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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美东: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贫富分化问题

更新时间:2012-11-28 21:56:33
作者: 程美东 (进入专栏)  

  35以下。如英国、德国、日本、加拿大、希腊等国家的基尼系数均在0.3—0.35之间,而荷兰、瑞典、芬兰等国家的基尼系数更是在0.3以下。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2007年加拿大的基尼系数为0.32,英国和意大利为0.36,瑞士为0.33,希腊为0.34;北欧国家最低,芬兰0.26,丹麦0.24,瑞典、挪威0.25。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主要分布在拉美、非洲地区——委内瑞拉为0.48,阿根廷0.51,秘鲁、萨尔瓦多0.52,厄瓜多尔、洪都拉斯0.53,智利0.54,危地马拉0.55,巴拿马0.56,巴西0.57,巴拉圭、哥伦比亚0.58,海地0.59,南非0.57,博茨瓦纳0.6,塞拉利昂0.62,莱索托0.63,纳米比亚0.74。

  从总体上看,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较低,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高。但这不是绝对的,有的发展中国家基尼系数也较低,如埃塞俄比亚为0.30,坦桑尼亚为0.34,远远低于某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为0.42、中国香港为0.43。

  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基尼系数从总体上可以反映出一国财富分配的情况,具有很高的衡量贫富分化的准确性。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从世界范围来看,贫富分化问题解决得好坏与该国整体的发达程度具有正向的比例关系,越是发达的国家总体上贫富分化程度越低,越是落后的国家贫富分化程度越高。当然,也有发达国家贫富分化问题解决得不够好的,但比起落后国家来说,程度要轻微得多了。

  贫富分化是动态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不但发生在那些落后国家由不平均向平均的转化过程中,也会发生在那些发达国家的发展过程中。近年来西方一些发达国家的财富分配差距就出现了越拉越大的趋势。

  按照欧盟的标准,德国的贫困人口占居民总数的比例或称为贫困率,由1998年的12.1%上升到了2003年的13.5%;同期,陷于贫困的家庭比例由12.6%上升到13.9%;50%的家庭占有的社会财富由1998年的4.4%降至2003年的4.0%;而10%的家庭拥有的社会财富由45%扩大到47%。按照欧盟的标准,等于或低于当地中等收入的60%即为贫困。2003年,德国大约1/7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1999年过度举债的家庭只有277万户,2002年已达到313万户,三年增加了36万户。2003年,领取社会救济金的居民占德国居民总数的比重为3.4%,其中绝大多数属于18岁以下的少年和儿童。[10]

  2007—2008年,英国低收入阶层收入增长缓慢,而通货膨胀侵蚀了他们所享有国家福利和税收优惠的实际价值。这期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成年劳动人口增加了30万,达到1100万。2005—2008年,英国最贫穷的20%的家庭实际收入减少了2.6%,最富裕的20%的家庭实际收入增加了3.3%。

  

  四、中国政府为消除贫富分化所做的努力

  

  实现社会公正、平等,让人民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我们选择社会主义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就是因为社会主义能够避免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我们在1978年后之所以搞改革开放,就是因为过去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做法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长期处于均贫的困境。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提出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并反复强调,不能搞两极分化,如果出现两极分化,那么改革就失败了。2000年前后,我国在胜利实现了翻两番的战略目标、达到了小康水平之后,两极分化问题日益凸显,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此也日益予以关注,不断地采取各种措施缩小地区、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制,以日益减少贫富分化。具体说来,我们党和政府在消除贫富分化上做了以下几个方面重大的工作: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我国经济的发展在地区差异上侧重表现在东西部发展的严重不均衡上,这种不均衡事实上就是贫富分化的一种根源。西部大开发,就是缩短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力图通过西部的发展而拉平地区贫富差距。从2000年西部大开发开始至2009年,西部地区GDP年均增长11.9%,高于全国同期增速,占各地区GDP加总数比重从17.1%上升至18.5%。西部地区的生态、社会结构、文化教育、基础设施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减少东西部地区的发展差异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新农村建设的开展。城乡差距是影响我国整体收入公平的重要瓶颈,农村发展不起来,我国就不可能真正解决贫富差距问题。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决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全面进步。新农村建设推行以来,农村各项事业进步明显。

  中央不断加大对农村的投资。仅2009年,中央财政支农资金达7161.4亿元,比上年增长20.2%。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十一五”时期,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先后跨越4000元、5000元大关,2009年达到5153元,年均实际增长 8.3%;2010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3078元,实际增长9.5%。“十一五”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

  社会福利大幅度提升。2006年起,在全国范围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和牲畜屠宰税,延续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就此终结。2007年,农村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上学不用交纳学杂费。2008年,全国农村基本建立起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2009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正式启动,农民看病贵、养老难的负担也大大减轻。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大进展。自2006年以来,国家累计安排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中央投资590亿元,解决全国2.15亿农村居民及农村学校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超额完成“十一五”规划任务。“十一五”前四年,新改建农村公路156万公里,比“十五”末新增28万公里,农村公路通达水平和通畅程度大幅提高。大电网对农村人口的覆盖率超过了95%,基本实现了城乡居民生活用电同网同价。国家大力扶持农村发展清洁能源,“十一五”末全国户用沼气将达到 4000万户。农村危房改造项目已经启动,截至2009年11月30日,全国扩大农村危房改造试点任务开工率91.1%、竣工率64.9%。

  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取得全面进步。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中等职业学校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涉农专业学生免费教育开始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实现全面覆盖,参合人数达8.33亿人。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全面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全面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成功推进。农村文化事业快速发展,一系列文化下乡工程顺利实施。

