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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悦晗:朋友、同事与家人:家庭生活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

——以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分子为例(1927~1937)

更新时间:2012-12-21 22:39:06
作者: 胡悦晗  

  

  【内容提要】 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有书信往来、沙龙聚餐及私密时光三种形式,其内容围绕着朋友、同事与家人三种社会关系网络展开。书信往来既涉及与朋友、同事之“公事”,又有与家庭成员之“私情”;沙龙聚餐用于构建朋友、同事之类外向拓展型社会关系网络;私密时光用于维持并巩固以家庭成员为对象的内向凝聚型社会关系网络。地方知识精英与知名作家文人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较为松散与不稳定,呈现“弱连带”特点;左翼知识分子建构的社会关系网络较为紧密,呈现“强连带”特点。在上海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中,多数时光用于构建外向型社会关系网络,构建内聚型社会关系网络的时光十分有限。其原因既有迫于生计不得已之故,亦有对文学、艺术的迷恋与追求,更有对秘密政治与革命理想的极度狂热。

  

  【关键词】 上海 知识分子 家庭生活 社会关系网络

  

  一、引言

  

  关于家庭生活的史学研究已经超越了对家庭活动作描述式考察的阶段。研究者多通过不同形式的家庭活动考察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形成与内在的权力结构。白馥兰与陈弱水尽管分别以家庭居住空间的格局以及墓志铭与小说文本为出发点,其关注点则均集中在中国古代特定阶层的家庭中丈夫与妻妾的关系及其背后的父权制权力结构等问题。①有别于中国古代以较多家庭成员共同生活一处的扩展型家庭为主,五四以来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建立以夫妻与子女共同生活的核心型家庭。家庭中的权力关系也开始由上下从属的父子关系转变为横向平等的夫妻关系。家庭生活的内容也随之变化。居住在亭子间、里弄与花园洋房中的上海知识分子,究竟过着什么样的家庭生活?他们的家庭生活以何种面貌、方式、特点呈现出来?尽管近年来的知识分子研究已经从思想史、心态史的路径日益过渡到社会文化史路径,但这些研究多集中在考察特定知识群体的经济收入、社会生活、日常交往等层面,对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领域缺乏足够关注。②

  作为自身能够建构理论并验证理论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之一,社会关系网络研究在近几十年来持续升温。社会关系网络理论以网络中间的个人及其关系为分析基础,强调个人的能动性,但另一方面又避免低度社会化的预设,注意到社会网所形成的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制度对个人的约束。③自费孝通提出“差序格局”理论后,关系社会学的研究日益丰富。④近十年来,研究者日益倾向于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等相关概念,将网络分析法与关系社会学研究相结合。然而,尽管已有相关实证研究已经涉及职业流动、社会信任、政治参与等多个层面,但对于家庭生活领域甚少留意。⑤

  关于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文字记录散在日记、文集、回忆录与杂志等文献中。这些资料依稀勾勒出知识分子以家庭为空间所展开的写信与收信、聚餐与谈天、照顾父母、与子女玩耍等一系列日常活动。这些日常活动不仅构成他们家庭生活的主要内容,也建构并丰富了知识分子以朋友、同事与家人为日常交往对象的关系网络。基于此,本文拟以1927~1937年的上海为例,透过知识分子不同类型的家庭生活,考察他们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过程。

  

  二、 书信往来:“公事”与“私情”

  

  1930年6月3日,已经从上海回到北平居住的徐霞村给老朋友戴望舒写信,信中写道:“据我的经验,上海好像不是一个使人写信的地方”。⑥徐霞村的判断由何而来不大确知,信中也没有字句能佐证。但徐霞村紧接着也承认,“现在却接到你这么长的一封信,这真是奇迹了。”⑦将这两句话并置在一起,无疑起到让收信人感到自己早先寄出的信令对方无比珍视的效果。然而,这两句话也隐隐透出一个事实,作为一个产生“奇迹”的城市,上海的知识分子也并非如徐霞村所认为的不爱好写信。

