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赵树凯:县长 省长 九号院——王郁昭散记(下)

更新时间:2013-01-16 22:33:19
作者: 赵树凯 (进入专栏)  

  

  提携者

  

  王郁昭晚年谈到自己的从政道路,他认为有两个人对他影响最大,一个是杨晓椿,一个是万里。“文革”中间,是杨晓椿偶然想起他,并把他派到县里,决定了他从大学教师到地方官员的转折。王郁昭晚年曾专门写文章纪念杨晓椿。应该说,杨的影响很关键,但也很简单。谈到万里对于他的影响,则深远复杂。万里影响了他从政生涯的路线轨迹,影响了他改革中的作为,也影响了他的思想。他与万里的交往过程,也许能展示变革时代中国政治的某些特质。

  1977年6月,万里调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的时候,王郁昭是滁县地委副书记、革委会主任。此前,王郁昭与万里素不相识。1978年2月,也就是万里到安徽之后大约半年,王郁昭被任命滁县地委书记。显然,这可以理解为万里对王郁昭的提拔重用。此番任命之前,王郁昭作为地委书记,从来没有单独与万里谈过话,见面也只在省委召开的大会上。王郁昭清楚地记得,他第一次见到万里,是1977年6月,在省会合肥,这是万里上任省委第一书记的见面会,所有的地区和省直厅局负责人都参加会议。第二次见到万里,是同年8月,也是在大会上,万里出席省委省政府庆祝“八一”建军节大会,同时也是为文革中的“支左”部队送行。会后,一位省委副书记找王郁昭,说滁县地委落实农村政策的几个文件,万里看过了,认为很好,让王郁昭回头将这几份文件集中编印成册,送到省委。后来,万里批示:“这些政策措施很好,是良好的开端。转发其他地区参考。”这时,王郁昭虽然没有机会与万里单独见面,但知道万里对于滁县的工作是肯定的。

  作为地委书记,王郁昭第一次与万里单独见面交谈,是一个偶然机会。1978年4月,滁县地委一名副书记奉调北京工作,王郁昭到省会合肥为这位副书记送行。晚上,接到省委办公厅通知,让他去万里住处。直到现在,王郁昭也不知道万里何以得知他当时在省会,因为他去合肥没有报告省委办公厅。晚饭后,王郁昭去了稻香楼宾馆。万里在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期间,一直住在稻香楼宾馆。那天晚上,他们谈了有三个小时。谈话主要内容是如何搞好农业生产,王郁昭汇报了滁县地区落实生产队自主权、加强生产责任制的政策措施,在地区内部称为“三个秘密武器”。万里让王郁昭把这些做法写成材料给他。后来,万里到滁县视察。当时,皖东大旱,持续数月。秋天,滁县一些地方对农户搞“借地种麦”,其实就是家庭承包的最初形式。“大包干”可以说由此而来。1979年3月,主管农业的中央领导人曾给万里打电话,批评安徽的家庭承包,当时万里就在滁县考察。北京来电话的时间,是一个晚上,王郁昭正在陪万里看京剧。万里接完电话后告诉了王郁昭并交待了应对原则。

  1980年早春,万里调离安徽之前,又来到滁县,王郁昭陪他看了两个县,一起来到了小岗村。此前的秋天,在王郁昭的强烈要求下,在万里的积极支持下,安徽省委正式批准“大包干”。在小岗村,万里走访了一些农户,看到大包干带来的惊人变化,说了很多支持和鼓励的话。在送行的路上,万里谈到他即将到北京,也谈到邓小平对他信任有加。万里走时,新任省委第一书记曾在会上表示,继续执行和推进万里推动的改革政策,并用了一句农村俗语来表明心迹——“前边的乌龟爬条路,后边的乌龟跟着爬”。

