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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范:司马迁“三代文化论”释读

更新时间:2012-12-17 13:44:48
作者: 王家范  

  在西周文告里使用的频率极高(有人统计在《尚书》里总计出现一百十四次)。"德",从直从心,人人内心都要中正诚直。与"德"相辅而行的是"礼",将"德"外化为制度规范和行为规范,变为可执行、可考察的手段。"学在官府",所有贵族都要必修"德"和"礼"的经典课程(就是后来孔子所说的"六艺"),所以周公的"德"主要是指政德,属于贵族修养之"德"。孔子的全部心思,用他自己的话,就是梦中都想着周公,是一个身处乱世,利用私人办学,仍然在"一以贯之"地坚持周公道德原则的人。他比周公有所发展的地方,是努力想把道德修养从贵族下移到平民,开创了道德平民化、社会化的新路向。

  现在轮到说司马迁的第三段话:"文之弊,小人以薄,故救薄莫若以忠。"经学家注"薄",解作"苟习文法,不悃诚(不至诚)",对道德的信仰不纯不真,老是玩纸面上的东西,话语变得越来越繁琐,调子唱得越来越高,行为则越来越脱离实际,这样就产生了轻浮与虚伪的弊端("薄",即不厚道)。

  社会风气的浇薄,春秋战国时代的人,不论哪一家、哪一派,谁都看得明白,一言以蔽之,即"礼崩乐坏";而且各家都把"礼崩乐坏"的产生归因于人心,特别是人欲横流。分歧集中在"人欲"的本能可能消灭吗?不能消灭,有没有药方可以调剂个人欲望与国家欲望之间的矛盾紧张?

  孔子认为"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但其"尊礼尚施(施与)",像是一个过分溺爱孩子的母亲,给贵族优惠太过,而不能像父亲那样,负起威严管教的责任,"亲而不尊"。唯其"亲而不尊",下面的人放纵利欲,牟利使尽机巧,说假话不脸红,做坏事像盗贼那样隐蔽(《表记》:"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直闹到"礼崩乐坏"。孔子认为强调道德要求没有错,但必须自上而下地落实到日常行动上,光说好话,"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做得到吗?能够做到吗?)","口惠而实不至,怨灾及其身"。有鉴于此,孔子超越周公的贵族道德观,用"仁"来充实、提升"礼",赋予其博爱精神的内核,"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请注意,"仁"的提出,是中国文化观念继"德"后的又一飞跃。

  同是坚持周公"礼"的观念,荀子与孔子有很大的不同。他主张"性本恶",因此对"礼"的起源作了重大修正,认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荀子·礼论》)。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修正意味着解决的路向,重心已从道德倡导转向政府的"制度安排"("处国有制"),加强国家政权对经济及其分配方式的管理(制订合理的"度量分界")。荀子是个现实主义者,但也有理想主义的成分,新的统一者应该在王道与霸道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秦国并不是他最理想的目标。

  如果说荀子还是儒学中的"左派",那么他的弟子韩非与李斯就成了另类的"极左派"。在荀子那里,"制度安排"是一个具有理论意义的前瞻性命题,但放到现实生活里只能是将战国以来集权的做法加以合理化的解释。他的学生迎合"时势",往政治实践一路上狂奔,把屁股完全坐到了专为"秦王"出谋划策那边,大大加浓了"国家主义"的色彩。结果或投非其主(韩非本质上是个书呆子,连老师对秦国必须有所戒备的警告都没有放在心上),或助纣为虐(李斯则完全是个官僚政客),都以悲剧结束其生命。