  写信是19世纪至20世纪欧洲家庭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19世纪后半叶,铁路的建造和其他技术的进步使这一时期变成了纸张主宰的时期。分散的家庭主要通过写信来联络感情。⑧写信的风气在中产阶级之间蔚为流行。而写信人就像收信人一样,默默认定德国人所称的“通信秘密”是会受到保障的。⑨近代以前,中国有邮驿和民办信局两种邮递形式。晚清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通过加强邮政制度建设、利用海关资金支持邮政等措施,将西方邮政制度与中国社会对接,促进了近代中国邮政制度的确立和发展。⑩上海书信馆创办于1865年8月1日,系公共租界工部局设立,专理本地信件递送事物,同时发行邮票及明信片等物。11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设立南京邮政总局,并积极谋取与北京邮政总局合作,使得中国邮政事业在非常时期保持了统一状态。12在此期间,上海邮政事业迅速发展。“上海邮局除北京路总局外,支局已有二十处,各分疆界,收递信函,亦有只管理收信而不管理递信者”。13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知识分子每天会收到大量信件,并写信给他们的朋友、同事与家人。柳亚子在致两个儿子的信中谈及自己目前的生活内容:“我是吃饭睡觉而外,看看报,写写信,看看书,如此而已。”14鲁迅每天的收发信频次尤为密集。鲁迅在1928年1月1日~1月31日间的收发信情况可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鲁迅在1月的31天中,有收信、写信或发信活动的就有20天之多。收信次数远比写信与发信次数多。1月份总计收信33封,寄信9封,复信5封。鲁迅收发信的对象李小峰、江绍原、许钦文、陈学昭等人或为与其有业务往来的出版业经营者,或为过从较密之友人。可见,围绕书信展开的活动不仅构成鲁迅家庭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并且是以撰文为生的鲁迅构建其社会关系网络的主要途径之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学会并习惯于给他们的爱人写抒发私密情感的信件。他们的爱人不在身边时,这样的通信更为频繁。周瘦鹃曾论及情书的特点及称呼格式时说:

  情书者,男女间写心抒怀而用以通情愫者。情书之作,所以表情也,其性情中人而善用其情者,每能作缠绵肺挚之情书,而出以清俊韵逸之辞。情书之作,开端必有称呼,男致女者,率曰某某爱姊某某爱妹,亦有但用芳名中之一字,曰某卿某姊某妹者,其下则缀以如吻如握爱鉴青睐青盼等字。15

  知识分子经常使用各种昵称表达他们对爱人的依恋和思念。鲁迅与许广平相互往复、书信传情的《两地书》众所周知。1620世纪30年代初,在胡也频离沪前往山东工作期间,丁玲在给胡也频的家信中分别使用了“我爱的频”、“美美”和“爱人”三个称呼,在落款处自称为“你爱的曼伽”。17在郁达夫狂热恋上王映霞时,书信往来也是他与王映霞之间交流沟通的重要方式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生性浪漫、感情奔放的知识分子尽管早已有家室妻小,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写给与之交往密切的异性朋友的信中使用亲昵的语言。柳亚子与谢冰莹的忘年交已是文坛佳话。在给谢冰莹的信中,45岁的柳亚子一方面表达了强烈希望与谢冰莹拉近距离之意:“你为什么又要叫我‘长者’呢?我是很愿意做一个小孩子呢!”18另一方面又对谢冰莹的日常生活流露出无微不至的关爱之情:“你怎样会摔了一大跤呢?真是小孩子,连路都走不来。现在已经好了吗?很挂念!”19因欲前往杭州游玩,让柳亚子感到依依不舍的别离:“小别一星期,居然有点难过,我们真是情感太重了”。20在杭州旅游的一周间,柳亚子几乎天天给谢冰莹写信。其中一封信盛赞白马湖的风景,末尾的省略号不免给人以意在言外之遐思:“白马湖真好,有山有水,不愧是一个世外桃源。可是……”21即将回沪的时刻也让他按捺不住与谢冰莹再聚的期盼与喜悦:“乘上午九时四十五分特快通车,下午二时抵北站,我们又可相见了。一周间的小别,总算告一个段落吧!”22

