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袖:再论毛泽东与鲁迅——答耳关音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32 次 更新时间:2012-11-22 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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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袖  

在这个后极权时代,经济大潮的冲击,带来的是意识形态沦陷与信仰迷失的自由与混乱。一方面,由于众所周知的为中国暴力革命所中断的五四启蒙运动的未完成,大多数国民的素质依然延续着传统社会渴望被统治的奴性,以及对做稳了奴隶时代的怀念的回归惰性,再加之毛氏极权统治铁幕尚未得到完全充分的揭露,更没有进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清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作的批判也是“有严重错误但依然伟大”),所以,在许多被革命道德话语和历史正义感充塞的国人心中,伴随着对平等暂时相对缺失的改革开放现实的诸多不满,依然延续了对毛泽东时代及其本人牢不可破的崇拜情结。而另一方面,历史的真相也伴随着网络的发达而无所不在地渗漏,大量真实史料的披露逼迫人们沉思:为什么会这样?许多人沉思的眼光透过暴力革命蛊惑人心的面纱而看到了被掩盖的大规模的“血与污秽”,终于在困惑中警醒过来:原来真相是这样的。在革命的手段与目的之间,原来出现了如此大甚至是相反的偏差。于是,“毛泽东”在中国成了一个极其敏感的话题,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网络上因此话题而引起的激烈交锋。这不,在下发表于“原创力量文学联盟”网站的一篇即兴式杂文《毛泽东与鲁迅》,由于涉及到了这方面的敏感内容,就引起了一位“耳关音”先生的强烈“反弹”。

应该说,在现今这个写文章比读文章的人还多的网络信息爆炸时代,一篇不起眼的文章能够多少受到关注,不管是来自“青眼”或“白眼”式的关注,都是一种幸运,而且受到白眼,也不一定非要去白眼相报。但仔细阅读了耳关音先生署名为《鲁迅为何不能成为革命家》的文章,觉得作者的想法,在现今社会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譬如这篇文章后面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喝彩”和轰然叫好即是明证。另外,耳关音先生对于这个问题似乎格外重视,他将这篇文章在多个网站发表,俨然发出了漫山遍野的“追剿令”,如此,我也就不妨自投罗网:暂时抛下正事不做,与之“辩白”一番。当然,这是否反遭更大的讥讽,不是我所能决定的了。可与言而不写之言谓之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为之失言,我所能做到的只是:让一切从历史的真相出发。

  

一:关于“革命家”的定义兼及“鲁迅到底是不是革命家”

  

初次看到耳关音的《鲁迅为何不能成为革命家》一文,即认为是一篇写得不错的杂文,因为其嬉笑怒骂之反讽式笔法,像极了他所崇拜的鲁迅。但认真看完后,我叹了一口气,因为透过作者一边忙不迭地抢占道德话语的制高点,一边尽量把“真理”吆喝得理直气壮的背后,我看到的不过是一个偶像卫道士在其中气喘吁吁挥舞着花拳绣腿的虚弱无力。这花拳绣腿之所以虚弱无力,一方面来自作者对历史真相认知的匮乏,一方面也来自他被红色革命意识洗礼后显得苍白的头脑。在那篇文章中,作者对在下屡屡发出义正严词的“审问”,但殊不知自认为真理在手的人,往往陷入自身被政治教条主义所覆盖的观念陷阱,以为所有自己不认同的观念都是错误的。借用哈耶克的一句名言,这叫做“致命的自负”。当然也可以换一句话说:作者可以学来鲁迅的笔法,却学不来鲁迅的思想底蕴。

