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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蕾:境遇与态度:社会转型进程中的当代青年

更新时间:2013-01-06 13:48:24
作者: 孟蕾  

  奋斗精神还很高;而中国未来是什么走向需要进一步的探索。此外的其他理论视角如消费主义的视角、全球化的视角以及代际价值变迁等理论,都为国内青年研究提供了借鉴。

  随后,吴教授着重阐述了自己从2008年至今所做的“政治社会化”研究。根据学术期刊文献检索,1970年代是美国对政治社会化的讨论最火热的阶段,包括大量的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少量心理学研究,从国家认同、政党认同的层面到每一个具体问题比如公民权问题的文献都汗牛充栋,都可以囊括到政治社会化的框架下。研究方式经历了从初期的系统理论到后期采用认同理论(以接收方为视角、侧重心理层面)的转变。主要有这几方面内容:第一是国家认同,传统上称之为“爱国主义”;第二是政党认同,但西方研究不同于国内支不支持政党、赞不赞成政党的研究;第三是政府角色,包括社会期待和对政府治理的评价;第四是最深层次的制度层面,比如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对于中国而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核心,构成吴教授研究的重点,侧重制度层面的探讨。他的研究认为,政治系统的变革包括认同层面和行动层面,而政治参与则恰恰是体现公民社会的生长点,参与变革的两个机制则通过选择性认同和选择性行动发生变迁。该研究目前正处于最后撰写报告的阶段,将包括对政党制度的认同、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同、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认同、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西方(美国)的政治体制对比研究、政治参与(包括网上参与和网下参与)、庆典意识的作用、青年如何看待不同话语等方面。

  (二)青年对待共产党执政的态度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年发展与政策研究院周拥平教授择要介绍了项目背景和具体工作设计,“共产党执政基础指数”是问卷调查用于测量青年人对共产党执政到底怎么看的一个重要指标,该指标赋值为0-100分,综合了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认同、对党员干部是否持正面评价、自身有否加入意愿这几个变量,以此完成对某群体对共产党执政态度的测量。从结果上看,各社会群体的评价大都处在中间的基数。在测量和实施上,研究推进的关键是要结合调查方法。因为较长的问卷往往很难实施,信息量和质量通常成反比;所以调查基本上是在公开场合、问卷尽量控制在两页之内,在某些问题上再作追问,尽力保证获得被访者的第一反应。该研究主要定位在对真实态度的掌握。

  从研究发现上看,2005年调查显示的总指数是60多分,2011沿用原来的方法再次调查,通过两次数据比较,总指数下降1%,下降速度不如原来预期。按周教授的分析,这几年愿意加入共产党的青年人数增加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并进一步推测这与就业难是有关系的,因为入党有利于获得体制内职位。周教授还介绍了今年展开的新调查———“青年阳光指数”调查,基本上就是对社会的评价、对自我生活的评价,也涉及到一些对共产党执政有效性的评价,保留了原问卷中某些问题以便做长期对比,另外增加了大量对社会的评价,包括对社会道德水平、人际关系,甚至包括对爱情观的评价。

  最后,周教授提出一些针对性建议:从社会稳定的角度来考虑监测青年群体,最重要的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治态度,比如将执政基础指数作为一种监测指标,看它到底怎样变化;二是就业指标,监测失业、就业情况;还可以附加上就业和生活质量的关联度。因为,青年人即使失业,他们的生活质量不一定下降,很多人还可以获得父母的资助。假如统合观察,失业率持续上升,就业和生活质量的关联度持续上升,即失业了、生活质量也下降了;假如发生这种情况,发生青年上街的事件很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周教授进一步解释为中国社会现在的基本矛盾或者说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面临两个局面,一是制度成本太高,具体表现在税收高和灰色成本支出大;二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会造成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这个矛盾会持续积累直至最后爆发。所以现在应该着重监测这几个指标。

  

  四、青年与互联网

  

