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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蕾:境遇与态度:社会转型进程中的当代青年

更新时间:2013-01-06 13:48:24
作者: 孟蕾  

  

  摘要:本文是对“当代中国青年就业、生活及价值观追踪研究”专家研讨会的观点摘要介绍,与会专家分别从青年与中国社会转型、教育体系改革、共青团工作的关系,以及青年价值观与政治态度、青年与互联网、青年与社会稳定等不同方面分别阐述了各自的主要观点和前沿成果,既包括对现实中青年重要问题的分析也包括青年研究的理论反思和方法探索。

  关键词:青年境遇与态度 社会转型 研讨会

  

  由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主办的“境遇与态度:社会转型进程中的当代青年”研讨会于2012年5月10日在社会学所召开。本次研讨会定位为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项目“当代中国青年就业、生活及价值观追踪研究”的首次专家会议,旨在将中国当前的青年问题置于体制转型与社会变迁的背景中进行讨论。本次研讨会关注的主题有:转型中的青年教育和就业问题、青年文化和消费问题、青年互联网行为及公民参与问题以及青年价值观和政治态度问题;此次研讨会共设计了“大学生、教育与青年问题”、“青年政治态度”、“青年与互联网”和“青年与社会稳定”这四个专题的主题发言。

  

  一、研究背景:青年研究的社会转型视角

  

  较之西方相关研究,中国的青年研究有其独特的学科传统和研究进路,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与西方国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同,青年的特性之一便是对社会变迁尤其敏感,这是由青年所处的人生过渡阶段所决定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青年“放大”了中国社会转型的某些效应,将目光聚焦于青年,提倡青年研究的社会转型视角,实为另一个侧面的中国转型研究。不同于过往研究中偏重的对于社会转型结构性的宏大叙事,引入“青年”这一对变迁有特殊意义的群体,可以将社会转型时如何在每一个经历它的人身上刻下烙印的过程凸显出来。

  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研究员首先介绍了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的发展历史、最近与金砖国家比较研究的合作以及即将推进的院重点课题的青年项目。近期国际国内的变化使得青年问题再次受到学界关注,在大国迅速崛起、社会变化剧烈的背景下,代际差异被凸显,而青年一代正是大国走向未来的支撑者,这构成本项目的研究背景。本项目已经进行了全国性的大学生调查,下一步要做全国范围的青年调查。已有成果表明,中国现在的青年一代与其他国家相比,代际的断裂更为明显和独特,一方面是由于“80后”、“90后”的成长过程恰恰与改革开放相融合,国家经济地位迅速上升、社会全面开放,他们的生活环境和上一代人差异非常大;第二方面就是人口控制政策带来的家庭结构变化。现在城市里这一代人多数是独生子女,他们受到的关注、关爱和上一代人不完全一样。再加上正是处在全球化大变革的时期,中国的价值观念体系现在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这种矛盾也在社会对青年人评价的两极分化中体现出来:既有尖锐批评的说法,像“月光族”、“啃老族”、“小皇帝”;也有积极的评价,特别是在汶川地震以后,在青年一代中激发了社会责任感。综合这些社会现状,进一步的研究希望能全面、客观地刻画出这一代人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消费方式、生活方式,尤其是在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上的代际差异;同时也希望融合社会学的其他分析,比如以分层的视角探析青年一代内部的巨大差异。尽管当前诸如青年研究、家庭研究在社会学研究中都较为边缘,但这些研究涉及到的都是社会变迁的具体承载者,青年一代马上将成为社会的支柱,关乎国家未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问题。

  

  二、大学生、教育与青年问题

  

  (一)社会转型下教育和就业体系的发展要求

  团中央学校部杜汇良副部长介绍了团中央学校部的工作对象是中学、大学和研究生,是青年群体中在学校里成建制、成批次的最主要群体,他将教育和就业工作中遇到的实际情况与国家政策和宏观布局结合起来提出了建议性的意见。

