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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新宇:人生何处不相逢——瞿同祖与何炳棣的命运对照

更新时间:2012-11-11 22:20:15
作者: 陈新宇  

  并做进一步的打算。但天有不测风云,这个原本在1948年唾手可得、因故延缓一年申请的资助在1949年突然经费无着,随后更因大学院系中的人事纠葛,烦闷之中,加以祖国巨变的“精神号召”,使得其曾做出了回国的决定,甚至向校方申请回国旅费不足的补助,后因同事劝阻而罢。[20]

  也在1949年,瞿同祖的妻子赵曾玖携子女从美国回到了祖国。因中美的紧张关系,在无法直接从美回国的情况下,1962年瞿同祖来到了较为中立的加拿大,任教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并在1965年回国。[21]1962这一年,是何炳棣学术生涯的关键节点,其收到了来自芝加哥大学的聘书,回归学术重心之地。有意思的是,他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通史”课程,正是由瞿同祖接手。根据何氏的回忆录,他在1962-1963年学术休假, 1963年秋季开始芝加哥大学教研,[22]不知在此期间,两人是否在温哥华有过短暂的相会?

  1962-1963年间的一别,两人从此天涯相隔,似不曾再见了。作为一个学者,何炳棣在被动与主动之中放弃回国,却使得其学术生命得以延续并继续发展,正如在多年后,其深感1940年第一次留美考试失败反倒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之反思:“我如果那年考取,二次大战结束后我应早已完成博士学位,一定尽快回国了。以我学生时期的政治立场,加上我个性及应付人事方面的缺陷,即使能度过‘百花’、‘反右’,亦难逃‘文革’期间的折磨与清算。”[23]他的好友丁则良、罗应荣当年放弃学位匆匆回国后,历经各种“运动”,或自杀、或病逝,下场凄凉悲凉,正是鲜明写照对照。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上世纪八十年代开会时遇见吴于廑这位第五届庚款考试的胜出者时,他会脱口而出:“保安兄,我是你手下败将,可是你救了我的命!”[24]诚肺腑之言也。

  而瞿同祖,则不能不让人惋叹其正处黄金年龄的学术研究之戛然而止。尽管回国时“满腔热情”,却报国无门,焦虑之中,数度住院,危及生命,最后得良医力劝,不得不放弃“再写一本好书”之心愿。[25]遥想西南联大时虽说条件恶劣,但筚路蓝缕中仍可写作,此番却是“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了。1998年米寿之际,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刊行其论著集,老先生在自序中提到:“读者从我的著作及演讲稿目录里可以看出,八十年代以后,我便无专著问世了,仅有少量的论文及为参加国际学术活动而作的讲稿。有些学者比我年纪还大,仍勤于写作。我自愧不如,这就只能归咎于疏懒了。古人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我则是老大不努力,无所建树。言念及此,感慨不已。”[26]光阴荏苒,约十年后再接受采访,或许是访谈者格外贴心,或许是人瑞已感生命之限,老先生道出大实话:“过去说回国后没能写出书,是自己的疏懒,那是谦虚,实际上,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允许”,[27]端的让人不胜唏嘘!这里笔者只能一声叹息,不管多优秀的学者,在命运面前,也永远是大时代、小人物!

  进而追问,何种条件不允许呢?除了大的政治环境外,细节上的东西颇值注意。瞿同祖曾不止一次地谈到与回国时的资料条件相比,在国外图书借阅自由便利,而即便是抗战中在云南大学,也可不限册数,时间宽裕。[28]何炳棣同样比较、反思,坦言道:“我如果……二战后回国执教,恐怕很难做出现在累积的研究成果。政治和学风固然有影响,更基本的是国内大学图书设备无法与美国第一流汉学图书馆比拟。北京图书馆……善本及一般中文收藏当然最为丰富,但不准学人进库自由翻检……这种措施不但大大减低研究者的便利,并且势必剥夺了研究者不时无意中遇到的新资料和开辟新思路的机会。”[29]诚哉斯言!此番英雄所见略同的诤言,对于当今试图建立国际一流大学的大大小小的主政者们,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应该指出,家国情怀是那个时代海外学人无法割断的心结。2004年瞿同祖终于开口谈及:“有时候人提问很不合理,象‘文革’时你为什么回国来这样的问题,就无法回答。国内发生文化大革命,我怎么知道呢?连刘少奇都不知道要发生文化大革命,我怎么知道呢?而且我不了解国内情况,我回国,事先没有跟国内联系过,因为我一个中国人,回国来还要联系吗?!” [30]想来这番略带火气的话,先生深藏在胸中多时、郁结于心头多年,一抒胸臆,不吐不快。

