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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杰:网络化时代的社会结构变迁

更新时间:2013-01-05 17:32:05
作者: 刘少杰 (进入专栏)  

  ”不过,福山对这种“创造性破坏”并不悲观,他相信人类理性可以重新构造新的社会秩序,“社会秩序一旦遭到破坏,就会再次得到重建,而且很多情况表明这种事情今天正在发生。我们可以期待发生这种事情,原因也很简单:从本性上说,人是社会的产物”。所以,人类一定会使自己生存其中的社会保持一种相对稳定的秩序。

  

  二、传递经验的地位提升

  

  自2011年以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北非国家爆发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特别是英国伦敦、德国汉堡也爆发社会骚乱乃至美国也爆发占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的社会运动。这些相继爆发的震撼世界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其中都表现了网络信息交流对在场行动的引导甚至煽动作用,人们称之为网络事件的蝴蝶效应或网络助燃。这场遍及非洲、欧洲和美洲的社会运动,不仅充分表现了网络行为对在场行动的导引作用,而且还令人看到或直接感受到一种新的经验正在社会生活中上升为主导经验的地位变化。这种经验不是传统社会中在特定环境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局部经验,而是在网络交流中形成的动态不定的传递经验。

  吉登斯曾依据电视等电子媒体的迅速发展论述了“传递经验”(mediated experience)。在吉登斯看来,在高度现代化时代,十分发达的信息技术和通讯媒体,使信息流动空前加速,特别是各种影视技术,在人们面前展示了越来越丰富的影像画面,一个似乎可以独立于在场事物的象征系统或符号世界使人们产生了丰富的新体验。这不仅呈现了在场事物同象征符号的分离化趋势,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使传递经验成为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种基本经验。传递经验是通过信息沟通而形成的超越身体经历和在场事物的缺场经验,是人们通过信息沟通而相互影响和持续传导的动态经验。

  应当承认,在互联网和手机通信中形成的传递经验,比起吉登斯论述的依据电视等影像媒体所形成的传递经验,无论在传递内容和传递形式上,还是在传递速度、传递广度和传递深度上,都已经发生了难以估量的扩展和提升。如果人们赞成吉登斯把依靠电视媒体技术形成的传递经验看作社会生活基本经验的观点,那么可以把当前正在迅速扩展的传递经验称为具有主导性的基本经验,因为通过互联网和手机通信形成的传递经验要比吉登斯所论述的传递经验已经扩大并强大了数倍。巴奇和麦肯纳认为,互联网是继电报、电话、录音机、电视以后的最重要的技术突破,它具有一定程度的匿名性,但同时可以使人们寻找具有相同兴趣和相同品质的同伴,进而跨越距离的阻隔。巴奇和麦肯纳考察了互联网对个体生活的心理存在,个人人际关系,群体成员关系、社会认同,工作场所和社群卷入的影响。“在被社会边缘化和污名化(stigmatized)的人群中,互联网上的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认同。与面对面的交往相比,互联网的交往相对匿名和安全,人们可以投入更多,对网络社群产生新的认同。”

  把网络中的传递经验称之为主导经验,是对同时存在的各种经验的结构关系做出的判断。以经验研究为基础的社会学对经验的结构关系重视不够,缺乏对经验结构的具体分析。事实上,任何时代的经验都是多元的,正如马克思所分析的那样,生产实践、科学实验和阶级斗争,是最基本的三大实践经验。如果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划分出审美经验、道德经验等。在传统社会,基本的经验是作用于客观存在的生产经验和科学经验,而这些经验的共同特点是在特定环境中经过人们的身体活动而形成的局部的在场经验。到了网络化时代,凭借现代网络技术快速扩展的传递经验,虽然不能完全脱离各种在场经验,但却获得了越来越大的相对独立性。尤为重要的是,传递经验在网络社会的崛起中成为社会经验结构中的重要构成,并且已经上升为可以引导甚至支配在场经验的主导经验。