  现在许多人都把秦国的耕战政策抬得很高。他们只看到在类似"二十军功爵"的耕地奖励政策中受益的少数人群,不知道秦始皇一边以授地鼓励士兵军官打仗拼命,一边又在大规模地抢地夺地,变为"国有产权"。被没收、被剥夺的耕地之中,战败国的贵族与官员连同其宗族是一大类(如"始皇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这十二万户豪富连同其宗族原有的土地就全属秦始皇"国有"),以各种名义构成的罪犯又是一大类(秦国罪犯之多空前,仅筑阿房宫与秦始皇陵,"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从《秦简》看各地都有罪犯服劳役的),从此产生了新军功地主与富农,伴随而来的是新佃农以及官府奴隶、家内奴隶(随分田而配给的"庶子"),开创了以政治特权兼并土地、农民无立锥之地的历史先河。秦末,六国遗民强烈的反秦情绪与这种"剥夺"的残酷性密切关联,这被许多研究者忽略了。研究者只是把它当作狭隘的"亡秦"民族复仇情绪对待,殊不知秦始皇断绝了数百万人的产业,夺了他们的吃饭家当,怎么可能不产生思念"故主"的心理呢?尽管这是逆统一"时势"而动。

  老子是非常特别的一个。说他超越现实也可以,说他虚无主义地看待历史的现实变革也可以。我以为老子的遗产中最值得珍惜的是他的思维方法,这种方法来自于《易经》。老子对神秘莫测的"天道"有特殊的敏感,谓之"任其自然"的自然之道;任何人事都逃不脱"自然之道"的验证。人算不如天算,凡为所欲为的,结果都适得其反;凡天人不合的,必有报应。个人如此,国家也如此。有人说他是无政府主义者。不完全是,至少他还主张应该有个合适的"小"群体。遗憾的是他只能从遥远的记忆中寻觅氏族社会的"原始村落"(类似前面所说的姜寨氏族)做落脚点,即所谓"鸡犬之声相闻"云云。但他的知足常乐,降低对欲望的追求度,作为个人的道德修养,至今仍不失为著名人生箴言,信之者受用非浅。

  说了这么多"闲话",就可以回到司马迁的"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的正题上来了。司马迁的真意,决不是要让文化重新返回夏代的状态,而是主张返璞归真,尊重"自然之道"。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写道:"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他肯定"人欲",是看到了人经济欲望下的利益追求以及利益的实现是受天人相合的自然之道支配的,包括市场价格与物质生产状态紧密关联。司马迁对市场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的表述比亚当·斯密不知要早多少年,令人惊叹。他主张的应对,恰恰与法家的"国家主义"相反,而比道家积极,强调政府的管理要遵循"自然之道","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与民争利最为下。说《史记》为千古绝唱,这里头也就包括了像《货殖列传》那样研究经济运动的趋势,为成功的商人列名写传,以及反对国家对民间经济的过度聚敛。与《史记》相比,后来二十余史显然身形矮小,目光短浅,热衷于讨论政治的治乱得失,对经济影响政治走向与命运的大关节搁在一边,是谓之不智。

  按我的理解,司马迁的"三王之道若循环",说得不完全准确。无论是忠、野、敬、鬼、文、薄,在后代历史里都混杂地存在着,正反反正,有时正气高扬,有时邪气冒头;作为一个时代的主流文化,理想的是"忠敬文"三者俱备(汉代董仲舒率先做出这一综合表述),但真正做到并不容易。我认为,司马迁描述的这种文化多元混沌的状态,对应于社会生存困境,作为"问题意识"是永恒地存在的。人性无所谓本善或本恶。人性很复杂,内里至少包含有四种"元素":动物性的、经济性的、社会性的以及精神(心理)性的,它们搅和"化合"在一起,比例或大或小,变幻莫定,充满张力。不论是六个字,还是四种元素,归根到底就是《周易》所说的"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正邪生克不停,进步永无止境。有西人说过:人有两种面孔,天使和魔鬼。我曾经开玩笑地说过,是指人的头脑里有天使与魔鬼共存,夜深人静,特别入睡深眠后,不断地在激烈打架。若天使战胜,第二天就做了"雷锋";魔鬼赢了,就变成"马加爵"(云南大学学生,连杀四名同室学友)。正因为这样,文化的修养对一个人能够成为真正的人(不是狼,也不是狗),显得特别的重要;而一个社会共同体如何在生活方式不断变化的条件下,吸取历史经验,创造新的理念,妥帖地处理好个体与群体的谐调,始终是当政者与文化精英要不断研讨的一门高深的学问。来源: 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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