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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蕾:境遇与态度:社会转型进程中的当代青年

更新时间:2013-01-06 13:48:24
作者: 孟蕾  

  但是比较少地讨论各阶层的受众、平民对新媒体的接受和使用。二是研究不分层,将中产男性,主要是网民和城镇居民的经验代替所有人的经验,工人、农民工、妇女和残障人士使用互联网的经验被排除和忽略。事实上,残障人士做广播电台做得特别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购买了他们两年的节目内容,社会对残障人士只能做盲人按摩的误解也应得到破除。三是研究视角主要是商业视角,包括如何填平数字鸿沟、让更多人上网,网络可以有更多的广告、赚更多的钱,或是政府控制的视角、学者研究的视角。但较少以网民自身的视角来分析他们怎么看待媒介新技术,到底媒介新技术是增加了他们的权利还是减少了他们的权利,几乎没有这方面的研究。四是互联网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从外部输入的先进力量,包括农民,不管他是否能用上、他怎么想,他被迫要跟上这个所谓的时代潮流,在这种前提下,各种其他力量都被忽略和排除。大多数论文是把人民当作技术普及的对象、影响的对象和争取的对象,但是他们没有行动能力,他们怎么用这种新技术和老的技术结合起来做社区改变,这些都被忽略了。五是没有历史视角,比如当年潘晓是一个农民工,后来出走了,这个探索特别有意义,就是青年人怎么探索生活的意义。当谈到媒介融合,一般就是电视和互联网,其实媒介融合是因地制宜的。新媒体和老媒体、传统媒体并不是没有关系,其实非常有关系,包括地方戏剧、农民山歌表演队、舞蹈队等等,因为没有商业利益,所以人们并不关注,但实际上它在区域性社会运动,比如打击人口拐卖、抗击艾滋病、反对针对妇女儿童的暴力等研究中,都是与新媒体竞争的非常有力量的媒介。六是对互联网推动社会的前提缺少反省,比如谁会进步?谁因此会拥有更多的权利?为什么会进步?怎样进步?是增加了权利还是控制?增加了谁的权利、谁的控制?缺少批判视角的研究,比较集中于技术决定论。最重要的是,没有从青年这个群体的视角,特别是被边缘化了的这个群体的视角,看他们对媒体新技术的创造使用。青少年,包括儿童,他们对媒介的使用和创新已经改变了媒介的定义,以前认为一定的组织技术、一定的受众是大众传播的标志,但现在大众传播已经被定为一个统一体。一些劳工研究发现,青年农民工们正在创造一些新的媒体形式,比如MV———用自己的歌曲配上生活的图片,放在网上;比如2012年的“打工春晚”———请崔永元主持,不用排练,所有的节目都是现成的,在春节前后,每天有一万多人网上点击,非常有影响力。

  卜卫研究员还强调应该特别注意青年人群本身对新媒介和传统媒介的影响,网民不仅影响主流价值观,也影响媒介的经营方式,同时创造一些另类的媒介,比如童谣、青少年摇滚文化、贴吧、视频、网上广播电台,特别是艺术节和音乐节。比如摇滚音乐节上盲人民谣歌手周云蓬,专门唱底层生活,他今年唱的就是让上万青少年欢呼的买房子,唱房地产商,唱社会对年轻人的不公平。周云蓬有一首特别有名的歌《中国孩子》,每次有成千上万的青少年不断地欢呼,让他返场唱这首歌,因为它代表了他们的心声。以往的研究低估了青年群体的能动性,认为他们被媒体毁灭或是被媒体解放,而他们正面利用媒介和新媒体的经验没有得到正视和研究,现在很多青少年自己参与了流行市场的发展,他们不仅是消费者,也是流行文化的创造者。在研究的过程中,还应该关注媒体的使用怎么使青少年能拥有更多的权利,是增权还是减权,能不能表达他们更多的心声。