  首先,教育和就业是民生最基本的要求,让青年群体接受适合的教育、从事适合的就业,这是真正的民生。随着社会转型,一方面,中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已经完成了由精英化向大众化的转变,由规模增长到了质量提升的阶段。从“九五”末期到“十一五”末期,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2%提升到24%,并且按照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20年将达到40%。其实这个转变对于中国来说来得有点快,据欧盟的相关研究结论,教育结构和教育水平直接关乎到经济发展的结构、速度和稳定,教育超前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稳定。国外很多经验告诉我们,当大量青年人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较高的人生期待和目标,但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足以给这么多青年人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时,他们的抱怨就会非常大,而且这种群体性的抱怨可能会酝酿成改革、革命或暴乱。另一方面,就业已经完成由纯粹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从原来统包统分到现在双向选择,并且由单一的就业模式已经逐步向就业和创业共同并进的多元、灵活的模式转变。也就是说,青年的教育和就业问题与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矛盾结合在一起,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特征、发展的特征,事实上关乎基础的民生和基础的发展与稳定,关乎党和民族的未来。

  其次,要抓这两个稳定,教育和就业的改革要求保持正确的方向和高效能的路径。对于教育来说,有利于优秀人才培养的理念、模式、体系和体制非常重要;对于就业来说,需要完善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政府引导、市场机制,制定相关就业政策。人才是社会治理的核心要素,培养一批具有中国素质的、具有创新领军意义的高层次人才是关乎未来发展正确方向的关键要求。培养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适应社会需要的职业人才是提升教育和就业效率的关键要素。虽然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很快,但我们的结构与德国、法国不同,更加强调发展研究型大学、综合型学校。事实上,职业类学校对社会分工更为重要,我们的导向应该更重视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发展的水平直接关乎社会的发展与稳定,而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不到位,一些家长不愿把自己的孩子送去读职业学校,实际上对于孩子来说,读适合自己的学校是最好的选择,在这方面中国家长需要改变就业理念。这也是“十二五”规划中专门讲的“人尽其才、人才辈出”的良好体制。

  第三,关于结构和布局的问题。北大的相关研究结果显示就业落实率现在是“两头高、中间低”(博士生的落实率最高,为83.0%;其次是专科生,为76.7%;再次是硕士生,为75.3%;本科生的落实率最低,为68.7%),培养目标和培养过程之间不匹配;对于分布来说,表现为“向东向上”(倾向东部地区和高端工作),因此,现在我们的结构是不健康的,我们要减少人才培养的系统性偏差;且希望职业和素质能均衡发展。

  总结来说,教育和就业系统稳定的发展要求是:第一阶段培养高素质人才,第二阶段培养高技能人才,第三阶段要统筹协调合理的、科学的布局和结构,第四阶段要有一个良好的教育和人才分布的结构。

  (二)教育的三个转型建议

  《中国青年报》前副社长谢湘根据自己调查所掌握的情况,从教育的角度提出三个转变的建议:

  一是教育的观念应该由过去的重点校、重点人的教育转到面向人人;二是教育管理的方式应该改变;三是教育政策应该调整。谢湘认为社会学视角和方法的借鉴对于记者开展工作很有帮助,并希望学术研究能对国家的青年政策产生影响,促成更好的效果,使这个群体更好地发展。

  首先,高等院校依然习惯于按照上级指示对学生进行卓越人才的选拔,这种重视少数而忽略大多数的教育方式付出成本极大而社会收益很小并且会给社会造成不稳定,而这一问题至今没有被中央领导或教育部门领导的重视。教育观念亟需转变,教育公平不能只是一个口号。过去由国家买单的精英教育现在已经逐渐转变成人们自己花钱,理应得到更好的教育和就业机会。

  其次,教育部门现在主要的问题还是在围绕升学这个指挥棒在做事,教育部门应该放开职业教育,把基础教育、义务教育抓好,注重在基础教育中培养职业态度、奠定精英人才的基础。目前重点大学的教育管理和设置无法满足不同层级、类型学生的需求,会为将来的就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应该投入更大的精力,从基础教育阶段就让孩子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成长的过程中发现自己的兴趣,和自己将来的工作接轨,高考独木桥造成的青年就业难的问题是很难解决的,会给社会造成很大问题。

