我们继续探讨!

  

  2013年1月26日早上十点五十分完稿

本文责编:lizhe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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