  但是,令王郁昭和其他很多人始料不及的是,万里走后仅仅个把月的时间,新省委第一书记态度陡变,转为反对家庭承包。很快,一些地县纷纷纠正原来的“错误”,回到“集体经济”。这个时候,王郁昭不断受到直接或者间接的指责批评,滁县地区很孤立。这段日子王郁昭很难过、很苦闷,甚至想到过撤职。我曾经问:“万里一走,省委态度大变,这个情况万里是否知道?”王郁昭说:“当然知道。我曾经打过电话,向他的秘书谈过,但是没有机会与他本人讲话,更没有机会见过面。万里曾派专人来安徽调查过,派来的人写了调查报告,肯定了家庭承包。万里建议以安徽省委农工部的名义发表这篇调查报告,但是被省委第一书记拒绝了。”王郁昭又说:“北京和安徽的变化是相通的。那段时间,万里的日子也很不好过。”说到为什么新任省委书记对家庭承包态度骤变,王郁昭分析,具体情况不太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央正在发生意见分歧。新书记后来在一次内部会上说,他曾经征求过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意见,得到的回答是:家庭承包不是大方向。当时,国家农委主办的《农村工作通讯》,在第三期上发表了农委副主任杜润生的署名文章,也不赞成包产到户。文章说:“关于包产到户的问题,当前有争论。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我们的意见是,坚持中央《决定》,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不要包产到户。包产到户不应作为方向去提倡。”文章接下来解释:“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这是一个符合客观实际、又有群众基础的阵地。在这个阵地上再退,就要认真考虑。”文章进一步指出:“我们要把希望放在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积极性上来,改变生产条件,实行机械化。如果扩大包产到户,就是背道而驰,搞不好还可能破坏公共财产。人心一散,各奔前程,集体经济没有了,基本建设也不搞了,科学种田也搞不起来了,农村的社会主义阵地就破坏了”。现在,虽然对这篇文章的发表过程有不同解释,但在当时,就文章本身而言,作者是农业部门领导人,发表在权威性政策刊物上,其不赞成包产到户的立场对地方影响巨大。事情的转机是邓小平那次著名谈话之后。此前上层纷争的细节,王郁昭表示:万里当然应该是清楚的,不过万里并没有对他具体说过。1980年秋,以中发75号文件为标志,大包干在中央层面获得政策认可。此后,一直到1983年春天王郁昭担任安徽省长之前,王郁昭与万里没有见过面。

  1982年4月,王郁昭成为安徽省委常委。事先,本人毫无所知,是在看到中央任命文件后才知道。谈到这次提拔,王郁昭并不认为这是省委第一书记对于他的肯定和赏识。因为到1982年初,改革大局已经确立,大包干已经得到全面肯定。在这样情况下,省委调整领导班子,有三名地委书记进入常委,王郁昭名列其中实属必然,甚至是不得不为。在这个过程中,万里是否直接为他说过话,王郁昭本人不知道。进省委常委后,王郁昭继续担任地委书记,依然在滁县工作。将近半年之后,他到省里上班。但是省委没有给他分工,没有具体职责。一段时间内,他主要是做一些改革宣传方面的事情,直到次年春天担任省长。

  王郁昭调来九号院后,没有在万里直接领导下工作。1987秋天十三大之后,万里基本上离开国务院,不再分管农村工作,于次年春天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此后,王郁昭与万里的工作联系,主要是编辑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和编辑万里文献。1991年下半年,王郁昭参与主持“新时期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的编辑工作。最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提出了初步入选篇目。这些入选篇目有近百篇,包括万里的文章讲话九篇,田纪云的文章讲话六篇。但是,有关部门提出的入选篇目,万里、田纪云均无文章入选。王郁昭提出了不同意见: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万里都是党中央国务院分工领导农村工作的领导人,农村改革是在万里主持下具体推进的。选编农村改革的重要文献,不收录万里的文章讲话显然不能反映历史。1988年初,万里任全国人大委员长以后,分工领导农村工作的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田纪云。到文献选编时,田纪云依然在主管农村工作。在文献选编中,不收录田纪云的文章讲话也显然不合适。王郁昭表示:如果有关部门固执己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将退出文献选编工作。后来,经过进一步磋商,万里和田纪云各有三篇文章讲话入选,这本文献选编正式出版发行。1993年夏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编辑出版《万里文选》。经时任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协调安排,“文选”组织了单独的编辑班子,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曹志担任编辑组长,王郁昭担任编辑组副组长。

  王郁昭调来北京以后,与万里的交往显然增加。春节,王郁昭会去探望万里;平时,有些情况下也会去万里家。与万里办公室的联系,一般都是他自己与万里的秘书通话,我担任王郁昭秘书的后期,与万里秘书逐渐熟悉,有时我与万里办公室联系。他去万里家里,有时候是为了一些具体事情。前几年,安徽在小岗村建立大包干纪念馆,想请万里为纪念馆题写馆名。先是省里有关领导直接与万里办公室联系,万里没有答应;随后,省里又通过中央有关部门联系,万里还是没有答应。无奈之下,省领导找到王郁昭。王郁昭去了万里家里,对万里说:“这个题词你要写,你不写谁写?只能由你来写,别人写都不合适。”万里听了王郁昭的话,说:“好吧。”让秘书拿了一张白纸,再找了一块硬纸板垫在腿上,坐在沙发上,写了“大包干纪念馆”几个字。更多时候,王郁昭去万里处,没有什么具体事,就是探望,聊一聊。记得有一次,王郁昭探望万里回来的路上,我问谈什么了,他说:“也没有谈什么,就是闲聊,谈到反腐败。万里说,现在的问题是反腐败部门本身也腐败”。

