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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洪兵:虐待罪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关系

——从一起媒体典型案例说起

更新时间:2012-11-28 22:07:12
作者: 陈洪兵  

  

  【摘要】北京董珊珊被虐致死案,被法院“依法”仅以虐待罪判处被告人六年半有期徒刑,可谓长期以来理论界在虐待罪上认识误区的一种折射;立法者在伤害罪、杀人罪之外另设虐待罪,是为了加强对家庭内弱势群体人身权的特殊保护,是为了将未达伤害、杀人程度,具有经常性、一贯性,值得科处刑罚的虐待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绝不意味着,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符合伤害罪、杀人罪构成要件的行为只能以虐待罪定罪、具有连续性的伤害行为都按虐待罪处理,而应认为虐待行为同时符合伤害罪、杀人罪构成要件的,应按照想象竞合犯或者数罪并罚处理;董珊珊案符合故意伤害(致死)罪构成要件,又属于在非法拘禁过程中使用暴力致人死亡,构成了故意杀人罪,故最终应以虐待罪与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

  【关键词】虐待罪;立法理由;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竞合

  

  一、董珊珊被虐致死案的判决结果广受质疑

  

  北京一位年仅26岁的女青年,在结婚才十个月内被丈夫屡次殴打,母亲八次报警均被警察以“两人还是夫妻,不好管”为由拒绝出警,最终被开着宝马车的丈夫王光宇活活打死,却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仅以虐待罪判处六年半有期徒刑。这起严重的家庭暴力事件,是2009年10月以来广受媒体关注的重大新闻事件。大致案情如下:被告人王光宇在2008年与董珊珊谈恋爱期间,就曾殴打过董珊珊五、六次。2008年底在被告人的恐吓下,董珊珊被迫与其登记结婚。之后被告人更是变本加厉地对被害人董珊珊进行殴打、摧残、折磨,被害人一次次地逃出被告人的魔掌,但总能被被告人找到后强行带走,并关押起来继续对其进行殴打、折磨。据被告人在公安机关供述称,“6月17日我们找到了她,把她带到了河北苟各庄待了15天左右,从河北回来后,我们从柏林爱乐小区搬到了京通苑。2009年7月后的一个多月里,我在屋里打了她七八回。”2009年8月12日在北京博爱医院的诊断书上,董珊珊的伤势被医学术语表述为:“多发外伤;腹膜后巨大血肿;右肾受压变形萎缩性改变;头面部多发挫伤;右耳耳甲血腥囊肿;双眼部挫伤淤血;多发肋骨骨折;胸腔积液;肺挫裂伤;腰椎1-4双侧横突骨折;贫血、四肢多发性挫伤。”董珊珊在医院挣扎两个多月后死亡。死亡原因为多发伤、腹膜后巨大血肿、多脏器功能衰竭。据被害人母亲张秀芬向记者描述,“珊珊太遭罪了,还不如一下子被打死”“肚子里面都是血,快涨破了。最后在脖子这开了一个洞,放出的血一桶一桶地往外拎。”北京博爱医院外科医生张锋良称,收过这么多病人,从来没有见过打得这么惨的。2010年11月28日,该案一审法官李加向记者表示,法院的判决都是依法进行的,一切以证据为标准。不同的罪名有着不同的证据标准,而现有的证据并不能证明王光宇构成故意伤害罪。[1]

  2010年1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本来是以犯罪嫌疑人王光宇涉嫌故意伤害罪将本案移送至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审查起诉。但检察院经审查后认为,应按虐待罪追究王光宇的刑事责任,并于2010年4月1日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提起公诉。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承办人声称,王光宇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长期殴打被害人,其在主观上并不是出于杀害或伤害被害人的故意,而是因感情纠纷而对被害人进行肉体和精神的摧残和折磨。综合在案证据,无法认定王光宇具有杀害或伤害被害人的主观故意。从客观上来说,被害人董某是在被王光宇最后一次殴打完两个月后在住院期间死亡,医护人员的证言及王光宇的供述均证实被害人死亡的后果系王光宇长期殴打的行为所导致,鉴定结论亦证实被害人系殴打导致感染后脏器衰竭死亡。也就是说,被害人之死非系王光宇最后一次殴打行为所直接造成,而是因长期遭受殴打、虐待而导致。因此,承办人笃信,王光宇的行为符合虐待罪的犯罪构成,应以虐待罪致人死亡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不宜定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故意杀人罪。[2]