作者对在下的第一个“喝问”是:“鲁迅是不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其潜台词乃是:“你竟然不认同鲁迅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后面有一连串的“精彩审问”:“窃以为,今天再来讨论鲁迅到底是不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的问题,多少有点儿‘瞎折腾’的意味。如果连一代伟人毛泽东的评价都不算数的话,难道你说鲁迅不是伟大的革命家,鲁迅就不是伟大的革命家了?”------此说妙极,作者是在正告在下:毛主席的一句话顶一万句,你连他老人家的话都要怀疑,岂不是要吃不了兜着走?!接着作者又来了一番义正严词的“教诲”:“何为革命家?革命家的标准是什么?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无知,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先向约定俗成的关于革命家的定义请教。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所谓‘革命家’,即‘具有革命思想,从事革命工作,并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恐怕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不会否认,革命活动分有许多战线,其中就包括文化战线。难道只有经历了枪林弹雨和戎马生涯者才算革命家?”——所以“企望用‘鲁迅一生,只是一个文人,从未参加什么革命活动,只是在晚年参与组织过‘左翼文联’作为论据来支撑鲁迅不是革命家的论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此番话语逻辑严密,而且引经据典,招招直逼我原文的“要害”。但既然作者不惜引经据典,我也不妨再去核查一番,以免“死得冤枉”。果然,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与作者完全相同,并且后面更有一条“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举例说明。看来作者的逻辑是无懈可击了,我一时几乎失去了抵抗的勇气。但是且慢,“鲁迅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这一话语不正是源自毛泽东之口吗,以至于工具书都以这作为了“革命家”这一词语内涵注释的金科玉律。在中国古代语境中,自从“汤武”以战争开创武力改朝换代的“革命”传统后,“革命”一词,就有了相应的含义,是指用暴力手段强行推翻“黑暗政权”的现实行为(虽然有时也包括“改良”政治革命,但主要是这种含义),这一内涵一直延续至今,以从事“暴力手段强行推翻黑暗政权”为职业的人,往往就叫“革命家”。而在毛泽东那段“三个家、七个最”的权威论断里,对评价鲁迅作为“革命家”的关键词在于“向着敌人冲锋陷阵”,“敌人”,就是当时毛泽东的敌人,即阶级化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鲁迅的“立场”由此被塑造得与毛泽东惊人的一致。而鲁迅思想中最重要的一面——对愚昧麻木怯懦的民众的“国民劣根性性”的批判被忽略了。这里,一个启蒙家的鲁迅不见了,一个革命家的鲁迅凸显了,鲁迅也一下子被狭隘化了。虽然如耳关音先生所说,革命一词的含义也含有“文学革命家”的含义在内,包括各条战线在内,但我在文中批驳毛对鲁无限拔高背后的用意,并没有否认鲁迅是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文学革命家”,只是意在指出:毛对鲁的评价过于简单化,混淆了“文学革命家”和“实际革命家”之间的界限(鲁迅自己就曾说过“文学革命家与革命家竟可说两回事”)。既然“约定俗成”,与鲁迅同时代而且同样“具有革命思想,从事革命工作,并做出重大贡献的”郭沫若茅盾等人,为何没有任何一人得到过毛泽东的如此高度评价?这样定于一尊的评价,结合后来毛将鲁迅上升为全民族的精神偶像这一现象来看,令人颇为怀疑毛此番评价背后的政治用意——这才是我那篇文章的真实意图。耳关音先生的拳头猛则猛也,但由于被晃动的准星模糊了视线,完全打偏了方向。

其实,历史上许多“约定俗成”的看法,是经不起认真推敲的。例如中国历史教科书上关于中国近代革命历史的阐述,即被抽简到只剩下“太平天国起义、义和团起义、辛亥革命”三大革命高潮,以此与被塑造得无限“伟光正”的毛泽东的农民革命运动遥相呼应。这种在“暴力革命动力论”意识形态指引下的革命功利主义史学框架和编撰范式,不仅无视曾奠定近代工业基础的“洋务运动”,也一笔抹杀曾开创中国制度文化层面自我更新和变革等先锋作用的“戊戌维新运动”,无疑过于简单片面。看到这里,许多被“约定俗成”的意识形态所捆缚如耳先生者,恐怕又要大声抗议了:历史教科书上都这样说了,你竟然不相信?敢情你是想让历史教科书按照你的意图进行改写了?!

  

二:关于两段史料的真实性兼及“历史不能假设”

  

回答了“鲁迅是不是革命家”的问题,再来老老实实地回答耳关音先生的第二个问题:“要是鲁迅今天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

耳关音先生反驳在下认为鲁迅活到文革时代可能没有好下场完全是“主观推测”,而“为了证明自己的主观推测的正确性”,我竟然在文中又援引了“鲜为外界所知道的一段真实史料”:“1957年夏天毛泽东在上海接见文艺界人士,翻译家罗稷南参与其中。谈话之间,罗稷南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毛对这个大胆的设问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按照我的说法,“这段话当年经过鲁迅之子周海婴在自传中披露之后,曾招来质疑声一片……”令耳关音先生遗憾的是,我竟值这些“质疑声一片”于不顾,依然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想进行大胆推测:“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内外差异如此之大,也并非咄咄怪事,而是毛泽东说这番话时的心态不同所决定的。鲁迅早年曾坦言自己的思想是‘个人的无治主义’,也就是‘无政府主义’,这无疑与毛泽东早年革命时期的的浪漫无政府主义一拍即合,产生了心心相印的共鸣,所以毛泽东曾多次声称:‘鲁迅的心和我是息息相通的’。但毛泽东借助马克思主义革命成功后,变成了‘马克思加秦始皇’的专制主义者,如鲁迅那样的无政府主义者,自然要被关进监狱……”为了证明自己推测的正确性,我还引用了“出处不详”的鲁迅对其密友冯雪峰说过另外一句话:“你们(指共产党)来了,还不是先杀了我?”——看到这里,耳关音先生不禁义愤填膺了:“文章写得虽然煞有介事,然而确属信口雌黄。要知道,历史不是可以任意雕刻的大理石,任意雕刻的历史是不可信的;现实生活也没有假设,假设的现实生活是不靠谱的。想必这都是不争之实,难道作者连这点常识都没有?”——洗耳恭听之余,莫名惊讶:我的这篇杂文由于是急就章,行文仓促,并没有对所引“史料”进行出处的说明,这也没有违反杂文写作的规范,但是否就成了“信口雌黄”的罪证?耳关音先生如果对这两段被我捅出来的“史料”真实性存疑,可以去查证一番后再下结论也不迟,何以就匆匆地斩钉截铁地说在下“确属信口雌黄”?在此,我也只能“失敬”地说:质疑得有些可爱的耳关音先生,有时确实是有些不可理喻。

