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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祥 姚兵:论事实婚姻在重婚罪犯罪构成中的地位

更新时间:2013-01-25 21:03:25
作者: 王志祥   姚兵  

  

  【摘要】事实婚姻在重婚罪的犯罪构成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基于立法目的的差异和考虑问题角度的不同,婚姻法和刑法对事实婚姻予以区别对待,这是合理的,不存在自相矛盾的问题。对于事实婚姻是否影响重婚罪成立的问题,应当根据事实婚姻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以及事实婚姻属于在先婚姻还是在后婚姻,分别予以处理。

  【关键词】事实婚姻;重婚罪;一夫一妻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事实婚姻是法律婚姻的对称,指男女未经结婚登记便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群众也认为他们是夫妻的两性结合[1]。对于事实婚姻能否影响重婚罪的成立,理论上尚有争议。对此,大致存在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刑法所规定的重婚行为的最典型特征是两个有效的法律婚姻之重合;事实婚姻与法律婚姻的重合,因不侵犯一夫一妻制度中的婚姻登记制度,而不应该构成重婚罪{1}。

  第二种观点认为,重婚罪的成立以存在一个合法婚姻为前提;只有在合法的婚姻关系遭到后来的非法婚姻关系的破坏时,才有成立本罪的可能。“有合法的婚姻”是指与他人在完全符合结婚条件的情况下,业已经过合法婚姻登记建立夫妻关系。据此,先前的婚姻不包括事实婚姻。而重婚行为所结成的新的婚姻关系则既包括法律上的结婚,也包括事实婚姻{2}。

  第三种观点认为,在双重婚姻中,无论前一婚姻是登记婚姻还是事实婚姻,也不论后一婚姻是登记婚姻还是事实婚姻,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3}。

  由上可见,不同学者对事实婚姻在重婚罪犯罪构成中的地位有不同理解,这会直接影响实践中对具体行为的定性,导致重婚罪的成立范围宽窄不一。因此,有必要明确事实婚姻自身的属性,探讨其对重婚罪成立的影响,以便正确处理实践中出现的各类重婚案件。

  

  二、不同法律部门中的“事实婚姻”

  

  事实婚姻首先是一个婚姻法上的问题。在对待事实婚姻的问题上,我国的婚姻法及相关法规、司法解释的总体趋势是逐渐否定其具有法律效力。例如,1986年3月15日民政部发布的《婚姻登记办法》规定,男女双方自愿结婚、离婚或复婚,必须依照本办法进行婚姻登记。但1989年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未办理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案件的若干意见》则规定,基于事实婚姻关系形成的原因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复杂,为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维护安定团结,在一定时期内,有条件地承认事实婚姻关系,是符合实际的。民政部于1994年2月1日颁布施行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规定,符合结婚条件的当事人未经结婚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也规定,不符合结婚法定条件的婚姻无效,“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后,取得结婚证,才能确立夫妻关系。但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又做出了例外规定:对于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前,男女双方已经符合结婚实质条件的,按事实婚姻处理;1994年2月1日民政部《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公布实施以后,男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条件,但未补办结婚登记的,按同居关系处理。由此可见,对“婚姻”成立时男女双方不符合法定结婚实质条件的情况,相关的婚姻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一致认为该婚姻关系无效,只能认定为同居关系;但对于“婚姻”成立时男女双方具备结婚实质条件的情况而言,相关司法解释则做出了让步,有限度地承认了部分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也就是说,1994年2月1日以前成立的事实婚姻具有法律效力,国家予以认可;但1994年2月1日以后,婚姻法上不再有“事实婚姻”这一概念,凡未履行结婚登记的情形一律按同居关系对待。