  犹如福柯等人论述的语词秩序独立化一样,传递经验在广阔的网络空间中获得了一种相对独立的扩散能力与传播途径。虽然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传递经验的根据存在于在场经验之中,但在网络传播的某段过程或某个环节,网民们依靠不断更新提升的网络技术,大量接受川流不息的动态信息,特别是一些具有强烈刺激性的信息,可以激发一种含有集体兴奋的网络意识或网络情结,网民们可以在持续的信息传递和网络情结体验中积累并扩散传递经验。胡泳在分析这种网络行为形成的传递经验时指出:网络空间中的“地点逐渐变得捉摸不定之后,与地点相关的社区似乎失落了。所以,一种流行的看法是,现代社会是一个庞大的非个人体系,它日益吞噬着大多数人的生活。而在实际上,人们所获得的是一种复合的或者矛盾的经验”,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那样:“已经发生的并不简单地是地域性影响的日渐式微,并变成更具非个人化的抽象体系,相反,恰恰是组织空间经验的形式在变化着,它以特有的方式把空间上的远与近连接起来,这是以前任何时代都没有发生过的。”

  这种传递经验的积累与扩散,在非洲、欧洲到北美的社会运动的扩散过程中已经清楚地展现出来。当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等非洲国家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社会运动之时,英国、法国、意大利和美国等欧美国家领导人曾为之兴奋,欢呼民主运动在非洲已经掀起高潮。然而,这些西方领袖没有想到,非洲的动荡局面还没有停止下来,“底层社会的狂欢”在英国伦敦和德国汉堡大规模爆发,并且,欧洲“底层社会的狂欢”又“传染”到美国,占领华尔街、占领华盛顿的社会运动浪潮席卷美国一千多个城市。陈季冰在一篇比较全面评述美国占领运动的文章中写道:“在许多人眼里,‘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是年初点燃的‘阿拉伯之春’在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翻版,而位于纽约曼哈顿下城的祖科蒂公园,则就是他们心目中的开罗‘解放广场’。”这里要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是:是什么把远隔万里重洋且在不同制度环境中的社会运动联系起来了?答案则是:在于网络超越时空限制的“传染”作用。虽然这些社会运动都是在场行为,但都接受了网络信息的强烈刺激,美国的占领运动首先就是由一家名为《广告克星》的网络杂志发起的,网络组织“无名氏”则大力推进了占领运动的进程。从开罗游行到美国占领运动,“脸谱”(Fa-cebook)和“推特”(Twitter)这样的网络交流形式都已成为这些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导引或推手。

  从非洲、欧洲和美国社会运动的扩展过程可以看出,传递经验不仅可以在网络中传递扩展,而且网络中的传递经验还可以快速地影响在场经验,以无孔不入的信息流动把间隔于不同环境中的在场经验联系起来,使在场经验也具有了传递性。大量消息证明,从开罗到伦敦直至华盛顿的社会运动,虽然发生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之中,物质条件、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方面都有很大差异,但是在网络交流的传递作用下,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制度环境中的底层社会成员,形成了共同的价值追求、政治目标和冲击对象,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是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的共同呼声,这是网络交流促成在场经验快速传递的典型事实。正如拉尔(J.V.Laer)和阿尔斯特(P.V.Aelst)所指出的:“在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已经逐步进入全球化水平,互联网已经开始把社会运动的展开与运行推向全球化层面。”

  网络交流促成在场经验大规模形成传递性的事实,是传递经验在当代人类社会上升为主导经验的有力证明。经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展开和记忆,不同环境中的不同实践一定会形成不同的经验累积,并为具有明显条件差异中的人类生活提供了相互区别甚至分隔的基础。虽然在工业社会乃至前工业社会人类经验也有传递性,但限于地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间隔,特别是限于社会制度的制约,不同环境中的人类经验在传递速度和传递幅度上都要受到层层阻隔。只有进入网络化时代,网络交流首先在人们的精神生活或心理结构中产生了无限丰富的共同体验和相似记忆,作为思想观念中的传递经验不可阻挡地要支配人们的实践行为,导致在场经验的传递。

  传递经验上升为主导经验,其意义首先在于政治领域。传递经验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突破经验的间隔,而人类社会中最严重的间隔是政治制度的间隔。政治制度的间隔作用具有强制性,是人们在实践行为中难以超越的限制,因此不同政治制度下的在场经验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而当信息沟通在网络传递中超越了政治制度的限制,并直接作用于人们的在场经验也发生传递性时,就意味着传递经验引发了吉登斯所论述的制度抽离化效应,证明了卡斯特所论述的“流动的权力优先于权力的流动”的观点。

