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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华彬:中国物权法的意涵与时代特征(下)

更新时间:2012-12-30 23:33:27
作者: 陈华彬  

  

  内容提要: 物权法在中国历经引进、否定、转向、曲折,最终实现复兴,它始终没有改变沿着中华民族的民富国强的这一方向而前进。2007 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颁布的中国《物权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巩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更深层次的发展、中国人权保护事业的进步以及中国民法法典化的最终实现等方面彰显其十分重要的社会意义; 同时,囿于诸多方面的原因,该法在一些内容的厘定上留有时代的烙印,带有时代的特征。中国《物权法》的颁布,预示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人权保护、民法典的制定乃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的启程。中国《物权法》的这一积极效果与历史进步的取向是最主要的。该法中的落后规定或未作规定的事项,可以通过将来制定民法典、修改《物权法》或制定司法解释予以补充、克服和完善。

  关键词: 物权法 民法典 社会效果 时代特征

  

  四、中国《物权法》对中国国家与社会的效果

  

  在中国《物权法》颁布、生效之前,中国的改革开放业已走过了近 30 年的历程。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多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形下进行的。直至 2007 年时,业已进行的近 30 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改革开放在政治、经济、社会建设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取得重大进步、获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对于改革开放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又急需以立法的形式予以厘定、巩固或加以回应、认可。具体来说,对于近 30 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对公众要求平等保护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私有财产的要求,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中国近30 年经济发展中的效率取向等,在法律上应给出回答,即给不给法律上的地位。这一点是厘定中国社会现实状态与未来发展的关键抉择。另一方面,在国际上,西方一些国家的政治体制、民主制度对中国的影响有所渗透,中国需要回答为什么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道路在中国是惟一可行的,而决然不能选择西方一些国家的民主、政治道路等重大问题。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这些紧要问题,中国《物权法》尝试做出了回答。

  就中国《物权法》对中国国家和社会的效果,我们可以指明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 一) 中国《物权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 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9]。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此前的苏联、东欧等国家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对待私有财产的态度不同。经历过近 30 年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是肯定私有财产与非公有制经济即私营经济的正当性、合法性的; 而苏联、东欧等国家的社会主义则是以消灭私有财产为目标,视私有财产为“万恶之源”。正是在这一逻辑思维下,1922 年的《苏俄民法典》与上世纪60 年代的《苏俄民法典》、《苏联民事立法纲要》,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典》、《匈牙利民法典》、《蒙古民法典》等均不规定物权概念,物权法在民法典中不占有一席之地。在这一点上,如前所述,中国改革开放前历次起草的民法草案也都相同,即不规定物权概念,物权法受到严厉批判[8]44 -92。

  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发展,为了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为了以法律的形式确立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经过数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而中国《物权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不可或缺的重要法律”[10]。这一颇具意味的表述,其深层次的意义系在于强调中国物权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本质联系。其背后隐含的旨趣是: 中国肯定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在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并存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还指出,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9]。从这一表述的字里行间,也同样可以看到以平等保护为基本原则的物权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本质联系。

  总之,中国《物权法》颁布和实施五年来的效果表明,中国《物权法》事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事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道路,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实现,对中国国家和社会所具有的效果重大,不容小觑[8]44 -92。

  ( 二) 中国《物权法》着重界定财产的归属关系,以巩固改革开放的成果

  基于确认和巩固改革开放 30 年的成果的要求,与反映人民认可的对于私有财产予以保护的价值理念,中国《物权法》着重确认和界定了各种财产的归属关系,由此以实现定分止争,明确物的归属,巩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的各项财产秩序,尤其是改革开放30 年以来所形成的新的社会财产关系秩序。

  比如,中国《物权法》第 5 章“国家所有权和集体所有权、私人所有权”中以 25 个条文的内容详细地列举规定了哪些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哪些财产属于集体所有,以及哪些财产属于私人( 含自然人和法人) 所有; 在第6 章中,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居民通过进行住宅的商品化改革而取得的住宅所有权赋予其名正言顺的“名分”———“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 于第3 编“用益物权”中,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明确规定为两种用益物权,这实际上是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农民对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两项最重要权利: 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前者是维持农民的基本生计必不可少的权利,后者则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所在的权利,二者均十分重要,不可或缺。

  按照中国物权法制定之初确立的立法方针,农民对自己耕作的土地尽管不能享有所有权,但物权立法应当赋予其享有相当于所有权的权利。(这是 1998 年 4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的首次物权法专家讨论会上确定的方针。笔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在会议上积极支持这一方针。)2007年最终颁布的《物权法》实现了这一目的。该法第126 条规定: “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 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前款规定的承包期届满,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这样的规定,实际上已经使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相当于所有权的权能。这种稳定、清晰的规定会引导农民对土地进行长期的筹划和打算( 如对土地进行投入、改良土壤或兴修水利等) ,从而可以改变在权利归属不确定的情形下过度开发土地或在土地上进行短期行为的现象。尤其具有价值的是,这种权利归属的确定,可以为农村社会的长期稳定奠定财产法律基础。

