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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蕾:境遇与态度:社会转型进程中的当代青年

更新时间:2013-01-06 13:48:24
作者: 孟蕾  

  转换成本也更高一些。子女状况的影响是比较明显的,有子女的人工作稳定性会更好一点。

  

  六、总结与讨论

  

  目前学界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80后”或“90后”这一说法已经不足以揭示青少年群体内部的巨大分化,不少研究者都更加重视青少年研究与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之间的关系。在笔者看来,这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的研究:

  其一是注重青年群体本身的社会分层及内部分化。随着青年走向工作岗位,他们自身已经出现各种阶层分化。“80后新生代农民工”与“80后城市白领”显然有着巨大的阶层差异和社会距离;体制内与体制外的青年人在收入与消费、生活方式与价值观方面也有所不同。同时,青年内部分化不仅是体现在传统的社会分层(职业、收入等经济指标)意义上的,还体现在生活方式和风格、消费模式和态度、亚文化小圈子和身份认同等方面。各种被标签化的、非学术意义上的“一族”概念,诸如“月光族”、“卡奴族”、“布波/Bobo族”、“NONO族”(NO Logo)、“乐活族”(LOHAS)、“穷忙族”、“尼特族”(NEET)、“飞特族”(Freeter)、“快闪族”等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青年群体的内部分化和细化。虽然这里的不少概念源自于西方发达社会,它们在中国的现实对应体或许还处于萌芽状态;但在全球化的时代,信息和价值观的传播速度往往会超越社会结构的变迁速度,青年人更容易先从思想上受到外部影响进而结合自身状况转化为实际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些五花八门的不同青少年“族群”倒是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当代中国“青少年社会结构”的另类图谱。

  其二是注重分析在城乡之间、不同社会阶层在代际传递上的差异,特别是先赋性因素(父辈家庭的经济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等)对不同青年群体向上流动的影响;在现实中这突出地体现在人们对“官二代”、“富二代”以及城乡青年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高度关注上。我们可以明显地发现,十多年来影响着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市场转型理论”范式的大量讨论(边燕杰,2002;边燕杰等,2008)无论其具体观点是赞成、修正或反对,一直都只是成年人的视角,关注的是成年人的不同社会阶层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利益、机会和权力的得失消长、延续或再生产问题,而严重缺乏青年和代际传递的视角。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已经有三十多年,新的一代已经逐渐走向社会生活各个舞台并开始成为骨干力量,在新的阶段,我们认为社会分层研究有必要也完全有可能引入青年和代际的分析视角。因此,青年研究是对中国社会分层与社会转型研究的必要补充和完善,并会不断丰富其成果甚至可能产生出新的理论范式。

  其次,青年问题虽然涉及面广泛,但其中教育和就业方面尤为重要,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稳定和长远发展。其中,大学生群体和新生代农民工又是备受关注的两个重点群体。大学生就业难和对于体制内工作岗位的热衷等问题不仅反映出高等教育体系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出现的偏差以及大学生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折射出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衡特别是体制内岗位的优势地位(工作稳定性和隐性福利)。而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对城市认同感更强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乡之间“进退两难”的处境更凸显出我国城市化新阶段和户籍制度所面临的困境。此外,各类资源的地区分布严重不均衡(特别是集中于大城市)更加剧了青年的就业难题和城市生活压力,“蜗居”和“蚁族”现象就是典型的例子。

  第三,青少年群体作为网络社会和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他们几乎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网络化的生存状态,与网络社会有着内在的密切关系。在互联网的发展中,青少年群体体现出了更多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这一点尤其值得重视。青少年不仅是网络技术的运用者和网络新媒体的被动受众,更为重要的,他们还是网络内容的生产者和网络流行文化的创造者,在网络时代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但同时也承担着更多自我约束的责任。他们不仅在网络上消费、学习、交友、娱乐,也通过网络发泄自己的各种情绪并且不同程度地参与到社会批判和社会建设中去。我们不仅要考察新媒体对青少年发展正面和负面的影响,更要重视青少年对新媒体的积极推动作用。所谓的“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和“自媒体”(We Media)即反映了随着网络发展出现的草根性、平民化和个性化的新特征,但同时也带来了信息失真、良莠不齐以及网络表达的情绪化、民粹化问题。

  再者,青年一代身上集中体现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作为主体的人的价值观转变,这一转变与社会转型交织在一起,但又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青年价值观的研究内容极其丰富,包括他们对爱情婚姻的、对父母养老及下一代教育;对工作、消费和生活方式;对经济发展与公平正义和环境保护、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以及对党和政府的职责、社会热点问题、中国未来发展方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等诸多方面、不同层次的看法和态度。