但既然耳关音先生懒得去查证两段史料的真伪,为“辩诬”起见,也为了扩宽耳关音先生的文史知识起见,不妨检索出来“立此存照”:“毛罗对话”最初出自鲁迅之子周海婴的《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的披露,引起了许多争议,为解争议,后来当事人罗宗英写出了《我亲聆罗稷南与毛泽东对话》一文,还有照片为证,遂作出了不可辩驳的铁证。至于冯雪峰说的那段话,出自《冯雪峰回忆录》:他(鲁迅)听冯雪峰介绍革命形势,对冯说,“你们来到时,我要逃亡,因首先要杀的恐怕是我。”冯雪峰连忙摇头摆手,“那弗会,那弗会!”——需要指出的是,鲁迅当时之所以如此推论,是因为他在参加左联时看到了革命内部集权专制主义的存在,这种不详的预兆被鲁迅深刻地嗅到了,所以在一封致曹聚仁的信中鲁迅也曾说:“倘当(旧政权)崩溃之际,我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联系到后来文革中知识分子所遭受的类似迫害,不能不说鲁迅对革命可能导向的暴力专制是何其敏锐。

当然,耳关音先生是振振有词的:“现实生活没有假设,假设的现实生活是不靠谱的……难道作者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在此,我也不得不说:耳关音先生确实是有常识的,常识到了确知鲁迅没有活到文革这一历史事实,在下自愧不如。但佩服之余我倒要请教一下耳关音先生:若就“以史为鉴”这一角度而言,由“假如鲁迅还活着”这一假设所得到的“要么闭嘴,要么坐牢”的历史回应是否没有任何意义?对于鲁迅这样的文化巨人,无论是被迫沉默还是做囚徒,都是中华民族的大悲剧,怎样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难道不值得考虑?从这个似乎有违“历史不能假设”的“假设”中,难道丝毫看不出历史在某种时刻走向了一个延续“焚书坑儒”旧传统的恶劣方向?由此引出的涉及到中国社会由传统旧制度向现代新制度转变中政治制度设计的重大现实问题是否不需要考虑?然而这是相信“毛泽东与鲁迅心心相印”的耳关音先生所不愿面对的:英明的毛主席岂会打倒他心目中敬爱的鲁迅先生——这不是“煞有介事”的“信口雌黄”又是什么?我的回答不幸仍然是让耳关音先生扫兴的:鲁迅如若活到文革,绝对逃不过被迫害的下场。与鲁迅文风接近的王实昧,在投奔革命圣地延安之后,因为坚持批判革命内部的黑暗现象,被毛无情地处决。而鲁迅生前的弟子胡风,也因为持有异议,而被打为“反革命集团”,被判无期徒刑(在此没有标明史料出处,对不起了)。在这一桩接一桩的对于知识分子自由倾向的“清洗”中,鲁迅生前最亲密的战友或“弟子”如萧军、丁玲、冯雪峰、黄源、聂绀弩等无一幸免。鲁迅晚年的两大弟子胡风和冯雪峰:一个被打成“反革命”,在监狱里继续写作,一个被戴上“右派”帽子,识大体不做声了,他们似乎是在替自己的老师受过。这些活生生的惨痛事实,再联系到毛泽东曾亲口说过的那段话,是否能使你——耳关音先生有所警醒呢?

鲁迅生前曾说过:“这时(指革命成功后),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所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还有一段话:“如果孔丘,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先生要怎样慨叹。所以,如果活着,只得迫害他。”(鲁迅《无花的蔷薇》)——不知道这些是否让耳关音先生更扫兴呢:因为在鲁迅死后有人以他还活着设问得到的回答,竟是他生前早已料到的结局!事实上,坚持独立批判精神的鲁迅,与周扬、郭沫若这些奴性十足的人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他晚年虽然出于对进步革命的向往而加入左联,但他对体制内的权力腐败始终保持着高度警惕。他对左联领导人周扬的厌恶与蔑视即是他独立意识的具体体现。这样的独立批判意识,正是鲁迅最本真的精神,既可以指向腐败专制的国民党政府,也可以指向革命阵营中假借革命名义而行封建复辟的某些暗流。试想,以他的这种独立批判精神,在革命成功后的阵营内部能够得到存在吗?恐怕不等到革命成功,在只许歌颂革命而不许揭露革命阴暗面的延安整风运动中,硬骨铮铮的鲁迅,就将被第一个拿来祭旗!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对耳关音先生行文的逻辑已有了一个清晰的轮廓:他看到我对毛高度肯定鲁迅所提出的分析怀疑后,立即先入为主地认定在下“否定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由此逻辑出发,先是质问在下“鲁迅到底是不是伟大的革命家”,不惜引经据典驳斥我对革命家的常识的无知,后又在拙文基于这怀疑上展开的论证中断然罔顾我列举的事实,断定不过是“煞有介事”的“信口雌黄”,最后作者自然而然得出了“历史不能假设”和在下没有常识的结论。——从耳关音先生先入为主的认定出发,这一逻辑推理可谓环环相扣,确实是成立的,可惜是前提就错了。耳关音先生并没有看到我的立论点不在“否定鲁迅是革命家”,而是着眼于毛泽东如此高度评价背后牵涉到政治因素的“利用动机”。一个无比清晰的事实是:拙作后段的文字,全都是围绕开头的质疑所作的论证。即使退一万步讲,耳先生认定在下“否定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是基于我在怀疑分析中不可能不渗入的个人主观因素的推断还算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他全然罔顾我在后面的论述中所列举的“个人主观因素”背后的事实依据就令人不好理解了。究其实,耳先生之所以作出扭曲我原意的推论,是根据他自己一套政治价值的评判标准的。关于这一点,下面的回答中还要继续说到。