  (一)网络社区的力量和青年网络文化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网络舆情》执行主编祝华新以微博女王姚晨粉丝数2000万和韩寒博客累计访问量6000万与《人民日报》的发行量280万、累计定户数2000万相对比为例,并透过5.1亿网民规模以及微博作为新媒体和智能手机的扩展趋势分析网络社区发达凸显的影响力。他指出,博客、微博成为一个网民自己决定如何发表信息和看法的新空间,自媒体和网络社区赋予了年轻人自主的话语权。从微博对社会议题和热门事件的即时转发和海量评论来看,传统媒体正在失去引领社会主流舆论的功能,而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成为互联网的附庸。同时,网络舆论也经常转为网下行动,超越舆论管理和新闻宣传意识形态传播的方式成为一个非常现实的社会管理难题。比如2011年大连市民反对PX项目,出现了“集体散步”,借助于新媒体,一夜之间老百姓自发聚集了几万人到市政府门前广场抗议,迫使市委书记两度出来接见市民,当场承诺搬迁。再如去年淘宝网“网络暴动”,部分中小卖家因不满大幅上调保证金和服务费引发集体行动,引起了商务部的高度关注,促使马云推迟了淘宝商家管理体系升级。此外,QQ、BBS、人人网等社交网站也具有强大的组织动员功能。美国规模浩大的“占领华尔街”青年运动完全是通过Twitter发起的。这些社会行动都是新的提示:新闻资讯,甚至社会运动可以不借助传统媒体而闯入公众世界。在这样的发展态势下,中央非常重视互联网,2009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几乎用了一半时间在与网友对话。总书记的重要判断是“互联网已经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

  祝华新回顾了文革之后、开放初期出现的潘晓讨论,质疑“青年的人生道路为什么越走越窄”,更多地倾向于认为几十年传统的原教旨主义信仰的破灭。他进而谈到“屌丝”现象。“屌丝”自嘲为“穷挫矮”,将“官二代”、“富二代”称为“高富帅”,“高富帅”抢走了他们的女朋友“白富美”,这里充满了小人物的自我认同、自我减压,当然也有些辛酸和乐趣、“重口味”的调侃。在这种插科打诨中更多表达的是社会发展机会不均给他们带来的“集体焦虑”,这种“集体焦虑”成为网络舆论的特征。尤其是对于底层社会,无论农民工还是普通大学毕业生,如果没有特殊家庭背景,在事业上很难进入公务员序列,而今天经商发家的门坎也越来越高,社会改革的土壤已经板结、社会向上的动力已经停滞。如果要把握青年人的心态,就是这种巨大的社会不公和改变这种社会不公的无望。他列举了每年600万大学毕业生拥挤在就业市场上“就业难”、“安家难”的困境,“逃离北上广”和“逃回北上广”的两难,弱势群体和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的生存境况;认为未来社会稳定的关注点应该是在城乡结合部,因为这里是两大社会群体———农民工和600多万大学毕业生交汇的地方。如何给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以职业的安全感、温暖感和认同感关系到国家的维稳大局。政府和社会要着重把握今天年轻网民的复杂心态、认真倾听不同的声音,以便扩展和修正社会治理思路。这种年轻人的集体焦虑与今天社会矛盾的积累和叠加密切相关,后者可概括为底层社会上升通道堵塞、中产阶层由于高房价产生严重的被剥夺感、富裕阶层产生严重的移民倾向以及特殊利益集团的末世情结。在社会流动停滞的情况下,官民之间对抗情绪在加剧,比较典型的反应是“拼爹”现象、“国产四大名爹”。年轻一代不仅是对社会不公的失望,甚至涉及到国家、民族的归属感。他认为年轻人的看似“疯狂”值得关注,对于偏激情绪需要双管齐下治理,一方面要纠正网上的偏激的内容,清除有害信息,但另一方面,政府需要花大力气改变网下现实中的不公,给青年提供更多的向上流动通道。

  祝华新还提供了一个研究青年文化非常便捷的角度和辅助手段———网络流行语,可以用来解读今天的社会矛盾和现在年轻人比较敏感的心理。这些流行语是网民的语言,网民借此来辨别对方是同类还是异类,经常和社会事件、电影、娱乐节目相连,借题发挥或围观起哄,以此来疏解内心的压力。比如,“淘宝体”更多的是倾泄一种感情,“高铁体”主要是倾泄对政府的质疑,“轻度体”也同样是倾泄对社会的质疑,“hold住”更多的是表现年轻人面对社会的从容、洒脱的心情,“自嘲体”等未必有特殊的政治内涵,就是年轻人在网上的自我减压,“咆哮体”看似张牙舞爪、实际上冲击力很弱,是一种集体的减压和宣泄,最新的“甄体”,看似文质彬彬、非常儒雅,但显得格局非常小,这与今天青年人的视野越来越狭隘有关。