  正是在上述时代转换的宏观背景下,我们认为年轻一代是未来中国社会价值观转变的主要载体和先导群体。正如米德所说的“未来就是现在”(“The Future Is Now”),青少年不应该仅仅被家长、老师、社会和政府看作是幼稚不成熟的和接受教育的对象,他们也可以成为我们的“老师”和学习对象。青年研究因此已超出了其自身范畴而具有更为普遍的意义。

  最后,我们尝试着简单列举未来青年研究可以不断拓展和深化的几个方面:首先,应该加大青年研究的国际比较和历史性研究。青年问题与中国当下的社会转型密切关联。一方面,当代青年本身受到社会转型的直接影响并且自身也构成转型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们也越来越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其价值观和行为方式都不再是自我封闭和独立的。因此,为了更完整和准确地理解中国当代青年的境遇与态度,我们应该加大青年研究的国际比较力度。且从历史性视角来看,目前的国内青年研究在开展和加强跟踪性研究。美国学者格伦·埃尔德(2004)的经典之作《大萧条的孩子们》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历史变迁对于个人的影响不仅体现在孩子人格形成的成长阶段,而且贯穿其成年后的工作生活和整个生命历程,甚至影响到其下一代,并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国民性格。

  其次,青年研究与互联网研究的结合应该有着更为开阔的问题意识、研究对象和研究手段。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国内针对青少年与互联网关系的研究逐渐从早期的青少年网络使用习惯、网络成瘾等问题扩展到对青少年网络交往和参与、青少年网络社区、青少年网络语言和各种网络亚文化等方面。网络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年轻人心态的独特窗口,网络流行用语和网络舆情往往折射出青年价值观和态度。虽然“数字鸿沟”在全社会范围内(如城乡、代际、阶层之间等)应该比青少年群体内部要大得多,但我们也要注意网络分析手段的代表性问题,因为网络上的发声者并不能“代表”或替代“沉默的大多数”的境遇和看法。

  再者,青年研究与消费和文化研究之间可以有更为密切的结合。青少年群体不仅是消费社会的“晴雨表”,而且也是大众文化的主要影响群体和参与创造者。在“文化”成为“产业”的今天,消费研究和文化研究在青少年群体身上找到了直接的结合点。对青年文化消费或消费文化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提供出台有利于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政策的依据。从学术的角度看,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或是对“文化产业”的肯定,反映出不同理论脉络对于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艺术的自主性和批判性与迎合市场需求的感官化和娱乐化之间、资本-市场控制与民众自主性之间、官方意识形态和传统权威与包括青少年在内的普通百姓之间多种关系的不同看法。

  当代青少年群体成长于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阶段,同时又与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的浪潮以及消费社会的兴起交织在一起。与上一代人相比,他们的确受到更多宏观力量的综合影响,本身就是一个透视中国当代社会的“万花筒”和“放大镜”。同时,青少年群体的成长关系到中国未来的社会稳定和健康发展,随着其主体性和能动性的不断增强,他们越来越成为社会的建设者和主角。因此,我们认为青少年研究应该更有潜力揭示出中国社会转型的某些内在机制和长远趋势,相应地,这更加迫切地需要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和融合。

  

  参考文献:

  边燕杰、吴晓刚、李路路主编,2008,《社会分层与流动:国外学者对中国研究的新进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边燕杰主编,2002,《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格伦·埃尔德,2004,《大萧条的孩子们》,田禾、马春华译,北京:译林出版社。

  河南师范大学青少年问题研究中心课题组,2007,《文化工业趋势下的青少年流行文化研究报告》,《中国青少年研究网》(http://www.cycs.org/ArtCoList.asp?Category=1&Column=436)。

  陆玉林,2009,《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马尔塞拉等主编,1991,《跨文化心理学》,肖振远等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玛格丽特·米德,1987,《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周晓虹、周怡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玛格丽特·米德,1988,《代沟》,曾胡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娜奥米·克莱恩,2009,《NO LOGO:颠覆品牌全球统治》,徐诗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吴鲁平,2005,《中国发达地区青年的后现代价值观研究》,《中国青少年研究网》(http://www.cycs.org/Article.asp?ID=656)。

  约翰·费斯克,2006,《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2011,《2011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汝信、陆学艺、李培林主编,《社会蓝皮书: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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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青年研究》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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