  再次,教育政策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将人才过多地向研究型大学引导,会对教育结构产生不良的影响。世界经合组织(OECD)认为高等教育的过度扩张实际上会对青年就业问题带来一种损伤,因此我们的教育政策制定和出台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政策执行过程中很多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很多事情既没有强有力的保障,也没有后续的跟进,这会给就业带来新的问题。谢湘到广西河池地区对免费师范生所做的实地调查发现,国家的很多政策如工资、编制、社保等一系列保障都不到位,那些年轻人本来是满怀一腔热血到下面去,而现在生存状况令人堪忧。就业政策应该有完整配套的措施,而且还要有人不断监督,与此类似的还有大学生村官政策。如果群体性的期待得不到实现,可能就会演变成一种政治意识上的不满。

  因此,要把青年当作一个社会的积极相伴而行的力量,应该从最基础的教育政策开始,消除教育的不公,去面向人人,而且通过后续的职业技能的培养,使青年发现自己所长,发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这对社会、对国家来讲,是一个最好的信号。

  (三)共青团组织与青年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团委书记季为民以多年从事共青团工作的经验,提出了一些他认为比较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搞清楚整个国家这几亿青年人口的真正状况,他们的根本需求、缺失、问题和困难;国家、社会和各种青年组织能够为他们的问题和需求做什么———建立机制、提供政策或是项目支持。

  近几年来,时代变迁给共青团的基层组织建设带来各种各样的困难,团中央针对流动人口等情况做出了一些调整和新举措。季为民介绍了针对社科院的中青年知识群体的青年工作,包括政治及价值观引导、辅助其科研成长、解决他们实际的生活需求三个方面。此外,团委一直与团工委协作进行一些研究项目,如青年价值观的研究、国际上青年游行的研究及青年角色塑造的研究等,主要是针对中央国家机关,采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建模,分析对中央国家机关的青年角色成长起重要作用的因素,以便之后对机制及政策措施提出一些科学性的工作方法。

  杜汇良认为,从整体来说,党、团的系统在现在的发展之中,尤其是市场经济的条件下,除了在传统部门如学校、政府机关、国有企业还能保持着原来的态势,在其他系统都面临着新的考验。从团的十六大以来,一系列的改变围绕着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开展,包括基层团建融入到人才培养中去。在很多高校就业方面,团的工作做得很多,如就业培训项目、就业岗位实习等。针对青年农民工群体,通过多种形式建立团组织,很多省都有驻外团工委,确实要保证找到人、给他们做培训,关心日常生活、关爱他们的子女、开展系统的培训、申请小额贷款等等。另外还包括通过微博、网上建团,多种形式并举。在促进青年就业方面,引导学生到西部基层就业、开展村官项目,也通过创业基金、创业培训,进行“思想引领、成长服务”两方面并重的工作。谢湘认为共青团组织的鲜明特征在于它不是一个直接的管理部门,所以经常要联合其他部门和单位一起来做各种工作。再有,相比妇联和工会在保护女工利益等方面时常能听到一些声音,而团的组织更多的是偏重青年思想教育,其实在青年人的利益维护方面、在反映青年人本身的需求和政策建议上,有很多内容是可以让团组织出彩的。

  

  三、青年政治态度

  

  (一)青年价值观以及政治社会化研究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工作系主任吴鲁平教授首先回顾了80年代以来他对青年价值观问题的研究历程,同时介绍了国内外不同角度的探索成果:如早期社科院以现代化角度切入的“75一代人的价值变迁”问卷调查和分析研究;1997-1998年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和日本、韩国合作进行的东亚文化变迁研究,主要是看儒家文化在社会的变迁中的保存以及三个国家的对比;1997年至今的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世界价值观调查”,以后现代理论为范式,从调查晴雨表中发现,欧洲的价值观转向后物质主义,注重民主,经济稳定安全已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近年来后现代理论注重精神层面的幸福,研究因此提出“奋斗层面是怎样”的问题,研究发现,日本是高享乐主义、低奋斗精神;韩国是高享乐、中等奋斗精神;新加坡的享乐意识是不太明显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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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青年研究》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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