  ( 三) 创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用益物权、担保物权规则,巩固改革开放的成果

  1. 土地承包经营权

  中国1978 年起航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此种农户耕种集体土地的行为在中国物权法颁行之前其性质比较模糊,实践中主要将它理解为民法中的一种合同行为而属于一种债权债务关系。但是,这种理解在实践中造成了农户的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害。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作为发包方的农村集体在土地承包的期限还未届满前就往往撕毁合同而将土地转包给第三人。这种做法从民法法理的角度看并无不当。因为既然发包方与农户是承包合同关系,则作为享有土地所有权的发包方将自己的土地转包给第三人也就在法理上站得住脚。但这样做的社会效果,却是使农户不愿在土地上作长期的耕作计划和打算,不愿对土地进行投入,不愿兴修水利,以及不愿改良土壤等。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它还造成了农村社会的不稳定,使农村社会的各种矛盾( 如干群矛盾等) 因此而凸显、紧张。

  为了改变上述局面,中国《物权法》采取的对策,就是使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也就是将农户对集体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明确规定为一种用益物权,并规定期满后该土地承包经营权自动延长( 第126 条第 2 款) 。由此,农户对承包土地的权利由原先的债权性权利转变为物权性权利。此权利在法律上具有排除他人干涉的效力。通过这样的法律定位,农户对土地的权利被强化,农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有了财产权的保障。

  2. 建设用地使用权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城市国有土地实行无偿、无期限及完全的行政划拨的使用制度。这种制度使城市土地变成一种福利性的使用制度,其结果造成了城市土地资源的闲置和浪费。20 世纪 90 年代,国务院发布《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开启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航程。这一改革的关键在于,按照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则,实行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和转让制度,改变以往城镇国有土地的无偿、无期限的使用。1994 年颁布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 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基本确立了国有土地的有偿出让和无偿划拨两种方式。往后的实践证明,这一改革是成功的。

  为了巩固这一改革的成果,中国《物权法》总结实践的经验,明确规定了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 第12 章) 。按照这一制度的目的,以划拨方式设立建设用地使用权受到严格限制,而在较大范围内国家采取以有偿出让的方式设定建设用地使用权。而这种有偿出让方式,就是作为出让人的国家将一定期限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给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使用,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向作为出让人的国家支付一定的出让金。其主要方式包括: 拍卖、招标和协议等。究其实质,它是作为土地所有权人的国家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人之间的一种民事平等有偿交易。

  3. 担保物权

  在中国1992 年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前,无论是在完全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中国社会总资本的循环和周转主要是通过国家来管控的。1992 年以后进行的金融改革,就是将由原来的国家无偿拨款改变为通过银行发放贷款,即采取融资的方式。针对资金融通使用关系的这一变革,中国民法立法在 1999 年颁布的《合同法》中采取了借款合同制度。但是,《合同法》不能解决资金融资的风险问题,规避融资风险必须有赖于物权法中的担保物权制度。中国《物权法》在总结1995 年《担保法》及 2000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基础上,参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规定了较为完善的担保物权规则( 第4 编)[8]95。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物权法》规定的担保物权规则具有中国自己的特色。比如,该法关于抵押财产范围的广泛性( 第 180 条) 、建筑物抵押( 第182 条) 、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关于债券质权( 第223 条) 、基金份额质权( 第 226 条) 、存款单质权( 第223 条) 、仓单、提单质权( 第223 条) 、应收账款质权( 第 228 条) ,以及关于可分物的留置( 第 233条) 等的规定,均体现了中国自己的特色,显示了中国《物权法》的制度创新。

  此外,中国《物权法》也有对域外法的借鉴。这一点可以从该法规定的动产浮动抵押清晰地看出。在今日比较法上,浮动抵押( floating charge) 是英美法中苏格兰的制度。大陆法系国家的传统中并无这一制度。这一制度的特点就是抵押物始终处于不确定状态,必须到权利人行使抵押权时,通过法院发布抵押权实行公告,查封、扣押、冻结抵押人全部财产,抵押物才能确定[8]102。它是为了解决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农业生产经营者贷款难而引进的一项崭新的抵押制度。正是因此,它具有区别于中国《物权法》颁布之前《担保法》中规定的固定抵押的特点[10]408。

  ( 四) 引进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规则,巩固住房商品化改革的成果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是关于城市居民对自己居住的房屋享有物权法上的所有权的制度。中国《物权法》专设一章( 第 6 章) 而就该制度予以明文规定。从立法初衷来看,中国引进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中有关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立法的成功经验,其旨趣在于巩固中国自 1978 年代开始的城市住宅的商品化改革的成果。

  众所周知,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迄至 1978 年之前,中国的住宅政策和制度是一种公有化、福利型的住宅政策和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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