  一审判决后,北京大学法学院郭自力、马忆南等5名专家出具专家论证意见书,认为董珊珊案已经明显超出了虐待罪。“从犯罪事实上看,王光宇的伤害行为已经不是长期渐进的打骂,殴打的很多部位都是肾脏、肺部等身体关键部位,造成的伤害也都是致命伤。”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也认为,“很显然,本案中被告人的殴打行为已经超出了折磨、摧残被害人身心的虐待范围,存在伤害故意。”“法院在定性上存在认识误区:凡属家庭成员之间致人重伤死亡的,均定虐待罪。”中国法学会反家暴网络主任陈本建也认为,将这样一个严重损害妇女人身权益的案件定性为虐待罪,是在机械适用法律乃至曲解立法本意,“这就给社会造成了很不好的示范作用。”她建议,司法人员应该具备社会性别视角,并进行相应的培训,以应对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理。[3]

  该案的社会效果似乎也不太好,有违首席大法官王胜俊同志所提倡的注重审判的社会效果的初衷。有人士发表评论指出,“如果本案结果可以给有家庭暴力倾向的人足够警示,我们就可以期望未来家庭暴力能少一些。然而,六年半有期徒刑的判决,很可能让期望落空。”“有两点需要特别强调:第一,虐待罪针对的是家庭成员,但并非针对家庭成员的伤害,都只能定虐待罪;第二,虐待罪行为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特点,但并非具有这种特点的行为只能定虐待罪。”“如果丈夫的行为还不是故意伤害,还只能以虐待罪追究,那也就意味着:存在夫妻关系的双方,其中一方无论对对方造成多重的伤害的,最多也只能判处七年有期徒刑。”[4]

  笔者对该案中法院的“依法”判决至少抱有三点疑问:第一,若被害人董珊珊不是被告人的妻子,而是邻居家女孩,是否就只能认定为过失致人死亡罪甚至宣告无罪了?第二,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人身自由仍受到刑法保护,被害人遭丈夫暴行后逃回家又多次被丈夫强行劫走,并关闭在狭小空间里,人身自由处于被剥夺的状态,被告人使用暴力致人死亡,能否适用第238条第2款后段非法拘禁中“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第三,若被告人采取向被害人饮食里每天添加一定量对人体有害的微量元素,日积月累最终达到致死量的,是否因为具备长期性、经常性、一贯性因素而不能认定为故意杀人罪?

  

  二、为何在伤害罪、杀人罪之外还设立虐待罪

  

  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法定最高刑均可达到死刑,此外还专门针对家庭成员之间的虐待行为设立法定最高刑仅为七年有期徒刑的虐待罪,原因何在?立法本意是旨在对家庭中弱势群体进行特殊的保护,还是为了对施虐者从宽处罚?若是后者,结婚证就成了一纸护身符。诚如学者所言,若如此,“就意味着法律纵容家庭成员之间的伤害和杀害,婚姻就成了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避难所了。”[5]若立法本意不是从宽处罚施虐者,但我国虐待罪的法定刑偏轻(与国外相比较)却是不争的事实。例如,德国刑法中废除了死刑,可是刑法第225条虐待被保护人罪规定,虐待致人死亡或严重之健康损害的,处1年以上自由刑,即最高可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与此相对照,其刑法第226条规定的严重伤害处1年以上10年以下自由刑;第227条规定伤害致死处3年以上15年以下自由刑。很显然,德国刑法中虐待犯罪的法定刑并不轻于伤害罪、伤害致死罪的法定刑。又如,奥地利刑法中也废除了死刑,但刑法第92条规定,折磨或不关心儿童、少年或无自卫能力者造成被害人严重的身体伤害的,对行为人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被害人死亡的,处1年以上10年以下自由刑。与此相对照,其刑法第84条规定严重的身体伤害处三年以下自由刑;第85条规定具有严重的持续后果的身体伤害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自由刑;第86条规定故意伤害致死处1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不难看出,国外刑法关于虐待致死伤规定的法定刑并不轻于故意重伤和伤害致死的法定刑,通常都能与故意伤害致死的法定刑持平。这大致可以说明两点:一是刑法在伤害罪、杀人罪之外另行规定虐待罪之类的罪名是为了加重对家庭内虐待行为的处罚;二是针对家庭成员的虐待故意与一般的伤害故意完全可以“兼容”。