  最后,卜卫研究员介绍了自己从2005年开展的新的媒介学研究,并声称这是批判的社会科学研究。这个研究有几个特点,一是要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研究者和参与者意识提高的过程;同时也创造一些行动,看看什么样的行动更能促进当地社区的积极改变。理论方面,采用传播学框架研究整个的媒体技术,包括最老的媒体、当地戏剧,试图发现所有这些技术对各个群体的赋权作用。首先对人群进行分层,然后看这些社会变革中,什么样的行动是有用的,新技术在这个过程中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针对以往研究的缺陷,增加了对不同阶层人群使用新旧媒体的一些经验研究,而不仅仅是互联网,主要是依靠田野调查、民族志和一些定性研究;另外也增加了对占大多数人的边缘群体的研究,比如农民工、农民、被拐卖的人群、艾滋病感染者和少数民族,分析他们怎么利用替代性媒介,研究这样的媒介对增进其权利和赋权的作用。目前做的劳工文化传播研究也打破了媒介的框架,因为不同的人群会有自己的媒体框架。她注意到现有研究中其实比较忽略青年的声音。在对以往的简单的用户使用分析、以市场开发为目的、或者以控制舆论为目的的研究进行了反省之后,卜卫研究员希望开展以人为中心的研究,在劳工研究中以青年劳工为中心的经验研究和具有批判视角的研究。在新媒体研究中,看这些新媒体怎样嵌入不同人群,在此基础上,从不同人群的视角来探讨新媒介的作用,而且会施加一些行动,看哪些作用会更有利于社会变革。

  

  五、青年与社会稳定

  

  (一)青年群体的成长环境和认同研究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工作部部长、研究生院副院长、青年发展研究中心任《蚁族》的主编廉思副教授分析了国内外群体性事件与“蚁族”利益诉求之间的关联,总结出“蚁族”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几个特征:首先,参加者与事件的起因没有直接关系,绝大部分参与事件的人都是表达自己的不满;二是集中的领域往往是政治领域,而不是经济领域;三是事件的突发性强,没有精心预谋和组织的过程,既无组织也无领导;四是事件发展的不确定性和非线性,都是由小事引起的,发展方向无从预期,容易导致政府误判,事态不可控制;第五是参与主体为“蚁族”,但实际上没有固定边界。例如突尼斯骚乱开始的参与者是“蚁族”,是底层知识青年,但是随着事件的发展,实业界人士、失业工人、失地农民、底层艺术家都参与进来了,尤其是持异见分子的加入,使骚乱事件后来有明确的政治导向意图;六是虚拟影响现实。

  廉思从2007年到2010年带领一支青年人的研究团队,以低收入大学生群体作为研究焦点,开展了全国性调查,他们关于“蚁族”的报告使社会大众对底层知识青年群体的生存状况有所关注,近两年来,他们的研究进一步发现,作为刚迈入社会的大学毕业生,“蚁族”对社会的认识往往是大学老师给予的,即青年教师的思想与“蚁族”的价值观和行动是息息相关的。因此,“蚁族”研究的第二个阶段转向全国高校青年教师的调查,收集了5400份问卷,得到各界重视。调查报告分十个专题,包括基本情况、收入情况、兼职情况、思想状况、学术道德、教学科研、网络行为、社会不公平感、女性青年教师。该研究发现,高校青年教师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元化、选择多样化的情况下总体状况是好的,但思想呈现出两极性: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基本认同,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效性表示担心;一方面对社会主义制度基本认同,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表现担心;一方面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表示赞同,另一方面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表示担心;一方面对党的执政地位表示认同,另一方面又对党的执政地位的长期稳固表示担心。大部分青年教师对普世价值表示认同,其中对“自由、民主、公正”的认知度均超过50%,只有9%的人认为世界上不存在普世价值。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未来的发展趋势”,31.5%的人认为各走各的路,31%认为最终走向社会主义,29%认为两者融合产生新的社会形态,仅有8.6%认为社会主义将成为未来主流的社会形态。对于“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同样存在不一致性,51.7%认为中国应当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共产党领导,20.4%认为中国应该坚持共产党领导,但不一定要搞社会主义,15.6%认为中国应该搞社会主义,但不一定坚持共产党领导,12.3%认为不一定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对“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性”,他们趋向用发展的阶段性成果来评价,这种建立在实用主义和公正主义上的认同具有脆弱性和不确定性。目前青年教师中还存在负面价值观的课堂式输出,尽管高校应有批判性,但是应该提倡理性地看待这些问题。