  信件并非总是感情的自然流露,它也是在公开与隐私、社会与个人之间“妥协的象征”。23信件的内容既涉及知识分子的“私情”,也涉及知识分子赖以养家糊口的职业、与生计有关的“公事”。24在郁达夫1927年初的日记中,尽管没有记账式地记录每天收发信细节,但时常有“看了许多信札”、“开拆了许多信件”之类的话,由此可见当时负责打理创造社上海出版部事物的郁达夫有每隔几日便将所收之信件集中拆看处理的习惯。25在鲁迅、赵景深、胡愈之等许多知识分子的书信中,都有大量涉及版税、稿费、书稿等“公事”内容的信函。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公”与“私”向来是一对模糊、变动的概念。相对于家庭中的个人作为“私”而言,家庭是“公”;相对于个别家庭作为“私”而言,社会或国家就是“公”;相对于个别的国家作为“私”而言,国际社会就是“公”。个人处于这种多层次同心圆展开的过程之中,常面临多重的身份与责任互相冲突的问题。26将两者置于不断互动、相互界定,而非僵化对峙的范畴,尤其以个人与群体之重建,为探测数百年变动之触角。27知识分子也时常在涉及职业、生计等“公事”范畴内注入人情、关系等私人因素,从而模糊了“公事”与“私情”之间的边界。在上海知识分子的信件中,时有请对方在权限范围内帮忙、救急、推荐自己的熟人至对方处工作等内容。叶鼎洛从奉天到上海,难以立足,遂写信给汪馥泉,请其帮忙谋职:“你不妨替我弄弄冷板凳的事情看(教图画吧),不过每月的收入总至少要在百元以外。”28书信不仅是郁达夫处理出版部工作的内容之一,还成为他为挽救创造社出版部避免被查封的沟通方式。当他“听到了一个消息,说上海的当局,要来封锁创造社出版部”的时候,“去徐志摩那里,托他为我写了一封致丁文江的信。”29次日中午,“方见梁君拿了任君的复信回来。任君复信谓事可安全,当不至有意外惨剧也。”301929年11月4日,时在中国公学任教的沈从文致信时任中国公学校长的胡适,希望能够准许自己的妹妹入学:

  从文有妹,想在中公不求学分、不图毕业、专心念一点书,作为旁听生,按照章程缴费上课,现已至校,惟目下无法缴费,拟请学校许可由从文此后月薪中扣除,若无此规矩,则请许可暂缓缴费——再不能,则只请许可仍然迁出宿舍矣,因人虽进宿舍,功课尚未选定,既无办法,从文固不能因私事而使本校规则破坏也。31

  这段话透出一个明显的信息,即这是沈从文的一桩个人私事。然而,又因与学校现有规则制度存在些许矛盾,故沈从文给胡适写信,希望能在不与学校制度发生抵触的情况下予以通融。沈从文先提出一个较具常理性的变通方案,又紧接着作了倘或不行的假设后果,信末再附以不能因私废公之句收尾,好使胡适顺水推舟应允下来。在不触碰“公”的原则基础上,借助自己原本形成的私人关系网络,加之合乎情理的变通方式,知识分子在“公事”之中灵活、成功地注入了“私”的元素。

  当知识分子之间由于各种原因日渐疏远,相互之间的往来书信措辞也日渐“公事”化。昔日的无间“私”言难以为继,不免令当事人心生唏嘘。于赓虞到上海见到赵景深,引发了赵景深的慨叹:

  要是你不来,我的枯燥的生活将继续下去,甚至不能开一朵小花。从前的好些老朋友,通信也成为公务了。要像以前那样在信里有一搭没一搭的乱谈一阵是不能够的了。我只感到工作的紧张,连拜访朋友的余暇都没有!32

  家庭信件的读者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家庭的所有成员;它会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而每一次传阅就要经过一番考察,因此根本就没有秘密和隐私可言。33与家人的书信往来,是从乡土来到城市的知识分子维系亲缘关系的主要途径之一。他们从家人写来的信件中了解父母、弟兄姐妹等至亲家人的最新近况,并为这些状况而情绪起伏。柳亚子的家书中,时常是一封信同时写给柳无非、柳无垢两个儿子。郁达夫在未见到王映霞前,妻子孙荃的来信令他倍感难过:“看了我女人的来书,伤心极了。她责备我没有信给她,她说在雪里去前门寄皮袍子来给我,她又说要我买些东西送归北京去。”34初来上海不久的柔石接到女友的来信,心情大好:“早晨起来,就得到久未通信的震东的信,虽则三页信纸,而我不能不说这是CHIRSTMAS给我的好现象。我很快乐,此刻已写好回信。”35当接到父亲来信后,他又为信中所提及家中状况愁眉不展:“昨天接到父亲底信,云:帝江弟妹均小病,景况萧瑟,药石为难;且年成荒歉,告贷不易……我读了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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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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