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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华彬:中国物权法的意涵与时代特征(下)

更新时间:2012-12-30 23:33:27
作者: 陈华彬  

  在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它是一个以供给制为核心,以实物分配为特征的,几乎完全排斥商品经济运行机制的住房制度体系。从住房的生产、流通到分配、消费,它都有自己独特的运行机制。即国家单一投资建设住房,然后由政府单向流通到职工,并采用实物分配的形式,最后由职工无偿消费( 因为房租连维修费都远远不够) 。这种住宅政策和制度形成了按权力、关系、人情等分配住房的分配机制,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而且,它还加剧了住房占有中的两极分化,破坏了社会主义的公平正义原则[11]。

  1978 年中国开始住房政策和制度的改革,其目的就是要将此前的公有化、福利型住宅制度转变为有偿的多元主体的住宅商品化制度。经过改革,将城市( 镇) 居民住房的生产、交换、取得均纳入市场经济轨道,以从根本上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

  自1992 年代起,中国开始全面推进住房制度的改革,将住房的生产、交换、取得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在大量的多层和高层建筑物按居住单元被出售后,产生了对居住于同一栋建筑物上的若干单元的所有权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予以规范、调整的必要。而这就需要建立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规则。从国际比较住宅法的经验来看,德国、日本、法国、瑞士等大陆法系国家与美国等英美法系国家无不以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来厘定城镇小区中的多层和高层建筑物按专有部分单元出售后各所有权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在这种背景下,基于巩固住宅的商品化改革的成果的需要,中国《物权法》建立起了基本上与国际社会相通的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规则。

  ( 五) 中国《物权法》为中国进一步的深化改革奠定基础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当代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12]。在今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的记者见面会上,温家宝总理进一步指出: 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的正确抉择,如果不继续进行改革开放,则已经取得的成果将会得而复失[9]。

  前文已述,中国《物权法》是关于财产的归属与物权性质的利用的法律。它已经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厘定了改革开放以来所产生和形成的各种新的社会财产秩序。今后的改革开放将在中国《物权法》所作的各项厘定的基础上予以展开。

  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物权法》其实在一些问题上也为进一步的改革预留了空间。特别是对一些有较大争议或社会公众还未形成基本共识的问题就仅仅做了原则、模糊的规定。这样的立法目的是,等待将来进一步的改革成功,人们形成共识后才做出明确、清晰的规定。比如,现行中国《物权法》关于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究竟是属于乡还是村或组,其第60 条的规定就很特殊、很模糊; 此外,第61 条关于城镇集体所有权的主体的规定也是如此。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物权法》关于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规定,就只规定了简单的 4 个条文。这其中的主要因由是,中国各地区关于宅基地使用权存在不同的做法,在很多方面还未形成基本的一致做法。具体言之,有的地区在尝试进行宅基地使用权的收费的有偿使用,有的地区规定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必须进行登记,有的地区也在尝试宅基地使用权的抵押或转让。各种情形不一而足,较为复杂。由此,中国《物权法》就只能等待在这些方面的进一步的改革取得成功,社会公众形成基本共识后,再就宅基地使用权制度做出统一的清晰、明确的规定。

  ( 六) 中国《物权法》为中国的人权保障提供财产法律基础

  人权是人之为人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包括生存权、发展权及追求幸福的权利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权保护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社会公众享有多方面的人权权利。但是,二战结束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人权事业的发展表明,社会公众享有充分的人权的前提和基础是财产权。没有必要的财产权作为保障,所谓人权,将会成为一句空话。

  中国《宪法》第33 条第2 款规定: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权保护事业获得极大发展,人民享有的各项人权获得实现。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在中国的实际生活中,侵害人权的现象、对男女进行差别对待的现象、对残疾人加以歧视的现象等还是偶有存在。这需要我们在未来的人权保护中加以消除。另外,应该指出的是,中国今日人权保护的种类和层次还有待进一步丰富。也就是说,应该在强调保护生存权、发展权的同时,提倡和保护人民的追求幸福的权利等。

  从当代世界民法发展的潮流看,21 世纪的民法指向和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保护人权。民法关于人格权保护的规定是人权的起点和基石,它们构成人权的最根本、最基础的内容。在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剥夺他人的人权,使他人遭受不幸的现象还大量存在。比如,各种各样的内战、武装斗争、恐怖袭击、饥饿、贫困、政治压迫、社会的、宗教的差别歧视、灾害、环境污染等,均使相关人的生活处于悲惨的境地。21 世纪是人权和人格权保护的世纪,作为权利宣言和权利宪章的包括物权法在内的民法,理当以保护人权、维护人权、尊重人权为其主旨和使命。

  中国《物权法》实施五年以来的社会效果证明,物权就是人权,物权法就是人权法。中国的人权保障事业在这五年间又取得突出的进步。它具体表现为,中国社会公众的权利意识、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公众生活的幸福感和幸福指数不断提升等等。

  ( 七) 中国《物权法》为中国未来制定民法典铺平道路

  民法的法典化是世界各国自近代以来出现的基本趋势。从那时起至今已有二百余年的时间。在这期间,以法国、德国、瑞士、日本等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大多实现了民法的法典化。不过,物极必反,器满则倾。在当代世界,出现了所谓的“法典化解构”( de - codification) 的声音。但是从中国的情况来看,中国民法发展所走过的道路与西方各国不同: 在中国,民法的发展不是走得过头了,而是还有很大的不足。由此,中国民法的发展不应当是解构,而是建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大多数民法学者仍然坚持着中国应当走民法法典化道路的因由之所在。