  祝华新特别关注媒体应该如何与青少年展开对话。一是要大力打通两个舆论场。目前官方的舆论场———官方媒体和所有官方的教科书、教育机构,包括学校和科研机构、主流意识形态机构所传播的官方意识形态与民间老百姓的口头舆论场———民间的、意识形态两者之间存在巨大的隔阂和对峙。这也体现在电脑和电视的对峙、CCTV《新闻联播》和“天涯社区时政版块”的差异中。他曾撰文论述“电视和电脑合起来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新华社前总编辑南振中几年前就提出存在着“两个舆论场”的观点,两个舆论场重叠部分越大,舆论引导的针对性有效性就越强,如果重叠部分越小,针对性和有效性就越弱,如果根本就不重叠,那么官方和官方媒体正在面临失去影响力的威胁。二是要高度重视意见领袖的作用,今天他们的影响力远远超过党报、教科书、官方媒体和父母,对年轻人的影响是巨大的。美国Twitter的统计,两万名精英用户,比例不到Twitter注册总用户的0.05%,但是Twitter上一半的贴文就是对这一小撮核心网友贴文的转发和评论。从传播学角度来说,这一小撮网友掌握着议程的设置权,从而掌握了舆论引导权。他进一步建议青少年工作、共青团工作应该推出自己的意见领袖,既要清除不良信息,又要讲究网络信息的营养性和知识性,这是今天团的工作能不能具备意识形态影响力所面临的挑战。祝华新高度评价广西师大的“理想国”丛书和文化沙龙以及网上的“人格模板”对年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事业观的深远影响。他还非常赞赏并建议通过“微公益”培养参与型人格,认为网络微博容易培养与社会不合作的心态,但未来的社会转型、公民社会需要参与合作者、建设者。微公益在中国历史上功不可没,它帮助年轻人找到了坚守个人理想和融入社会最佳的位置,对中国未来的国民应该有很大的人格示范作用。同时,他呼吁媒体多发掘社会的温暖因素,多一些身边真善美的草根的报道,不要人为放大这个社会的悲惨,不要让年轻一代心理失衡,对社会做出误判。

  他在这里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把网上的批判能量变成现实中的正面能量?应该将其引导到正确的决策参与、建设性参与。与其打压民众的参与热情,不如扩大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才能釜底抽薪地保证社会稳定。三是鼓励年轻人用好网络学习的充沛资源,如网络公开课、维基辞典、互动百科等。四是警惕微博毒性,提高媒介素养,主张微博时代要鼓励链接、避免微博局限性,鼓励从微博回到博客以助于逻辑梳理,最根本的是鼓励回到读书。五是鼓励各阶层上网对话,官民、政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多元互补、相互制衡,有利于网络舆论的生态平和,寻找社会最大公约数,希望年轻人养成更加开放的视野和更加包容的心态,希望政府更加包容、努力推进信息公开、恪守执政底线,才能涵养合理社会心态、壮大主流舆论、凝聚思想共识。

  (二)青少年群体与互联网研究反思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卜卫研究员回顾了中国从1996年开始参与的世界互联网调查,对以互联网的定量研究方法进行了反思:在互联网普及初期,用定量的方法可以了解青少年如何使用互联网及其对青少年生活和学习等方面的影响,但是定量研究默认了背后的一些理论预设,包括:一是传播学理论中的效果理论,假定这是一个强效果———互联网彻底改变青少年生活或者改变社会,现在对效果理论有很多争议,还有其他的理论与之竞争;二是假定整个用户只属于一个社会阶层,且这个阶层是社会主流,而非主流的人群其实在中国是大多数,但是在这个研究中没有考虑;三是技术决定论,认定媒介中心和社会中心两分,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博弈过程;四是认同国际标准,也就是会用一些国外的概念来测量国内青年,这个结果是不对的;五是比较认同主流的媒介素养标准。因此,这样的研究忽略和排除了某些方面。

  在反思的基础上,卜卫研究员进一步阐述了2008年之后互联网研究的现状和问题。一是现有的互联网研究主流之一是要研究新媒体如何发展以及传统媒体如何做大做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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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青年研究》2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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