  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形成。从2002年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医疗救助、城市医疗救助、城镇居民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农村低保、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农村五保供养等制度建设,并开展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等工作,如今已经基本形成了覆盖全国、惠及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到2011年末,我国居民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2.84亿,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达到4.73亿。全国有8.32亿农民参加新农合,1300多万被征地农民纳入基本保障制度。

  此外,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实施、控制房价政策的实行都是有效解决贫富差距的措施。应该说,我们党和政府在解决全国的贫富分化问题上做了很多的工作,也收到了很大实效。更重要的是党中央、国务院充分认识到了现阶段贫富差距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反复强调要采取措施,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在这方面党和政府显示了坚定的信心和毫不动摇的决心。

  

  五、积极化解“仇富”心理

  

  中国向来具有平均主义的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等贵贱、均贫富”是中国几千年政治文化心理的一种集中体现。有着这样的文化心理作基础,再加上我国现实的贫富差距,使得一些人尤其是城乡低收入者和弱势群体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仇富心理,这种仇富心理表现在许多方面:

  第一,对于富者生命等合法权益的漠视。当富者或者其家属遭受各种非法打击甚至被剥夺生命时,不少人连声叫好,以一种幸灾乐祸的方式表示庆贺;更有一些网络“愤青”在网上散布各种真假难辨、道听途说的不利于受害富人的消息,公开表达自己的泄愤情绪。

  第二,对于富人的一切表示怀疑。不仅富人致富的方式和手段被怀疑,富人的道德品质也被视为可疑;富人的能力、知识、勤劳,在某些人的眼里是子虚乌有的,似乎富人致富靠的就是权力、贿赂、欺骗、奸诈;富人没有什么可以让人信任的;富豪们应该有原罪。

  第三,公开或潜意识地有一种“劫富济贫”的主张和诉求。个别人认为我国目前贫富分化现象的产生就是因为富人积累的财富过度,他们又为富不仁,要想解决贫富分化问题,简洁的办法就是用公开、合法的方式把这些富豪们的资产没收,然后分给穷人。公开主张这种想法的人很少,但潜意识里具有“劫富济贫”想法的大有人在。

  应该说,弱势群体痛恨富豪包括权贵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在强烈的对比之下感受的不公平在没有深思熟虑的前提下产生了这样一种情绪化的反应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将之付诸行动就很危险了。而且,即使是这种情绪,也是一种极端非理性的意识,对于社会的危害极大。对于贫富分化,我们的确不能听之任之,正确的方式方法应该是靠新的制度和体制,靠政策和措施,而不能简单地仇富。仇富产生的后果会是严重的,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撕裂社会,制造社会对立,制造社会冲突和断裂,引起社会动荡。“仇富”心理不仅使得富人和穷人之间形成了天然的隔膜,而且使得两者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对立情绪。这种情绪一旦在合适的时机爆发,就会造成严重的社会阶层的分化,很容易把本来只是社会角色的差异和收入的差异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最终把社会的统一体彻底地加以撕裂。这样的后果就只能是社会动荡,危机四起,国家的发展进程被严重地耽误。

  第二,弱化了正当致富动力,严重阻遏了社会进步。“仇富”的恶性发展会使人们不敢正大光明地发财致富,致富将会变成一个牟利不公的代名词,富人将会成为社会上高风险的生存群体,这自然会阻遏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和聪明才智的发挥,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动力和源泉因之而丧失。

  第三,煽动暴民情绪,违反现代民主。“仇富”心理与“妒富”心理不一样,它具有强烈的报复性,他会把自己现实生活中的苦难简单归咎于富人的存在,这种心理一旦获得普遍的认同,或者有部分的同情人士给予他们暗示或者慰藉,都可能激发他们内心报复情绪的放射性释放,继而引起整个弱势群体的共鸣,使得个体的怨恨情绪转换为集体的报复行动。这事实上是在鼓动暴民倾向,把社会上潜藏的暴民倾向一览无余地加以彻底地释放,这在前现代社会里弱势的下层民众没有表达自己诉求的途径和不可能通过正常程序来迫使统治当局改弦易辙的背景下是不得已的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可是在现代民主社会里,人们表达自己的诉求、愿望、利益的途径很多,现代政府的政策可塑性很强,在这个时候完全可以通过民主的程序表达意见,通过制度更新甚至民主政府工作人员的更替来达到目的。如果任由这种仇富的情绪蔓延,其结果只能践踏民主,引起社会倒退。

  第四,无视法律制度,任凭主观好恶行事。“仇富”情绪仗着以广泛的道义同情为基础,以传统的法不责众逻辑为掩护,很容易突破法制的框架,任凭自己的主观好恶来自由行事,这不符合现代文明社会治理所遵循的普遍法制原则,而陷入到与现实制度彻底对抗的境地,这样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那么,面对“仇富”情绪,我们的政府、社会、个人究竟应如何应对呢?

  首先,第一位需要回应的是政府。政府对于这种情绪和持有这种情绪的人群不能简单地加以鞭笞和谩骂,只能理性地分析和积极地应对。应该找出形成这种贫富分化的原因,采取有效治理贫富分化问题的多方面的措施和手段,不能拖延,更不能粗暴地压制弱势群体。一是要正视问题,二是要了解原因,三是要积极解决。在这三个环节上,政府要坚定不移,决不松懈,决不拖延,其中心目标就是不要让这种情绪继续恶化。

  第二位需要作出回应的就是富人。富人要时时提醒自己是一个普通的公民,要遵纪守法,要平等地对待每一位社会成员,决不可因为自己的富裕身份而表现出高人一等,更不能以此来祈求特殊的社会权利和政治权利,不能歧视、鄙视弱势群体。同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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