  研究拓展的第三部分是即将开展的新生代(80后、90后)海归调查,同时准备开展青年意见领袖的访谈,以及虚拟社会运动研究。在后续讨论中,他进一步谈到2010年的调查发现“蚁族”的一些新变化:一方面“211”大学的毕业生数量在增多,超过了专科职业院校的比例;另一方面研究生“蚁族”和30岁以上的“蚁族”在增多,说明“蚁族”改变自己的境况越来越困难,这涉及到如何给青年人树立一个合理的奋斗预期。他强调不能就“蚁族”而谈“蚁族”,要把“蚁族”放在青年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结合知识分子的脉络重新制定政策。因为我们党历来都是很重视知识分子的,关键是让体制外的年轻人如何认同现有的体制。原来大部分的大学毕业生都能进入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都能参与国家管理,现在面临着如何让大部分未进入体制内的年轻人认同这个体制的问题。

  (二)独生子女调查与城市青年就业稳定性研究

  独生子女是中国备受关注的一代,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院宋健副教授首先介绍了2009年11-12月所做的独生子女现状调查,调查对象是1975年1月1日到1989年12月31日出生的现有人口。考虑到现在农村空心化很严重、大量的年轻人在城市里,所以此次调查口径做了标注:“现有人口”,既包括户籍人口也包括农村流入人口。调查选择了4个地点。利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独生子女比例,把最接近平均水平的三个省份选出来,再计算上述三省各城市独生子女的比例,再加上北京。调查方法是调查员入户面访,委托了调查公司,督导老师一直随访、督导。该调查数据清理完毕后,2011年,利用这个数据又研究了独生子女的生育愿望、代际状况及“啃老”的问题,实际上也是和父母代际互动、经济互动的问题;还把住房因素也放到经济互动里,可能以往很多研究并没有特别考虑住房,如果把父母的力量也放到住房消费上,“啃老”的比例会大大增加。

  宋健老师还介绍了最近进行的两个研究,一个是关于青年“拼爹”的问题,青年的初次就职是否会受到家庭背景的影响。初步结果显示,家庭的直接背景不会影响初职,但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有一个教育的代际传承,这是一个间接影响。另一个是关于青年职业稳定性的研究,关注现在青年人频繁跳槽的现象。根据2006年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发布的一个报告,2005年上海市劳动力在同一个单位连续工作的周期平均不到4年,职业流动周期与劳动者的学历成反比,和年龄成正比。文献回顾发现相关研究非常缺乏,关于青年的职业稳定性没有直接研究,只有关于失业率和职业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总和工作流动率与总和职业流动率分别是3.12和2.60,如果按照2002年的城市青年就业平均流动率,一个人的一生大概要换3.12个工作,他的职业要更换2.60个,因此,青年人的职业流动是很频繁的。宋健老师指出,做青年的职业调查的时候,按照全国的标准,职业分类是分成八大类,但如果用人口普查的分类,2000年和2010年的七大类分类中,青年就业的职业是非常集中的。因此在做基础研究的时候,首先把2000年和2005年抽样调查数据中的青年分布全部做出来,大胆地根据五普职业分类与代码,并结合青年职业的特点,将所有选项归为9类,并划分为两大类,一个是低端职业,一个是高端职业。

  该研究采用的主要理论是职业声望理论和职业生涯发展阶段理论,研究假设有两个:一个是低端职业稳定性更差,二是随着工作年限的增长,职业稳定性呈现U型变化。核心概念是城市青年和职业稳定性的概念。职业稳定性是指在从业过程中,劳动者是否进行了工作变动以及变动的次数或频率。在3000多份样本中,除掉了从来没有进入过职场的300多份样本,最后剩下2700多个样本。因变量采用泊松回归。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一是青年的职业稳定性确实比较差。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青年都换过三次以上工作,研究假设一得到验证,越是低端职业稳定性越差。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是就业最终能稳定下来的拐点是10年左右。假设二也得到证明,刚开始的时候职业稳定性差,过了一个拐点之后,工作逐渐稳定下来,呈U型分布。另外一些有作用的控制变量是年龄、户口、受教育程度、子女情况和父母受教育程度。以年龄来看,35岁以下的青年人跳槽的经历越多,他们选择工作的资本就越多。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工作稳定性更好一些,初职会是比较高端的职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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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青年研究》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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