  

四:关于作为“成功人士”的毛泽东与秦始皇兼及鲁迅与韩非子

  

最后来回答耳关音的第三个提问:“毛泽东为何尊崇鲁迅”?针对我文章中的一段:“毛泽东的独尊鲁迅,从历史的渊源看,颇类当年秦始皇激赏韩非子。当年的韩非子能从百家争鸣的格局中脱颖而出,在于他为秦始皇的一统天下提供了堂而皇之的权术理论。同样,鲁迅之所以被尊为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甚至‘中国新文化的方向’、‘中国第一等的圣人’,乃在于他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提供了彻底的革命话语’”——耳关音先生是如此反驳的:“应当说这个观点让你无意之中确实言对了,因为成功人士都是在不断学习和借鉴他人成功经验的基础之上才逐渐走向成功的。”——原来如此!原来毛泽东与“千古一帝”秦始皇一样,在作者的眼里都是历史上的“成功人士”!如此的奴颜卑膝与崇拜心态,我有些无语了。我终于明白当年文革何以会在红卫兵的山呼万岁声中开展得轰轰烈烈了。不错,一统天下的帝王们确实建立了“万世不朽”的功业,但他们“成功”事业的背后呢?是残暴黑暗至极的统治。史载:秦始皇用22次战争兼斩首181万颗人头的“丰功伟绩”终于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然后他开始了一连串“杰作”:用死亡约三百万人的代价修建长城;焚书坑儒不但杀掉大批知识分子,而且将无数宝贵的文化典籍毁于一旦;动用七十万人修建奢侈惊人的阿房宫,并将参与建造的工匠全部活埋;对于百姓则横征暴敛,残酷镇压——于是“天下苦秦久矣”——秦始皇暴政统治仅二世即亡。与秦始皇遥相映照的是毛泽东。但毛泽东青出于蓝而更胜于蓝。相比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小家子气,毛泽东大手一挥即来了个全民文化大革命,将知识分子一网打尽,仅不堪凌辱被逼自杀的即达20多万人,而停止招生的高校则荒废了整整一代学子的青春;相比于秦始皇的横征暴敛,毛泽东强行剥夺农民的包括土地、农具、耕畜等一切私有财产,统统归公,然后来个“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一下子活活俄毙了几千万红朝顺民。如此宏大气魄,难怪毛泽东要在其诗词中细数历代帝王:“惜秦皇汉武……”——数来数去,最后数到自己的头上:“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如此风流人物,果然不愧为“马克思加秦始皇”,难怪红卫兵要对其山呼万岁,也难怪现在还要博得耳关音先生的衷心爱戴。

处处透着荒唐与血腥的中国历史,往往充满了惊人的巧合性。相比于秦始皇帝国的二世而亡,毛的“家天下”在他老人家“驾崩”之后也灰飞烟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不但囚禁了毛的妻子与侄子,而且抛弃了毛本人终身不渝的“阶级斗争”策略,走上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道路。从表面看,这是党的工作的转折,但实际上是宣告了毛时代的结束。——真正应了那句老话:“人亡政息”。

现代人往往以毛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来抽象地超越毛所造成的具体历史灾难,从而为毛的错误和罪行开脱辩护,认为要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的确,文革不是毛一个人的错,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文革无法开展,这与中国的国情有关。但这些人同样忽略了一个事实:文革是毛借以发动群众来铲除异己的一种政治手段。例如刘少奇,因为与毛治理方略不同,政见相左,便遭到毛处心积虑的清除。请问:毛在有计划地清除刘少奇时,想到的是人民的幸福与前途,还是想到自己的大权旁落呢?很显然,许多人高估了毛本人的“道德境界”:在“革命”的名义下掩盖的,往往是不可告人的秘密。顺便说一句,文革浩劫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暴力革命的必然归宿。因为它的前身,乃是确立了毛至高无上权威的延安整风运动,毛由此拥有了超越于党的最高决策机制之上的无限权力,为文革埋下了祸根。