  按照笔者的理解,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由父母做主,男女双方不登记而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现象还较为普遍,其中有些符合法定结婚实质条件,且共同生活时间较长,有的还生有子女。如果否定这些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势必造成这些家庭在解决离婚、继承等相关问题时缺乏法律保护,影响双方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处理,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实在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无奈之举。这也正是为何我国的正式立法向来坚持严格的法律主义,要求男女双方必须进行结婚登记,而涉及具体案件处理的司法解释则在事实婚姻问题上持缓和态度的根本原因。之所以划定“1994年2月1日”这一时间线,也是为了尽量督促公民履行法律上的结婚登记义务,避免再出现在国家制定法看来属于“异类”的事实婚姻现象。

  在刑法领域中,1979年刑法和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对重婚罪的规定完全相同: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实践中,重婚可能表现为两个或多个法律婚的重合,但更多的是法律婚与事实婚的重叠,甚至前后婚姻都是事实婚。因此,刑法必须对事实婚姻给出一个明确的说法,否则就无法处理实践中的重婚案件。针对婚姻法在事实婚姻问题上的态度变迁,为适应实践中处理涉及事实婚姻的重婚案件的需要,1994年12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发生的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的批复》规定,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发布实施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仍应按重婚罪定罪处罚。从表面上看,最高人民法院就同一个问题在婚姻法和刑法两个领域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解释:在婚姻法领域,在1994年2月1日以后已不存在事实婚姻,而一律按同居关系处理;而刑法则承认1994年2月1日以后成立的事实婚姻具有法律意义。对此,有的学者指出,这说明“我国对重婚并未做出一个统一的解释,甚至对与此有关的事实婚姻等问题的理解也是模糊不清的,民事、行政、刑事法律规范之间相互矛盾并缺乏必要的逻辑连接,从而在理论和实践上均造成很大混乱”{4}。

  不过,笔者倒是认为,在有关事实婚姻的问题上,两个法律部门的规定和解释并不存在相互冲突。婚姻法的目的是保护夫妻双方基于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所产生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因此,婚姻法中司法解释的立足点是行为人的“正常婚姻”,是从婚姻效力的角度规定事实婚姻能否作为处理当事人人身和财产关系的法律基础,考虑的是行为人这一事实婚姻关系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刑法是“部门法的保护法”,其重点在于维护一夫一妻这一法律制度本身。因此,刑法中司法解释主要关注行为人婚姻关系存续过程中的“非正常婚姻”,是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解决后出现的男女结合关系能否作为重婚罪定罪处罚的根据,侧重于考虑行为人的事实婚姻是否侵犯了刑法意图保护的社会关系。由此可见,二者的立足点不同,意图解决的问题相异:前者主要是从价值层面考虑婚姻能否生效的问题,因为原则上只有进行婚姻登记的婚姻才能获得法律上的效力,但鉴于我国的特殊情况,例外地承认某一时间段内的事实婚姻具有法律效力是解决问题的务实办法;后者则是从事实角度考虑婚姻关系是否成立,以及此“婚姻”关系是否威胁到先在婚姻所承载的一夫一妻制度,因为只要具备法定的结婚实质条件,婚姻事实即可成立。因此,刑法中司法解释规定1994年2月1日后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情形同样构成重婚罪,这只是从客观事实的角度承认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没有确认1994年2月1日以后的事实婚姻具有法律上的效力。由此看来,上述观点认为这两个司法解释之间存在冲突,显然没有看到二者立论上的差异和考虑问题角度的不同,因而并不妥当。

  

  三、对事实婚姻在重婚罪犯罪构成中地位的具体分析

  

  笔者认为,在探讨事实婚姻在重婚罪犯罪构成中的地位时,应当以重婚罪保护的法益为基础,根据重婚罪不同的行为方式区分具体情形,分别予以认定。通说认为,重婚罪的客体,是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关系{5}。因此,对于使一夫一妻制度遭受破坏并具有应受刑罚惩罚的社会危害性程度的行为,在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都应当以重婚罪定罪处罚。而那些本质上属于非法同居的通奸、姘居等行为,则只是违背了婚姻关系中的忠实义务,尚未对一夫一妻制度造成根本破坏,所以不能以重婚罪论处。根据1997年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条的规定,重婚罪包括两种行为方式:一是有配偶者重婚的,二是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就第一种行为方式而言,可能存在以下四种具体的组合情形:法律婚+法律婚;法律婚+事实婚;事实婚+法律婚;事实婚+事实婚。以下围绕这四种情形分别予以探讨。