  从世界各国编撰民法典的历史与经验看,无论采用法国还是德国,抑或采取新近荷兰民法典的模式编撰中国的民法典,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均会涉及物权法。物权法由此成为中国编撰民法典的过程中一道绕不过去的关口。尽管在当代世界,财产的范围发生了极大的扩张和延伸,但关于不动产和有体动产的物权都是最重要、最核心的组成部分。

  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是,除物权法调整的有形财产应纳入到民法典中予以规定外,其他无形财产( 知识财产、信用财产) 与集合财产( 企业、遗产) 是否也需要纳入到民法典中予以规定? 从新近中国民法学者提出的思路来看,理论上似应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王卫国教授新近主张无形财产与集合财产应一并纳入到未来的中国民法典中予以规定。( 参见: 王卫国. 现代财产法的理论建构[J]. 中国社会科学,2012,( 1) . ))但是,当我们把这两种财产也一并纳入到民法典中予以规定时将会面临如何与有形财产的规则相协调、相和谐的问题。所以,笔者的观点是,中国未来民法典仍应坚持选择德国民法的道路,同时吸纳包括荷兰民法典在内的新近世界各国民法立法的优点,仅在这部法典中规定不动产和动产等有形财产制度。而对于知识财产、信用财产等无形财产,与企业、遗产等集合财产,则可通过完善和颁布知识产权法、金融商品( 交易) 法,以及完善现行公司法、企业法或者继承法等而加以解决、规范。

  

  五、中国《物权法》的时代特征

  

  中国物权法的起草工作始于 1993 年,从那时起到2007 年中国最终颁布《物权法》共经历了 14年的时间。尤其是在 2005 年末以后,中国物权法的制定陷入了困难局面,受到了来自于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些人士的干扰。(这些质疑包括: 中国物权法( 草案) 是否违反宪法原则,是否只保护富人而不保护穷人等。)尽管这些干扰或质疑最终未能阻止中国物权法顺利通过的步伐,但它还是对该部法律的制定产生了一些影响。另外,中国《物权法》制定之时中国民法学界对物权理论研究的某些滞后,以及立法过程中在立法思想和立法技术方面的不成熟,均使这部法律在一些内容的规定上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带有较明显的时代特征。

  就中国《物权法》在具体内容的规定中所留下的遗憾与不足等问题,我们可以简要介绍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 一) 将所有权的类型区分为三类

  中国《物权法》沿袭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民法立法的做法,将所有权区分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与私人所有权三类( 第 5 章) 。这种三分法的立法规定,其实反映的是如何看待市场经济体制与国家、集体和社会公众的财产所有权的平等对待的问题。最初提出中国物权法立法方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课题组,坚持在物权法上不区分这三种所有权类型,坚持“行为立法”,“反对身份立法”,对这三种财产采取平等保护原则。该课题组尤其指出,财产的分类只有动产和不动产,只有根据财产本身的属性的分类,而不存在根据权利人身份的分类[12]。

  但是,这一观点却受到一些人的质疑。提出质疑的人认为,中国是一个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不这样区分,立法本身就不能反映中国国情。2005 年末中国物权立法遭遇是否违反宪法的诘问后,反对制定物权法的人所依据的一个重要“例证”就是该法不对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予以区别对待,而是进行一体保护。这一问题十分重要,因为它触动了社会主义制度关于“公”与“私”所有权之间地位问题的敏感神经[4]。正是因此,由立法机关编制、于 2007 年最终通过的中国《物权法》在所有权问题上最后仍然采取了区分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的三分法做法。立基于民法理论与所有权制度的统一性的基本法理,这样的三分法规定今天看来无疑是值得检视、省思的。

  ( 二) 对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规定较为原则

  前文已述,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是关于居住于同一栋区分所有建筑物上的各业主之间的财产关系与管理关系的制度。中国《物权法》第 6 章设其规定,具有巩固中国自 1978 年以来在住房的商品化改革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的意味。

  但是,从全部规定来看,它只规定了 14 个条文。而对于一些十分重要的问题,该法均未予涉及。例如,关于业主管理团体、业主大会及业主委员会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即所谓业主管理团体的法人化问题,它涉及到对业主的权利保护,对业主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该法未做出规定; 又比如,关于业主管理规约,它是业主团体对区分所有建筑物实行自治管理的基本依据,在业主管理团体中具有相当于公司的章程的效力。对于业主管理规约的制定、业主管理规约应规范的事项、业主管理规约的法律效力等,该法也未做出规定。该法仅在第 6 章中简单地提及业主管理规约这一概念。

  区分所有建筑物( 商品房住宅) 自建成后经过相当年月,必会老朽、损坏。中国自上世纪 90 年代进行住房商品化改革以来,区分所有建筑物的建设已然经过了二十余年。区分所有建筑物的重建在不远的将来将成为不能回避的重大社会问题。而对于这样的重大问题,该法仅做了简单的规定( 第76 条第 1 款中的第 6 项和第 2 款) ,远不足以应对实际的需要。

  另外,当区分所有建筑物因地震、火灾、风灾、水灾、泥石流、煤气爆炸、飞机坠落以及机动车的冲撞等偶发性灾害导致其一部灭失时如何予以修复( 或复旧) ,乃系区分所有建筑物管理中的重大问题之一。中国《物权法》对此也只有简略的规定,同样不足以应对实际的需要。当代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比较法中,日本、德国、法国等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对此作了详实、完善的规定。其将区分所有建筑物一部灭失界分为小规模一部灭失和大规模一部灭失并据此规定不同的修复程序、费用负担及权益调整的手段和方法。中国将来修改《物权法》或制定民法典,抑或制定单行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法时,这些国家的经验应该说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最后,还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物权法》第 6 章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规则的规定,很大程度上是“急就章”。它是为了解决当时面临的必须做出应对的问题的立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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