为了抓住在下写那篇文章的“卑劣动机”,耳关音先生不惜潜心挖掘,搜索出在下与他人的一段私聊中曾认为毛是“枭雄”的“罪状”,然后大发感概:“当人们将利益摆在事实和真理之上时,无论是‘盖棺定论’还是‘翻案’,都难以还原事实的本来面目……”——这里所说的“利益”在下不很明白,是说为了革命的终极胜利(所谓“真理”),可以不择手段地牺牲掉亿万人民的生命财产(所谓“利益”)?还是认为“黑五类分子”也和地主土豪的阶级利益一样理所应当被镇压掉?(因为在那段私聊中我曾说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毛的出现,对现代中国是一个灾难。打土豪,杀地主,镇压反革命,制造黑五类分子,哪一种,符合法制意义上的规范呢?”)既然如此,耳关音先生何必说得云遮雾罩、曲里拐弯,实不如理直气壮地宣布来得痛快:当初尽管镇压了那么多出生成分不好的“黑五类分子”,饿死了几千万人,但也是为了革命江山万代红,为了伟大领袖的宏伟目标,这些都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呀,如果连这些小事都要去计较,就是企图对伟人已经“盖棺定论”的丰功伟绩进行不得人心的“翻案”!耳关音先生还特意引证说:“譬如毛泽东,一代伟人就是一代伟人,不会因为走下‘神坛’就不伟大,更不会因为哪个人‘考证’出他在历史上的某点错误和不足就否定他老人家伟大的历史功绩。诚如邓小平所言:‘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摘自耳关音《“盖棺定论”与“翻案”》)——“某点错误和不足”,说得何其轻巧!看来毛泽东确实在耳关音的心中享有不可动摇的地位(这也是耳关音先生驳斥在下的动机之一吧),但“墨写的谎言,绝掩不住血写的事实”,毛的滔天罪行还用得着去“考证”吗?在大量史料被揭露的今天(这方面的史料我劝耳关音先生去看看杨继绳的《墓碑》和宋永毅主编的《文革大屠杀》),连当今许多党内人士也作出关于毛功过“倒七三开”的评价。为了给耳关音扫扫兴,我不妨也引用邓小平的一段话来作“以矛攻其盾”的反证:“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历史是我们走过来的,不能颠倒,不能改变。对毛泽东一生功过评价,一直是有争论的。我对彭(真)老、(谭)震林、(陆)定一说了:你们的意见是对的,但要放一放,多考虑下局面”(摘自邓小平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五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这也就是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的关于毛泽东“功大于过”的决议“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但为了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刻社会局面的稳定,防止人心思变(实际上是防止老百姓对共产党政权失望),也就不得不“违心”地作出上述决议。但这个“建国后很主要的政治问题”,在现今较为“平和的政治气氛、环境下”,应该抛开束缚来彻底地,同时也是实事求是的谈一下了。摆事实,重证据,不曲美,不隐恶,以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为参照,分析毛泽东的刚愎专断、桀傲不驯的反叛偏激性格,秉公直书毛泽东在其革命生涯和执政期间所犯下的种种暴行和错误,以史为鉴,永远警示后来者,是笔者的愿望。

关于暴力革命的看法,往往基于不同的价值标准和推理逻辑而因人而异,譬如我和耳关音先生的迥异。在下并不认为真理在手,也不会强迫他人认同自己看法。前几天上网,读了学者陶东风先生的一篇《毛泽东的暴力革命论》,深为认同,它代表的是当今文化界主流精英们的共同反思(当然与之对垒的也有狂热拥毛的极左派),在此转录出供参考:“毛为农民的‘无法无天’做的辩解曾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历来凭借势力称霸,践踏农民,农民才有这种很大的反抗。凡是反抗最力、乱子闹得最大的地方,都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的。’这是复仇逻辑而不是革命逻辑:因为以前欺压我,所以,我今天也欺压你,以前你称王称霸,今天我称王称霸,很公平!这最多是复仇理论,而不是革命理论。如果农民以地主原先欺压自己的方式欺压地主,这是典型的专制暴政的循环,它也正是中国古代农民起义和王朝更替的逻辑,没有任何新东西。阿伦特对革命的一个著名定义是:革命是一种开新行为,一种改变历史之性质的行为,而不是单纯的变化(比如王朝更替)。‘革命是唯一让我们直接地、不可避免地面对开端问题的政治事件’,‘无论我们企图如何界定革命,革命都不是纯粹的变动。’因为‘纯粹的变动没有打断被现代称之为历史的那个进程,它根本就不是一个新开端的起点,倒像是退回到历史循环的另一个阶段。’这是革命的现代性的表现,‘现代意义上的革命是社会的根本性变化。’革命就是政治世界中的开新行动,它的根本特点是创造某种期待、预测之外的东西,因此,革命不是“单纯的变动。”农民起义给我们的历史提供了真正新东西?开启了什么新时代?没有!即使毛泽东自己领导的这次农民起义也没有。真正的革命应该是以自由民主制度结束原先的专制(就算是毛泽东痛恨的“土豪劣绅”的专制吧),而不是以颠倒的方式(昨天你做皇帝今天我做皇帝)复制和延续这个制度。……革命尽管离不开暴力,但是只有暴力绝不是革命。”——所以耳关意先生你看,我仍然在此再次坚持自己让你“无语”的看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毛的出现,对现代中国是一个灾难。”这样的“伟人”,并不值得歌颂。——阁下的无语,也许正蕴含着源于“革命道义”的愤怒力量吧,但奈何“乱臣贼子”如在下者,并不惧服。

精通“帝王术”与“奴役术”的韩非子,曾建议秦始皇消灭“学者、言古者、带剑者、患御者、商工之民”这“五蠹”,以图天下的长治久安。这“五蠹”极为类似于文革中被称为“地反右富坏”的“黑五类”,所以韩非子在毛时代的文革中空前走红,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历史和逻辑的双重必然。文革中“黑五类”是一种极左思潮下的莫须有罪名,是包括几千万无辜民众在内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贱民”与“阶级敌人”,不但毫无人身权利,而且可以肆无忌惮地打压,甚至血腥屠杀(如著名的湖南道县大屠杀)——如此对国民人权和自由毫无人性的践踏,无论是出于红朝政权的巩固(诸如“斩尽杀绝黑五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文革口号),还是阶级斗争的必要,都让人无法漠视人民在其中付出的血的巨大代价。历史是人文的历史,不是向威权和暴力屈服甚至顶礼膜拜的历史。任何诸如此类的野蛮,无论来自暴秦,还是出自文革,都是让人不能认同的。