  1971年何炳棣和杨振宁、王浩、任之恭、陈省身五位旅美著名学者访华,写出《留美中国学者访华观感集》,对“文革”中的中国做出了今天看起来匪夷所思的高度评价,以至于后来何炳棣坦言“愿意把它忘掉”,原因是“它虽有史实与感情,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真正的动机”。[31]对于这批学者的特殊言行,学人的解读颇为精彩:“他们强烈的民族情感不忍心让他们在西方那样的处境下,再来对自己的祖国提出批评。这种家国情感超越事实判断的历史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统一渴望的极端表现,以事实判断,他们不见得对当时中国的真实生活没有一点自己的独立观察,但对国家统一的强烈感情,让他们的理性失去了对事实的反省。”[32]诚哉斯言!即便阅历丰富的历史学家,思维缜密的物理学家,也不可能在所有问题上都保持情感与理智的平衡,尤其在面对祖国时更是如此。当代学人包括鄙人在内因为历史时空的不同,或许很难完全理解和真正感受那个积贫积弱年代中国学人内心深处波澜起伏的家国情愫及同样强烈的报国情怀了。但,更深刻的问题或许是——借改电影《第一滴血》的经典台词——祖国会像他们爱她那样爱他们吗?

  

  余思

  

  从燕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到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瞿同祖与何炳棣这两位近现代杰出学人的学研生涯竟然有如此相似、相交的轨迹,命运之手冥冥中的安排,真是让人感叹!

  如果将两人打一比方,那么何炳棣是火,瞿同祖是水。

  何炳棣如一团炽热的烈焰,在竞争激烈的西方学界,他可发出“看谁的著作真配藏之名山”[33]这样豪情万丈的狮子吼,对学术买办和装蒜者,他不假颜色,直面斥责,对学术论辩,他不崇权威,积极应战。这种性格,或许过于刚烈,过于攻击性,甚至不免意气之嫌,但不虚伪、不矫作、不善巧,正是君子袒荡荡的真性情。一直到今天,年近期颐的何氏还在进行先秦思想的攻坚,即便妻子过世,在“家无妇,不为家”[34]的感慨之余,仍能写出数十页篇幅的长文,一如既往地参与论战,实在可称为学术斗士。

  瞿同祖如一股潺潺的清流,那是荣华阅尽宠辱不惊的淡定,这种“上善若水”的性格帮助他较为安然地度过后来那个不堪的年代,得享高寿。学术作品的生命实际上是与作者的伟大人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瞿氏的著述如同他的清流人品,没有时髦理论呈张牙舞爪,没有奇怪词汇来吸引眼球,有的只是资料广博娴熟、理论深化内敛的自然融合。[35]在当今虚荣焦躁的时代,在没有持续作品的情况下,他的人性光辉,他的“桃李不言”仍能给予真正向往学术者以信心和力量。

  必须指出,本文的目的绝非是为了孰优孰劣的比较,只是想从学术史的角度,补阙一段不应被遗忘的两位广义上的“法学家”、同时也是真学者之间的传奇故事。一言以蔽之,这团烈焰,这股清流,不是水火不容,而是水火交融。

  

  注释:

  本文的写作,曾蒙孙家红学兄、刘信一学棣惠赠宝贵意见,谨表谢意。

  [1] 1981年中华书局再刊了《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988年王健、范忠信等学者主持的“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整理出版了包括《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在内的《瞿同祖法学论著集》,2003年范忠信、晏锋翻译出版了《清代地方政府》,并有对瞿先生的多篇访谈,代表性的作品有如王健:《瞿同祖与法律社会史研究——瞿同祖先生访谈录》,《中外法学》1998年第4期;王健:《瞿同祖先生谈治学之道》,《法制史研究》第6期,2006年12月;瞿同祖、赵作栋:《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林端:《由绚烂归于平淡——瞿同祖教授访问记》,《当代》第153期,2000年5月。