  可我国的现状是,“同样是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若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此等行为就不能称其为故意伤害(更不叫故意杀人)了,而‘美其名’曰:‘虐待’。”[6]上述董珊珊被虐致死案就是最好的说明。我国学者不仅基本上不考虑设立虐待罪的理由,而且认为虐待罪与伤害罪、杀人罪之间是对立排斥关系,主张虐待故意根本不同于伤害故意。例如,有教科书指出:“虐待故意和伤害故意的主观恶性程度不同,必须加以区分:虐待故意的内容是造成被害人肉体痛苦;伤害故意是使被害人生理机能受到不可逆的损害。”[7]董珊珊被虐致死案的承办检察官也坚持认为,“虐待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只是对被害人进行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和摧残,意图使被害人痛苦,但并不想直接造成被害人伤害或死亡的后果;而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是有意识地造成被害人身体上的伤害和死亡,表现为行为人对于造成被害人伤害或死亡结果的追求或放任。”[8]可是,所谓虐待的故意与伤害的故意能截然区分吗?董珊珊被虐致死案中,被告人称,“其中最重的一回是8月5日左右。我用拳头打她,用脚踢她,从卧室门口,一直踢到床上,哪儿都打,哪儿都踢,直到她倒在床上为止,也不知踢了她多少脚。”被告人王光宇又高又大,被害人董珊珊显得又瘦又小,而且死亡原因为“多发伤、腹膜后巨大血肿、多脏器功能衰竭”,那么,被告人的上述殴打行为到底表明的是虐待故意还是伤害故意呢?若坚持认为被告人还是只有所谓的虐待故意而没有伤害故意,恐怕有违一般人的法感觉。

  理论界关于虐待罪与伤害罪关系的认识误区,直接导致了该案的错判。理论界通常认为,“虐待行为必须具有经常性、一贯性。一方面,轻度的、偶尔的虐待行为不应作为犯罪处理,同时虐待行为不同于故意伤害、故意杀人行为,如果一次的打骂、拖延治疗、捆绑等行为而致被害人伤害、死亡的,有可能构成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等罪,而不构成本罪。最后,虐待行为所造成的结果是使被害人身心遭受摧残,甚至也可能重伤、死亡。但是这一结果是长期日积月累逐渐造成的,而非其中一次虐待行为独立造成。”[9]有学者甚至武断地认为,“由于虐待行为本身而造成被害人的重伤、死亡的,属于徐行犯的范畴,仍然应当认定为虐待罪。”[10]可以将通说的立场概括为两点:一是只要是针对家庭成员实施的经常性、持续性、一贯性的摧残、折磨行为,即便造成了伤害、死亡结果,也只能以虐待罪最重判处七年有期徒刑;二是凡是成立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必须伤害、死亡结果是一次性造成的,若属于多次伤害、杀害行为而日积月累形成伤害、死亡结果的,如果受害人是家庭成员,则只能认定为虐待罪,若非家庭成员的,要么无罪,要么仅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若要求过失致人死亡也必须是一次性行为所造成,该罪也不能成立)。

  理论界的上述共识(实为认识误区),显然已经深入实务人员的心中。例如,该案承办检察官坚定地认为,“虐待行为属连续犯罪,具有经常性、一贯性,表现为一种长期的或连续的折磨和摧残;而故意伤害和故意杀人不存在连续性和长期性,往往是一次性而为。虐待罪致人重伤或死亡与故意伤害罪致人重伤或死亡的加重情节类似,但引起重伤或死亡的原因却截然不同。虐待致人重伤或死亡是由长期的打骂、摧残行为导致的结果,被害人的健康因长期或经常受虐待而逐渐被损害,是日积月累的结果;而故意伤害造成的危害结果,无论多么严重,往往都是一次行为造成的。如果在虐待过程中,行为人狠下毒手,故意把被害人杀死(如砍死、毒死)或者故意重伤被害人的,那就不能只构成虐待罪,而应另外构成故意杀人罪或故意伤害罪。”[11]

  可是,我国刑法第232、234条关于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规定中并没有表明:只有一次性造成死亡、伤害结果的,方能成立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若是分多次实施,渐进性地导致死亡、伤害结果的,就不再成立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若认为成立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必须采用一次性行为造成死伤结果,则无疑为行为人逃避刑事打击指明了方向,只要采用慢慢折磨、长期摧残的方式最终致人死亡、伤害的,就不用承担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刑事责任。这恐怕既不合符法律规定,也不利于保护法益,更有违普通人的法感觉。应该说,采取长期摧残、折磨的方式慢慢致人死伤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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