韩非子当年在向秦始皇献策之际遭到猜忌,后被毒杀,而鲁迅没有活到毛的文革时代,也避免了与韩非子类似的悲剧命运。但他却被利用作一种政治符号纳入毛的思想体系“跪着造反”。《鲁迅语录》在文革中大量出现,仅次于《红宝书》,断章取义、任意曲解鲁迅作品及言论的现象登峰造极。他的一些过激语言诸如“痛打落水狗”等,被红卫兵们捧为斗争人们的利器,借之“扫荡一切牛鬼蛇神”。这些,都是鲁迅身后被利用的一面,与他本人并没有多大责任,这我也在文章中指出过:“作为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巨大文学深度的文学家的鲁迅的思想也有他自身的局限,虽然我们无法苛求他为自己的身后事负责,他的本色只是把思想诉诸情感,而不是政治理性主义者”,但我为何又说“鲁迅之所以被尊为伟大的文学家、革命家,甚至‘中国新文化的方向’、‘中国第一等的圣人’,乃在于他为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提供了彻底的革命话语”呢?在此我想要指出的是,正是鲁迅晚年激进革命的思想局限,导致了毛泽东对他的利用。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指出过鲁迅思想的局限,在此为节省笔墨,不妨转录在此:

“应该指出,对于作为破坏手段的革命本身会造成的目标与结果之间的偏颇与悖谬,鲁迅曾进行过长时间的思考。一方面他认为‘革命以前,我是奴隶;革命以后不多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另一方面,他又相信革命的结果终会产生一个没有奴隶的平等世界:‘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自由解放,便能获得彼此的平等。’这两种矛盾的看法实际上凸显了鲁迅革命观复杂而深刻的复调色彩。一方面他认为从铁屋子里逃出来的人民大众除了仍然做奴隶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又仍然对革命抱有希望:‘中国经过了许多战士的精神和血肉培养,却的确长出了一点先前所没有的精神的花果来,也还有逐渐生长的希望。’——鲁迅这种‘对于认识的取舍和未来行动的不确定性’,‘在经过一段苦闷的自我探索过程,并在陷入了一种完全绝望与虚无的深渊后,他才在30年代,在左翼文学阵线中,成为一个为确定的目标而斗争的作家。’——李欧梵的这段概括可谓精辟,但其中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鲁迅不可能不知道被激进革命所裹挟而尚未进行启蒙改造的民众起来造反后,会给中国社会造成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他曾深刻无比地指出:‘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但他的思想为什么一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就转向了彻底的‘左转’?合理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革命所允诺的乌托邦远景将确实会给民众带来一个天堂般的‘黄金世界’这一宣传理念,给了当时陷入民族苦难现实而极度焦虑痛苦的鲁迅内心以‘温情的抚摸’,从而彻底地扭转了鲁迅的启蒙思维。这里,明显存在一个观念与行动的‘二律背反’:在鲁迅看来,广大劳苦大众从下而上参与开展的革命与造反既是当时社会贫富对立阶级矛盾白热化的反应,也是灾难深重的底层人民对任何社会改造措施都失去了希望的表征——这一特殊情势获得了鲁迅道义上的支持。正是在这种思想原则与现实目标难以折中的冲突中,鲁迅从一个‘观念人物’蜕变成了一个‘行动人物’,这是可以理解的。所以鲁迅曾毫不掩饰自己在实践上的激进主义和功利倾向,竟至相信‘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约束’。他说:‘若今日者,则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确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这也是难以苛责的。也应该指出,鲁迅在激进中说的‘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都像粪一般抛掉,而一个簇新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很显然是将‘宗教、家庭、财产、祖国、礼教’等社会形式视作束缚人民的封建枷锁,必须予以毁灭性的破坏,所以他认同苏俄式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与正当性。还应该指出,鲁迅也是看到了革命充满‘污秽与血’的阴暗一面的,对掺杂在革命队伍中鱼龙混杂的不同利益诉求者,他也曾予以无情的揭露,譬如‘奴隶总管’与‘革命工头’之类的讽刺,他更对革命成功后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命运作过种种不详的预测:‘倘当(旧社会)崩溃之时,竟尚幸存,当乞红背心扫上海马路耳’;如果某些别有用心的人获得大众,划分阶级,则自己‘至少也得充军到北极圈内去了。译著都禁止,自不待言’(这一切与文革中知识分子的遭遇多么相似),但鲁迅对革命所会带来的巨大负面效应还是缺乏应有的深刻认识,他似乎没有充分意识到,在革命的宏大叙事中,许多被裹挟在其中的无辜者的生命,将如草芥。鲁迅曾在三十年代回答一位记者来访时说:‘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为了将来的无阶级社会么?只要你不去谋害它,自然成功就早,那时就谁也不会饿死了。’——鲁迅当然难以预料几十年后无产阶级专政时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形,但如此信任还是暴露了鲁迅思想的短板:鲁迅的思维不幸陷入了一种‘路径依赖’模式,以为暴力革命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结果和‘沉默的大多数’一起走向了集体暴政,在无意识中成为极权主义的拥趸。”