  肯定网络交流促进传递经验的地位提升,无疑强调了网络化发展对各种局部经验的联动或整合作用,但这种现象在一些人那里不仅没有引起重视,相反却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网络化条件下的行为主体及其行为过程发生了离散化或碎片化。段永朝深入地阐述了互联网引起主体及其行为离散化或碎片化的观点:“电脑和互联网之后,世界的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人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葬送掉自己通过500年努力获得的主体资格,走向主体爆裂之路,这就是主体的碎片化之路。”段永朝通过对计算机或网络技术过程的分析(比特化、符号化、格式化和编程),明确地论述了主体及其行为在网络化条件下的离散化和碎片化,他称之为“绞碎主体的‘四个齿轮’”。

  在段永朝笔下,主体在互联网中碎片化最突出的表现是,原来在工业化、科学化和理性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普遍的、统一的主体,在网络化时代已经分裂为具有异质性、个别性或多样性的他者。“过去那种漠视‘他者’的所谓‘主体’先天有某种优越地位,这种优越地位通过自身的膨胀得以维持。但是,在互联网上富足的‘主体’之间,他者的存在不容漠视,‘主体’几乎成为笑话。假如有谁绷着、端着,在网络上一定无法生存。因此,在互联网世界里,主体只能在‘他者’的重重包围下,进一步稀释、碎裂。”

  如果段永朝的论断符合实际,那么一个必然提出的问题是,网络化条件下传递性经验将难以发生。因为在段永朝看来,把一切可以表述的事物都表达为0、1序列的二进制代码,这种比特化或数字化编码过程,以其形式上的抽象化统一,却创造了一个充满个性和差异性的多样化的网络世界,笛卡尔所论述的能把人类统一起来的理性思维和理性原则,在这个世界中已经无能为力,因此那种能把人们的经历和体验统一为共同经验的理性化玄想也必然烟飞灰灭。因此,段永朝的结论是:“在电脑和网络高度普及之后,我们必须重新面对两个基本问题:一个问题事关‘主体存在的状态’,另一个问题事关‘主体与他者的关系’。在电脑和网络导致‘主体破碎’、‘关系重构’之后,笛卡尔主义所假设的‘独立的个体’必将走向‘多个版本存在的个体’,即‘碎片化’。”而碎片化网络社会也就难以形成具有整体联动的传递经验。

  

  三、社会认同的力量彰显

  

  传递经验是接受、理解和评价信息的经验,其生成与扩展的根据在于社会认同。其中道理并不复杂,因为传递经验的本质是网络信息的社会传递,而每个社会成员都是从特定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关系形成对网络信息的接受与传递,当他们的价值信念和利益追求同其所面对信息形成对立排斥关系时,即不能形成认同时,对这个信息的否认、拒斥甚至阻隔也就随之而生,于是传递经验也就难以生成。因此,传递经验的生成与扩展一定要以社会认同为前提,没有社会认同的传递经验是不可能发生和传递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网络社会的学者都十分重视社会认同问题。不过,在网络社会学研究中,社会认同已经被赋予同传统社会学或传统心理学界定的社会认同不同的基本含义。卡斯特对此观点十分明确,他指出:在网络社会崛起的新形势下,认同已经有了同传统社会学所界定的认同截然不同的含义。“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认同必须区别于传统上社会学家所说的角色和角色设定。”②传统社会学所说的角色认同是指个体的社会归属感,是社会成员对自身属于何种身份、何种阶层的接受,是被动的归属性心理过程。在卡斯特看来,网络社会的崛起唤醒了社会成员的自主、自立、自主选择的自我意识,人们已经不再仅仅被动地注意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属于哪一个层面、处于何种位置,而是对社会的存在状况、资源配置和发展态势提出自己的评价与要求,这是一种主动的建构性认同。

  主动的具有建构意义的社会认同,是在社会生活网络化过程中个体获得了比较明确的自主性和自觉性基础上形成的,并且,自主自觉的个体在网络交流和意义沟通中,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相似个体的共同处境和共同利益,并进而对周围的事物形成共识、结成群体,于是,网络社会中的认同一定会从个体认同联结为群体认同或集体认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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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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