  [2] 据何炳棣自述,他与边沁有三次相逢:一是在西南联大时为友操刀近代西洋政治思想史作业,了解到边沁思想;二是留美考试中有关边沁的经济思想史试题;三是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课程口试考题“评估边沁的主要理论及其对立法及议会改革的影响”。参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6-230页。另,何炳棣在1937-1938年即精读了白芝浩(Walter Bagehot)的《英国宪法》,从哥大博士课程的口试来看,其对英国宪法史的名著、英法政治的演变等颇有心得。详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24页、第231-237页。

  [3] 参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267页。

  [4] 1988年的“两会”上戴逸先生曾以“法学幼稚”、“哲学贫困”、“史学危机”、“经济学混乱”来形容当时哲学社会科学的状况,参见龚津航:《我国法学研究的纵向思考——与杜飞进一席谈》,《法学》1988年7期。此一坦率的当头棒喝,管见以为迄今仍有警醒意义。

  [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

  [6] 列文森曾借喻“博物馆”来说明儒家传统的死亡,史华慈则认为对于非物质性的文化来说,用“图书馆”来比喻更加恰当。参见郑家栋:《列文森与<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代译序),收入【美】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6页。

  [7] 参见瞿同祖、赵作栋:《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

  [8] 参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6页。

  [9]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4页。

  [10] 参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9页。

  [11] 费孝通:《留英记》,收入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6页。该文写于1962年(依据文章后所附时间),其收录在如2002年出版的费孝通的《师承?补课?治学》(三联书店)等书之中,当时费先生尚在人世,可见并非应景之作。

  [12] 瞿同祖、赵作栋:《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关于当时情况的描述又可见: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1947年版序,收入《瞿同祖法学论著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王健:《瞿同祖与法律社会史研究——瞿同祖先生访谈录》,《中外法学》1998年第4期。

  [13] 金岳霖在抗战时期完成了几十万字的《知识论》,但在躲空袭中不慎遗失了文稿,只能重写,终于在1948年年底写完。详见金岳霖:《知识论》“作者的话”,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4]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70-371页。

  [15]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36页。

  [16]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264页。

  [17] 萧公权:《问学谏往录》,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页。

  [18]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266页。

  [19]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 1368-1953》“前言”,葛剑雄译,三联书店2000年版。

  [20] 参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248-250页。

  [21] 参见瞿同祖、赵作栋:《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

  [22] 参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313、353页。

  [23]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31页。

  [24] 参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131页。

  [25] 参见瞿同祖、赵作栋:《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

  [26] 瞿同祖:《瞿同祖法学论著集》“自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7] 瞿同祖、赵作栋:《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

  [28] 参见瞿同祖、赵作栋:《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王健:《瞿同祖先生谈治学之道》,《法制史研究》第6期,2006年12月。

  [29]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393页。

  [30] 参见王健:《瞿同祖先生谈治学之道》,《法制史研究》第6期,2006年12月。

  [31] 参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476页。

  [32] 谢泳:《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时代困惑》,收入谢泳:《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30页。

  [33] 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301页。

  [34] 2010年5月13日下午,何炳棣莅临清华做《国史上的“大事因缘”解谜——从重建秦墨史实入手》讲座时所说。其妻子邵景洛女士,已在几年前去世,。

  [35] 即便是主张以社会科学观点和方法治史的何炳棣,后来也对不少此类著作不能满足历史学家对坚实史料的要求,以致理论华而不实、易趋空诞,感到失望与怀疑。(参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第477页。)对何炳棣的这一改变,当今治学者值得特别注意与借鉴。管见以为,有效承继古典乾嘉学风,合理融合现代理论方法,可能是法史学的出路之一。

  

  陈新宇,清华大学副教授。

  来源:载《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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