——可以说,如果没有鲁迅的激进思想,毛泽东再想利用他,也找不到可以利用的把柄。也正因为鲁迅的激进革命理念,他在晚年成了共产党竭力拉拢的对象,他的加入“左翼文学联盟”即是明证。当今文学界一直在为鲁迅晚年左转这一事件而争论不休,有人认为这是鲁迅思想的污点,也有人认为鲁迅即使加入了左翼文联,也没有放弃自己独立批判的真精神,所以算不得污点,而恰恰是伟大的证明。本文保留自己的观念:鲁迅晚年的激进左转,被利用作毛泽东暴力革命的理论资源,暴露了他思想上的一些“短板”。但他的被利用是死后被利用,与生前主动献策的韩非子有质的不同。

  

五:索性说开去:全面理清毛泽东与鲁迅的历史关系兼及毛泽东的“谬托知己”

在耳关音先生反驳在下文章的结尾,他用“够了”一词来表达鲁迅在文革中被政治利用这一说法的强烈不满。这里,为了避免流于贫嘴式的嘴仗,我想从史料与事实出发,全面厘清毛泽东与鲁迅的历史关系,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我写那篇《毛泽东与鲁迅》文章的初衷,也才能更系统地反驳耳关音先生建立在历史史实严重匮乏基础上的无知。

作为20世纪政治与文化领域影响最大的两位人物,毛泽东与鲁迅终生没有谋面,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神交”。毛与鲁的最初“神交”,是在瑞金时期。冯雪峰详细回忆了这一情形:“一九三三年底,我到瑞金中央苏区去之后,常有机会见到毛主席。他那时受王明路线排斥,不担任党中央的领导职务,时间比较多。有时他约我到他那里,有时他自己踱到我的住处来。有几次他说:‘今晚我们不谈别的,只谈鲁迅好不好。’毛主席早就知道鲁迅,他曾遗憾地跟我讲过:‘五四时期在北京,弄新文学的人我见过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周作人,就是没见过鲁迅。’我当时曾告诉他,有一个日本人说,全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得中国: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鲁迅,半个是毛泽东。毛主席听了哈哈大笑,然后沉思着说:‘这个日本人还不简单,他认为鲁迅懂得中国,这是对的。’”“我还曾告诉过毛主席,鲁迅读到过他的诗词,认为诗词中有“山大王”的气概。毛主席听了,又是开怀大笑。”“而这些谈话,总是围绕着鲁迅的革命活动而展开的,对鲁迅先生的斗争、写作、身体状况,结交的朋友以及生活习惯等等,毛泽东同志都非常关心,反复询问。毛泽东还告诉冯雪峰:他很早就读了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都读过。阿Q是个落后的农民,缺点很多,但要求革命。看不到或者不理会这个要求是错误的。鲁迅对群众理论有估计不足的地方,但他看到农民的要求,毫不留情地批评阿Q身上的弱点,满腔热情地将阿Q的革命要求写出来。我们共产党人和红军干部,许多人看不到,对群众的要求不理会,不支持。应当读一读《阿Q正传》。毛泽东说他自己也想读一遍,可惜当地找不到。”——可以看出,瑞金时期的毛泽东通过对鲁迅生平及其作品的了解,认识到他对中国革命的价值及其作用,虽然这其中会有婉转的批评。

毛泽东后来便不断深入地阅读鲁迅的书,在进驻陕北时期,他曾对冯雪峰说:“我就是爱读鲁迅的书,鲁迅的心和我们是息息相通的。我在延安,夜晚读鲁迅的书,常常忘记了睡觉。”不久,周恩来想方设法为毛泽东弄到了一套《鲁迅全集》。自此,毛泽东对鲁迅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和了解。但毛泽东从中领略到了些什么呢?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纪念鲁迅逝世周年大会上对鲁迅进行了第一次公开的正式的评价:“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的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如此高的评价,立足点依然是鲁迅对“中国革命”的价值:“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在这里,毛泽东以一个“党外的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定义,将生前自由独立的鲁迅的身份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为了印证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特征,毛泽东列举了鲁迅的三大特点:“政治的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从而号召:“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然而,鲁迅精神中“立人为本”、“独立思考”、“拿来主义”、“韧性坚守”这四大核心要素,毛泽东却无一提及。很显然,毛泽东是以一个政治革命家的功利主义思维来总结和塑造鲁迅形象的,离一个启蒙思想家和文学家的鲁迅的独立批判精神相去甚远。这样的视角一旦发生了偏移,便越来越远。1938年4月28日,毛在鲁迅艺术学院发表讲话中,以鲁迅为例谈到了艺术上的“统一战线”问题(实际上是指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现在为了共同抗日在艺术界也需要统一战线,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不管他是写实主义派或是浪漫主义派,是共产主义派或是其他什么派,大家都应当团结抗日。当然对我们来说,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仍是必要的,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我们这个艺术学院便是要有自己的政治立场的。我们在艺术论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艺术至上主义者。”被毛在这里牵涉到的鲁迅的原话是:“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可以看出,毛泽东关于政治上的统一战线问题与鲁迅是一致的,但艺术家在政治上结成“统一战线”是否意味着在艺术上也要建立一个“统一战线”呢?在这个问题上,鲁迅的理解与毛泽东是完全不一样的。鲁迅在参与左翼文联时与周扬等人关于“两个口号”所进行的维护文学独立性的论战中曾说:“我以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因为有些作者不写‘国防为主题’的作品,仍可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的联合战线:即使他像我一样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也未必就是‘汉奸’。‘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除非他们有本领也证明了《红楼梦》,《子夜》,《阿Q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鲁迅此番辩争,乃是对抗以“政治”干涉“文艺独立性”的企图。然而,与鲁迅所理解的“文艺独立性”乃是创作中的自由不同,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对“文艺独立性”的概念进行了偷换,转换成了“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和“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毛、鲁的话看来相似,却是“同构异质”。如此偷换“文艺独立性”的概念不说,毛泽东还巧妙地把完全属于他自己的话语加诸鲁迅:“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你们鲁迅艺术学院要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