  法律婚+法律婚是典型的重婚行为。行为人在法律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又与他人登记结婚的,构成重婚罪,这是没有任何疑义的。对于法律婚+事实婚的情形,由于最高司法机关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因此,刑法理论界基本上承认这种情形也构成重婚罪。但是,有个别学者对此提出异议:作为重婚罪客体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核心为婚姻的登记制度,因为在我国目前的民事法律制度中,婚姻登记制度是婚姻有效的唯一途径。如果没有登记,则婚姻制度中的各种权利义务关系均不存在。完全可以说,婚姻登记制度是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中最核心的、最重要的内容。因此,对一夫一妻制度最严重的侵犯其实是对此制度中婚姻登记制度的侵犯;对婚姻制度造成侵害的几种行为中,只有两个法律婚姻的重合才能对婚姻制度中的登记制度造成危害,进而对整个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造成实质上的损害。而事实婚姻与法律婚姻的重合及通奸等行为,尽管对婚姻制度会造成一定程度上的损害,但由于这些行为不可能侵害婚姻制度中的登记制度,所以这些行为对婚姻制度造成的损害与两个法律婚姻重合对婚姻制度造成的损害相比具有本质上的不同。事实婚姻与法律婚姻的重合的行为和通奸、同居等行为具有属性的同一性,而与两个法律婚姻之重合的行为具有属性上的不同一性。基于此,刑法通说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施行后发生的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以重婚罪定罪处罚的批复》实际上确立了事实婚姻的效力,在刑法解释学上犯了“一个简单的错误”{6}。对于这种观点,笔者委实不敢苟同。理由在于:

  首先,重婚罪的客体是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但此处的一夫一妻制度保障的是男女双方在合法婚姻关系下的婚姻家庭权利,这正是刑法将重婚罪规定在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中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刑法之所以认为行为人实施的在后婚姻包括事实婚姻在内的重婚行为构成重婚罪,是因为这一行为导致原有夫妻关系难以为继,使得原配偶基于婚姻关系产生的各种婚姻家庭权利受到严重侵犯,因而从根本上损害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如果说重婚罪侵犯的主要是“婚姻登记制度”,那么,立法者便应当将重婚罪规定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一章中—立法者决不会连这点立法常识都没有。实际上,根据2001年修订后的《婚姻法》第八条的规定,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2001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男女双方根据婚姻法第八条规定补办结婚登记的,婚姻关系的效力从双方均符合婚姻法所规定的结婚实质要件时起算。由此可见,男女双方结婚确实应当履行结婚登记的法律义务,但违反这一义务的后果只是需要补办登记,行为人并不因此而承担任何法律后果,更谈不上构成犯罪。但是,根据上述论者的观点,侵犯婚姻登记制度的行为无疑应当作为犯罪处理。由此可见,将一夫一妻制度的核心理解为婚姻登记制度恐怕并不合适。相应地,以此来否认事实婚姻与法律婚姻的重合会侵犯一夫一妻制度便是没有理论根据的。

  其次,事实婚姻与法律婚姻重合的行为与一般的通奸、同居并非具有同一性质,而在实质上属于重婚行为。前述论者认为,事实婚姻本质上也是一种非法同居行为,只不过此种非法同居是以夫妻名义进行的。在民事法律语境中无论是以夫妻名义,还是不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就是非法同居,两者之间没有实质区别。因此,在刑法学中,事实婚姻与非法同居也应作同一评价,因为无论男女双方是否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对法益侵害不会有实质性的差别。另外,从现实的角度分析,在司法实践中一直不能对以夫妻名义非法同居的事实婚姻和普通非法同居进行准确的厘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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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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