  2011年初冬,王郁昭又回到安徽,重访当年工作过的全椒、滁县(现为滁州市)等地,虽步履蹒跚,但兴致勃勃,见了诸多旧友,谈及许多往事。回到合肥,我们住进稻香楼宾馆。饭后,从三十几年前第一次在稻香楼与万里夜谈,谈到最近一次探望万里。最近的探望是数月前,在人民大会堂的118厅。人民大会堂的这个厅很有名,文革中间毛泽东曾经住在这个厅。万里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经常在这个厅打桥牌,有时也在这里请人吃饭。这天,他约王郁昭到这里见面。说到这次探访,王郁昭感慨:“我们都老了,我今年已经八十五岁,万里比我大十岁,今年九十五岁了,行动不便,特别是耳朵不好使。我的听力很差,他的听力更差,两个人谈话很困难,我们说得很简单,坐了一会儿”。英雄迟暮,风华不再,在外人听来,难免沧然之感。

  谈到与万里的关系,王郁昭常说:“外边说得有些夸张,我们的交往很简单”。在他看来,主要是大包干最艰苦的一段时间,经历了彼此支持,建立了相互信任。从政理念相通,改革同声相求。至于其他,则难以解说。古往今来,官场上朋党系统的生成演化,可谓玄妙莫测。通常首先是政见一致。但是,晚近以来那些年的高层纷争,恰恰是政见一致的重要领导人之间多有不睦,政见相同者和政见相异者之间出现交叉组合,才导致令人痛心疾首的政治悲剧。所以,政争无法成为政治变局的唯一解释变量。政争之外是权争,而权争过程本身殊难扑捉与描述,外部观察者往往望风扑影,无法透彻和实证。还有分析将同乡引以为重要因素,如说万里与王郁昭即为山东同乡。但是,从九号院的故事看进去,重大政策取向的纷争,清查处理过程中领导班子内的矛盾,恰恰在高层同乡之间至为激烈。看来,政坛力量的演变轨迹及其机制,虽说不无规律可言,却又并无可以套用的研究分析框架,硬要总结通则,委实难乎其难。时下学界的诸多“研究”,不在实证探究方面下功夫,更多是望风扑影和凭空发挥。

  

  后语

  

  在主持了清查和遣散之后,王郁昭仍然在九号院办公,还用原来的办公室。由部分农研室人员组建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也继续在这个院子里办公。1998年初,根据有关部门的统一安排,农村部迁至原来的外交部大楼。在所有原来九号院的工作人员中,王郁昭是最后离开这个院落的。他从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退下来一年后,也离开九号院。从此,九号院与农村研究再无瓜葛。

  也许,退休生活最能体现一个人的性情本色。王郁昭晚年,孜孜不倦的事情是写作。刚退下来的几年,他经常参加调研和会议,写了不少建言献策方面的文字。有的通过内部渠道送到高层,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曾多次批转;有的在报刊上发表过文章。纪念改革30周年的时候,他写的征文入选并得奖,受邀出席了党中央召开的改革30年纪念大会。那次征文活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只入选两篇。最近几年,王郁昭主要写回忆性文章。他的回忆录,书稿写了五十几万字,由打字员录入电脑,他自己再审阅校对。他晚年写作的习惯是,用铅笔写作。三年写了五、六十万字,都是用铅笔一笔一划地写出来的。写回忆文字的同时,他仍然也写一点文章发表。不久前,我去家里看望他,他的夫人贾粹华戏言:“老头子这一年,开了一个刀,写了三篇文章”。年初的时候,他被发现胃癌,住院手术一个多月。所写三篇文章,一篇是回忆文革中当农民的生活,给了地方党史部门;一篇是谈当前农民工问题,提交作为会议论文;一篇谈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表于报纸。

  一段时间里,王郁昭曾想学习电脑和上网。他很佩服朱厚泽,因为朱厚泽很早就使用电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60748.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