前面说过,毛泽东曾婉转地批评过鲁迅对农民的认识不够,这样的观念后来在他给周扬的一封信中进一步发展:“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在这里,毛泽东又是按照政治革命家的立场去要求鲁迅的:认为鲁迅仅仅通过对国民劣根性和精神奴驭创伤的揭露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倚重的对象正是阿Q这样的农民,不但不应该批判,还要培养其成长壮大——这里已经与鲁迅的启蒙立场截然不同。在鲁迅作品中,鲁迅让阿Q死去,就是认为中国革命不应该是阿Q式以暴易暴的循环模式,显示了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深刻的洞察力。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与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在农民革命问题上的认识已经截然不同。

这样不断地偏离、解构鲁迅,不断地将鲁迅的形象纳入自己政治意识形态的体系中,毛泽东终于作出了那个著名的论断:“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至此,一个作为思想启蒙者的鲁迅,在毛的重新“阐释”和“改造”下被遮蔽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形象作为一面旗帜被毛泽东空前地推出了。毛泽东成功地塑造了生前具有广泛影响的鲁迅新形象,使之成为自己“武装造反”之外的一个文化力量,成为“朱总司令”之外又一个的“鲁总司令”,以此对抗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通过对鲁迅的重新阐释,那个独立批判精神的鲁迅在毛泽东笔下成了一个听命于将令的驯服工具,这也为文革中造反派肆无忌惮地断章取义鲁迅生前的一些激烈话语,从而把鲁迅打造成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实际上是无辜民众)的斗争工具埋下了隐患。这种现象发展到登峰造极,就是在文革中鲁迅的形象居然蜕变成了毛泽东的“仆从”与“学生”:譬如《红旗》杂志社论曾以《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为标题写道:“鲁迅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在于他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比崇敬和热爱。……他始终坚定地跟着毛主席走,勇敢地捍卫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人民日报》则在《学习鲁迅的硬骨头精神》的社论中写道:“我们学习鲁迅,就要像他那样,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灵魂,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迎着斗争的暴风雨奋勇前进!”——在此,想请问耳关音先生一声:鲁迅先生生前,什么时候“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了,在下实在无从得知,还望告知一声。

诗人牛汉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曾有一段话:“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应为《新民主主义论》)树鲁迅为旗手,这些情况,冯雪峰深深知道内情。1934年他当中央苏区党校副校长时和遵义会议前的毛泽东有较多接触,经常在一起散步聊天。1942年整风后,延安文艺思想一致了,但国统区、大后方文艺界、文化界对共产党、对毛泽东及其思想还不了解。要找一个众望所归的人来‘统一’。想来想去还只能是鲁迅。”牛汉先生(也包括冯雪峰)这段深中肯綮的话的弦外之音乃是:毛泽东其实并不真正理解鲁迅,他树鲁迅为新文化的“旗手”,是为了“统一思想”而施行的政治谋略。“神道”是为了“设教”,“借尸”是为了“还魂”,“鲁迅”这面大旗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掌控对“鲁迅”的阐释权,这样才能实现对鲁迅所代表的现代知识分子的掌控,为他在思想战线上统一全党奠定坚实的基础。鲁迅的《忆韦素园君》中曾有一段话:“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这段话不幸成了他身后遭遇的真实预言,因为毛对鲁的颂扬,确属“谬托知己”。

六:不算结束的结束

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不以为然:如此呶呶不休半天,还不是想驳倒耳关音先生的那篇文章?但天下许多事情,譬如引起耳关音先生强烈反驳的拙作中关于毛泽东独尊鲁迅的“背后”所牵涉的历史,不“呶呶不休半天”,还真不好说得清楚。另外,对历史人物和历史史实的真相有所追索,也并不具有“瞎折腾”的意味吧?许多历史事实尽管已经约定俗成如铁铸一般不容怀疑和更改,但天真如我辈者,还是幻想有朝一日能完全解开笼罩在历史胴体上那被谎言编造着的皇帝的新衣,以及被皇帝的新衣所迷惑如耳关音先生的人们。还是开头那句话:可与言而不写之言谓之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为之失言。如果耳关音先生有幸能够看到,怪罪在下如此“瞎折腾”,如此狂妄托大,那么在下也只好学着他的样子说声:失敬,失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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